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山东问题的由来和北洋政府密不可分。山东问题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掀起“割地狂潮”，1897年，两个德国的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公然挑衅，被当地人打死。德国以此为借口，公然派军舰攻占了胶州湾。1898年，德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项租界条约：胶州湾租给德国九十九年，行政权、铁路修筑权、矿产开采权都归德国所有。这些条约使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对德国宣战，而战场竟然就在山东的龙口。11月，日本占领了青岛，就这样，日本抢夺了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日本为了使他们在德国的权益合法化，于1915年提出了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条就是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而刚刚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又急于想让日本支持他当皇帝，为了一己私利就抛弃了整个中国的利益与尊严，就在5月9日这一天袁世凯正式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原本日方要求要对这些条约保密，但是这些条约很快就被新闻界的人士所得知，并将此协定公告于天下，激起了国内爱国人士的极大抵抗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于日本以及“卖国”政府的行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认为这是巨大的国耻。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许多思想觉悟较高的爱国人士，特别是在年轻的学生中间。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满腔热血地准备为国家做出贡献，并且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所担负的民族振兴的重任。同时，北洋政府的昏庸无能、崇洋媚外，宁愿牺牲国家人民的利益来换回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支持，从而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态度也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所以，年轻的学生们已经意识到了依靠当时的北洋政府来实现民族的振兴、挽回民族的尊严，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愤怒的爱国学生和群众掀起了反日的浪潮，各种反日的活动时有发生。也就是说，爱国人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行径早就有了不满的情绪。
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且对运动的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支部队外，全部调集于青岛。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来章宗祥在5月4日遭到学生的痛殴。在中国对德宣战后，与日本同为战胜国，德国虽然为战败国，但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没有被中国政府收回，反而被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因此，国内爱国人士的反日情绪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学生们已经多次组织了抵制日货的行动，他们举行集中焚烧日货、拒绝购买日货等活动。
（四）工商阶层的发展
一战前后及一战中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分析其发展的原因，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总结。
外因就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而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日本在中国掠夺了许多权益，并且获得了大量的白银。这些刺激了列强们瓜分中国的野心。他们纷纷争着做中国的债主，抢夺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权利。在这个时期，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同时商品输出仍然在继续扩大，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
而内因则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而中国要赔偿日本大量的白银，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不得不放宽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从而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除此之外，随着封建专制统治被辛亥革命推翻，以及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
经过这场辛亥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的方针政策，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更激发了实业家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于是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较著名的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拓植协会等。这些实业团体大都以“强国富民”、“振兴民生”为目标，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和以商战反抗列强侵略的爱国热情。由知名华侨人士创办的同仁民生实业会得到华侨的热烈响应，海外华侨竞相投资国内工商业，这都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辛亥革命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此起彼伏，“实业救国”思想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基础。面对外国资本的加紧渗入，洋货越来越多地充斥中国市场，国内第一次出现了抵制洋货的运动，这次运动于1904年首先由商务界发起，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再度兴起，1919年达到高潮。抵制洋货，提倡国货，“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也成为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愿望。同时也使国货市场扩大，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由于时代潮流的冲击，北洋军阀政府较之晚清政府，明显地增加了资本主义色彩，相对来说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重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始参与北京政府内阁和地方的活动，他们利用掌握的部分权力，制定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继续发展。
民族工业初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设立的厂矿企业数量增多、投资额扩大；兴办近代企业的地区增多；以轻工业为主，其中棉纺织业发展最为迅速。民族工业的发展也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重要影响：（1）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维新派掀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革命派，发动了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辛亥革命。（2）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不仅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奠定了新的阶级基础，而且也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前提和内在动力，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瓦解和崩溃。
这一时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很鲜明的特点，那就是虽然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的社会环境，使其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首先，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在轻工业方面，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表现出工业结构的不平衡，同时，新建的民族工业大都分布在沿海和通商口岸附近，表现出地区分布的不平衡，因此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其次，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相比，力量十分薄弱。同时又加上帝国主义对民族工业的排挤和打压，所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很难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三，民族资本与封建经济相比，封建自然经济仍占着绝对的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加紧了对华的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进入20年代，大批民族工业或被外资控制兼并，整个中国民族工业迅速萧条。民族资本主义短暂的发展阶段深刻地告诉了我们这样的道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是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只有实现民族独立，才能使民族工业得到真正的复兴。“实业救国”虽成难圆之梦，但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的发展为民主革命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同时也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条件。
（五）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
1917年，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它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士兵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并且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俄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俄国人民所取得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胜利。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社会政权的变迁总是由一个剥削阶级统治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始终无法摆脱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然而，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规则，它不是以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以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所以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根本转变。当时，满腔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正在积极寻找解救中国的出路，恰好在此时俄国的这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革命，震惊了世界，俄罗斯的民众大联合最终打倒了贵族，驱逐了富人。因此给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希望。在中国，李大钊是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他以满怀热情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乃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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