我们不能假设集中银行权力和加强对公司行为的控制不会伴随产生不幸的后果。毫无疑问，在“利益共同体”计划下，全国大铁路系统的合并大大稳定了货物运输的价格，提高了经营效率，使管理人员能够开拓大量新业务，增加利润；它也使华尔街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些年来作物的大丰收、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和商业上的整体繁荣，都助长了华尔街的乐观情绪。不过，巨大的物质进步和繁荣必然会引来投机，投机一旦开始，便会因其赖以此为食的东西愈演愈烈。
1904年年底，股市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投机行为，而且在整个1905年里都几乎没有中断过，甚至1906年时仍在继续。铁路股票价格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北方公司优先股价格涨到每股300美元以上；北太平洋公司的则超过了200美元；圣保罗公司的接近200美元；艾奇逊公司、南太平洋公司、联合太平洋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和其余所有铁路公司的股票价格都在稳定地节节攀升。工业股票也正进入全盛时期，数以百计的新企业在华尔街上筹资创立。企业很容易获得贷款，而且利率很低。1905年后，大多数银行家和投机商已经习惯了高价格和巨大的投机利润，在华尔街上，几乎任何关于融资的“提议”都很容易被接受。
对于证券包销集团（underwriting syndicate）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经纪人非常渴望寻找机会去资助任何承诺有利润可赚的项目，无论其是否有价值。许多极端可疑或带有投机性质的企业未经过真正的调查，就通过审批了。许多私人银行企业，即使是名望看着相对保守的，也养成了加入这些有问题的报销的习惯。而且银行控制的新时代带来了肤浅的观念——像1873年和1893年那样的金融危机肯定不会再发生了。人们经常说，在有势力的银行机构控制下，美国工业的协作将是抵抗通货膨胀和过度投机危险的堡垒。然而，1906年，金融美国真正体会到了自讨苦吃的感觉。
被称为“造船托拉斯”的美国造船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向世人表明了投机精神是怎样蚕食着这个国家的金融信用。这是一个造船制造商的联合体。当时有着这样一种说法：共和党执政下的国会将通过自由造船补贴法（a liberal ship-subsidy law），这个法律可能会带来造船业的大复兴。美国造船公司就是基于这种说法之上创立的。这种预期也使摩根集团在1902年建立的国际商船公司振奋起来。但这样的立法并没有出现；而“造船托拉斯”的出资人热情不减地继续努力着。一个叫丹尼尔·李·罗伊·德莱塞（Daniel Le Roy Dresser）的年轻人组建了共和国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 of the Republic），致力于认购美国造船公司的股票。8个公司被合并——其中一两家相当有价值，但其余的大部分都是一堆垃圾，其资本总额巨大。公司发行了巨额的债券来募集资金，以高价购买欲并购的公司。一年以前，一个小公司能卖到10万美元，所有人就很高兴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公司却卖出了200多万美元，其中1/4还是用现金支付。
美国造船公司刚组建没多久，就开始走向衰败。承销商把这笔生意给毁了。接着，令所有人吃惊的是，它的总裁刘易斯·尼克松宣称公司已经从查尔斯·M. 施瓦布手中购买了伯利恒钢铁公司。这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伯利恒钢铁公司比整个造船公司具有更加真实的价值。所有人都认为施瓦布疯了，一般人都这样理解，他从美国造船公司得到的都是一些毫无实际价值的债券。但施瓦布没有疯，他坚持这些债券是拥有表决权的。不久，当整个计划分崩瓦解时——连共和国信托公司都一起遭了殃——人们发现施瓦布拥有了所有的工厂团体，包括伯利恒钢铁公司。后来，他抛弃没有价值的财产，把资产良好的造船工厂变成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子公司。
银行业还有另外一个同样不合理的创建公司的典型案例。一些小金融家竭力模仿摩根和标准石油公司，试图组建一个资本无限的银行锁，去推动他们的投机活动。在这些投机的银行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查尔斯·W. 摩尔斯（Charles W. Morse），他是一个能力超凡的人，在美国制冰公司和华尔街的证券操盘中发了大财，在造船和航运方面也做了一些事情。到1905年，他已经成为华尔街相当有地位的重量级人物。他获得了对北美银行的控制权，这是华尔街最老牌且稳定的金融机构之一；他开始利用这家银行的信用和资源来为他的投机提供金融支持。后来，他发现需要更多的资本，就利用自己已经拥有或控制的银行，去获得对其他银行的控制权。到1906年底，他及其朋友已经拥有了7～8个资产优质的银行，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银行中，他也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后来，他制订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合并大西洋海岸所有航线。他为这些航线付出了惊人的高价，然后将其资本化。从此，他获得了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几乎所有浮在水面上的东西。之后，他还从摩根手中购买了乔治亚中央铁路公司的全部股票，以控制大洋轮船公司（Ocean Steamship Company）。这条线路从萨瓦纳到纽约，与乔治亚州中央铁路连接在一起。
