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式学堂的建立和不断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逐渐传入中国，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后，民主共和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并且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来，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他倒行逆施，妄图恢复帝制，这激起了当时人们的极大不满，于是，反对封建帝制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了。而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列强无暇东顾，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时候，逐步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足于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抵制复辟的倒退行径。于是，他们在思想领域内率先发起了一场启蒙运动，即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期间对北大采取的一系列兼容并包的政策，为北大学子的思想进步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因为民初以来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所以当巴黎和会中国失败时，随即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些就是五四运动得以产生的国内背景。而国际背景则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一）新思想的传播
1.新思想的迅速传播
清朝末年，落后守旧的清朝政府已经走向衰落，由于闭关锁国政策，清朝与外界的接触几近于零。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遂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为了维持统治，当时的一些朝廷大臣们发起了一场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也以失败告终。随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们又掀起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以求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虽然维新运动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但是，在此期间，由于这些运动的需要，他们培养了一些新式人才，传播了一些新式思想。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对中国年轻的一代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后来在《新青年》等刊物的创办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广下，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对学生以及普通市民也有了很大的影响。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政治、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使他们从根本上树立了拯救国家于危难的责任感。进而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思想上和阶级上的基础。随着青年学生思想的不断进步，他们意识到了宣传爱国思想与联合大众的重要性。于是，在一些思想觉悟比较高，组织能力比较强的学生的发动下，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在民国初年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这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这些有组织有纪律的学生社团，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这次运动，一般被称之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启蒙”二字，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新事物的刚刚开始，具有萌芽的意思。那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历经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启蒙运动的含义也就是启封建之蒙的意思，是从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中开启一种新的反封建的文化。因此说新文化运动是反封建的文化产物。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造成世人的愚昧无知，因循守旧，为了抛弃愚昧，启发理智，处于进步阶段的资产阶级，需要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
当我们谈到中国的启蒙运动时，很自然回想起14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欧洲的启蒙运动可以追溯到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段时期，也是欧洲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文艺复兴，是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在逐步发展起来时，不满意自己所处的政治、社会地位，于是在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爆发的一场革命运动。
那么与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相比较，中国的不同之处就是没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落后保守的清王朝在把持着大权。虽然没有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中国也有一部分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因此也就存在着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下，力量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在探寻着生存的道路，也要求有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为他们开启发展的道路，满足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需求。当时的进步人士魏源曾主张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来抵御他们的侵略，从而维持清廷的统治地位。虽然他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但是也带有一些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然而愚昧无知、固执己见的清政府并没有采纳这种主张，顽固的当权派更是坚决抵抗这种历史的需求。
世事总是决定着历史的变迁。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给清廷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了“清剿”太平军，统治者们想到了利用洋枪洋炮。这样，就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们发起的洋务运动。他们陆续创办了机器制造局、新式造船厂、轮船局、矿务局、电报局等。也因此培养了许多这方面的人才来兴办这些事业。据史料记载，从1861年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教习外文开始，上海、广州、福州、天津、武昌、南京等地，都陆续设立了各种洋务学堂。正是通过这些洋务学堂，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传播。清政府还派了许多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然而，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洋务派做出这些举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清朝的统治，而并不是真正地发展资本主义。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他们都是持坚决排斥的态度。但是不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于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新学”就开始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了。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曾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等西方名著。而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这些学说的目的只是想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立宪改良运动，他们幻想着在保持现有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达到国富民强的愿望。因此，他们当时所宣扬的思想、介绍的书籍都体现了改良的观点，但是在本质上并不是完全追崇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的。所以说，当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兴起构成对他们的威胁时，他们犹如墙头草一样，摇摆到封建势力这一边，并与之一起来镇压资产阶级革命。
随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辛亥革命也以失败告终，它从一方面说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战胜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辛亥革命，是指发生在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帝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也就是指自19世纪末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那场革命运动。不过，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建立了中华民国，传播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但是，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都没有对封建主义提出彻底的反抗斗争，即便是受过欧洲思想教育的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在阐述民主主义纲领时也要引用孔孟的话作为论据。因此可以推断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上缺乏独立的精神。所以说，辛亥革命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了，中国的两大社会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不轻易屈服的中国人必然要继续寻找拯救国家于危难的真理，继续寻找一条使国家走上自由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的道路。就在中国的有志之士还在黑暗中痛苦思索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社会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却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发展环境。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受着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一战的爆发使列强无暇东顾，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环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一场启封建之蒙的新文化运动，便随着时代的潮流应运而生了。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一直在不间断地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然而，受各种各样内因和外因的影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它的伟大功绩是不能被忽视的。然而，由于资产阶级内在的软弱性，以及外在反动势力的强大，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稍后就被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取了，紧接着就上演一出“洪宪新政”的丑闻。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以及民主共和的风气被一扫而空。与之相对应，思想领域内的“尊孔”与“发扬国粹”的鼓吹随之而起，“尊孔会”等组织也开始粉墨登场。各种迷信邪说盛行一时，全国上下笼罩着一股股封建思想的乌烟瘴气，模糊了人民的视线，阻碍了人民前进的步伐。
然而，这只是中国人民前进中的一条小小的鸿沟，中国人民既然历经了民主革命的洗礼，在辛亥革命时期又承受了民主主义精神的熏陶，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又总结出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民再也不会心甘情愿地被重新套上枷锁。严峻的现实摆在人民面前，清醒的国人冷静地分析了当前所面临的任务：首先，必须进行民主主义的补课，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的复苏，抵制君主专权主义；要求民主和科学。其次，必须把新文化运动推进新的一个阶段。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得到了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民主革命处于转变阶段。国人开始意识到应当让时代检验先前的观念，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自己的问题。
2.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与现代社会不相符合的，即便它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或者是现时政府所提倡的，那它也是毫无价值的。陈独秀大力号召人们坚持科学的精神，自觉学习科学的知识，抛弃旧的道德。他还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强，善于不屈，体魄强健，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的新国民。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以前，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这个杂志完全由他自己主办。随后，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相继参加到编辑部来并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新青年》对文化进行的批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5年9月至1917年8月。第二个阶段是1918年至1921年。前一个阶段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主要带有反复辟的性质；后者则以新旧思潮的论争为中心，主要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以下就主要讨论含有“时事性”成分较多的第一阶段。除此之外，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等人也对新文化运动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次新文化运动既不同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不同于法国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革命情形不同于他国的情况。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一把锋利的思想武器。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到了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新文化运动在传播新思想的同时，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那就是运动的倡导者们忽视了处于下层地位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所以说这次的新文化运动是同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相脱离的，使文化运动仅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没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传播。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正式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
（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北京大学成为主要阵地。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创立于1898年，坐落在马神庙公主府，是光绪皇帝1898年维新变法后留下的唯一“痕迹”。随着维新变法的快速失败，这所大学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由于命运之神的垂青，北京大学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对中国文化与思想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