同时，华尔街这口热锅正持续沸腾着。1906年夏天，哈里曼集团的金融家们火上浇油，突然把联合太平洋公司普通股的红利从6%增加到10%，一夜之间该股票便上涨了40个百分点。华尔街的谨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许多最保守的金融机构也开始追逐一些来历不明的证券推向市场。采矿业股票突然流行起来，几个月后，整个国家都疯狂地不作任何调查，以高得离谱的价钱购买上千个毫无价值的金矿和银矿股票。华尔街的“路边证券市场”成为采矿业经纪人的“疯人院”，甚至证券交易市场也对这些矿业冒险地放下尊严，给他们的股票挂牌上市。[ 采矿业股票兴隆的直接原因是上一年在加拿大的科波特地区发现了大银矿，在内华达州的哥德菲尔德地区发现了金矿。一些公司，比如加拿大的尼皮辛矿和内华达州乍母伯矿（Jumbo mine），是真正的财源，及时地向其股东支付了几百万美元，但几乎所有其他其他的公司或早或晚地都被证明是没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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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年底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出现了一些危险的征兆，许多勤于思考的人开始极力敦促大家谨慎起来。疯狂的投机活动引起贷款压力逐渐增加，华尔街的活期借款（demand loan）在9月时攀升到了近几年的最高点。同月，纽约的银行报告了储量赤字，向美国国库寻求剩余黄金援助。定期存款暂时缓解了危机，但这一年是在紧张不安中结束的。不过，华尔街大多数银行家坚持这一理论，即每一件事情只要存在基本上就是合理的；展望1907年，依然充满着希望；新年过后一切都会变好。
此时，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似乎被长时间以来能够轻松赚钱、价格上升、快速发财和成功创业的投机给催眠了。在这件事情上，哈里曼当然没有预见到事情会向不利的方向转折，因为1906年时，他让联合太平洋公司和南太平洋公司利用大量的剩余资本，以高价购买大量额外的铁路股票；摩根和希尔集团似乎也没有预见到困境，因为他们正发展铁路资产，花钱如流水，不断改善着铁路基础设施；花旗银行或标准石油公司的掌控者也没有准确地对未来作出判断，因为他们不但未采取措施阻止投机的潮流，而且实际上在顺应这种潮流，不停变换着自己的各种计划凑集融资。当然，更多规模较小点的投机商人，像查尔斯·W. 施瓦布、F. 奥古斯塔斯·海因策（F. Augustus Heinze）和尼克博克信托公司的查尔斯·T.巴尼（Charles T. Barney）也都没有为未来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正向各个方向扩张自己的事业。施瓦布大规模进入采矿业；海因策正在筹划联合铜业公司，从商业国民银行（Mercantile National Bank）获得贷款，控制了他所能获得的资产；摩尔斯的船只正在河流上漂浮着；巴尼正把大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资金投入到各种各种不可信赖的冒险行业中。
1907年2月以前，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一进入2月，股市开始崩溃，银行开始收回借款，试图改善状况。但那一时期真正的不稳定的状况，人们直到几周后才有所理解。标准石油公司的副总裁亨利·H. 罗杰斯发现无法为弗吉尼亚铁路弄到2 000万美元的借款，当时他正在修建这条铁路，以开发西部某些烟煤产地。尽管个人信用很高，但罗杰斯不得不为这项贷款支付超过8%的利息，用超过3 000万美元的最高级投资债券和股票作担保，并附上亲笔签署的票据。这次交易使人们惊惶失措。如果拥有最多现金储备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副总裁，不得不为区区2 000万美元进入市场，并为此支付超过8%的利息，那么形势确实非常糟糕。
“三月恐慌”或“无声的恐慌”——人们都这么称呼它们——接踵而来。股票每次会下跌3～10个百分点，货币利率则不断攀高；银行对借贷者关门，股票经纪人开始破产。成千的投机商被摧毁；在场外证券市场中采矿业的繁荣完全崩溃，华尔街的金融家不停歇地四处奔走，想方设法渡过难关。但居高不下的利率，使得大量黄金从欧洲流出，财政部长把更多的资金存入纽约银行，资金被吸引到纽约，有助于缓解现状。恐慌暂且被止住了。
华尔街仍然不愿相信还有更严重的恐慌在等着他们。全国的商业继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铁路利润很大，工业红红火火地发展着；人们普遍预期会有新的收获；同时，利率很高，似乎能满足流通需求量。尽管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政策，即使是资本大鳄都认为最坏的情况已经结束了。几乎每个人都说：“华尔街已经把房子都清理干净了，不久，我们的生意会比以前更加兴旺。”所有人都把他们的理解和思考建立在这种想法的基础上，随着工商业继续繁荣发展，华尔街上任何进一步的困境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