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1896—1969），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北京大学学生，著名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5月4日游行运动中散发的唯一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由他起草的。4日上午，罗家伦刚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京大学新潮社，正准备和大家一道去天安门游行。这时同学狄福鼎推门进来，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吧！”当时的时间非常紧迫，罗家伦也没有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在起草宣言时，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但他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立即交北大教员李辛白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原计划印5万份，结果到下午1点，才印了2万份，马上拿到街头散发。《五四学界全体宣言》的内容，本书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在这份宣言中，明确包含了后来传遍全国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据胡适回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也是由罗家伦最早提出来的，因为他在1919年5月26日曾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五四运动的精神》，文章指出五四运动的精神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众自决的精神”。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于南京。邓中夏对五四运动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早在1919年3月，邓中夏在《国民》第三期发表了《国际军与日本》、《中日新交涉》等文，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国内青年对法国巴黎和会的关注，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了进一步向广大劳动群众进行爱国知识的教育，扩大影响的范围，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陈独秀、李大钊等爱国人士的支持下，与廖书仓等同学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由于讲演团的讲演内容与国家、民族、各阶级人士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所以很容易吸引观众前来听讲，在各阶层人民中获得极大的好评，于是北京高等师范等校也相继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对劳动群众进行露天演讲。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是邓中夏等爱国学生继《国民》杂志社之后建立的又一个重要团体。讲演团的讲演提高了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一些思想准备，这种讲演方式最重要的优势就是能使学生的爱国斗争立刻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邓中夏也曾直接参与对五四运动的领导。1919年初夏，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邓中夏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5月1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引起各界人士极大的震惊和愤怒。邓中夏与其他学生当天下午就召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中国即将出现的状况。会议决定以《国民》杂志社的名义，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5月3日（星期六）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校的学生代表参加。邓中夏则作为主要领导人主持了五四运动前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学学生，五四游行总指挥。五四后游学柏林、伦敦等地。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任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在五四前，随着《新青年》在社会各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傅斯年与其他一些爱国青年也创办了同《新青年》性质类似的刊物《新潮》月刊。《新潮》月刊是由北大学生自己创办的刊物，因此北大校长蔡元培批准每月从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作为《新潮》的办刊经费。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它的办刊宗旨是批评、科学和革新。傅斯年作为《新潮》的主要编辑，他的思想观点和学术主张也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5月4日的当天，傅斯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作为北大集会时的主席、游行示威的总领队，他高举大旗率领学生在天安门与其他院校学生会合，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抗议示威，但在东交民巷遭到外国军警的阻拦。这时，游行队伍派代表向各国公使馆递交了声明书，然而外交部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学生的要求。正在僵持时，队伍中有人高呼：“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的家去。”傅斯年劝说同学不要激动，要理智一些，以免遭到反对军警的迫害。但是学生的怒火是压不住的，看到愤怒的学生的呼声惊天动地，他也无法控制当时愤怒的情绪，就义无反顾地走在前边，率领学生们前往赵家楼，即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
段锡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字书贻。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段锡朋在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商科，一年后并入法科。早在一年前的1918年初夏，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为取得日本政府的贷款和政治支持，与日本人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御军事协定。这份协定被外界得知后，段锡朋就率领北大学生2000余人聚集在新华门游行请愿，呼喊爱国口号，一度使新华门的交通受到了阻碍。此后，段锡朋更是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和主要发言人来到总统府面见代总统冯国璋，阐述了学生请愿的目的。在此后的五四运动中，始终是第一号学生领袖的段锡朋更被学生们称为“我们的段总理”，以与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段祺瑞相区别。
王自治（1889—1965），甘肃正宁人，字立轩。在5月4日火烧赵家楼之后，王自治和另外31名同学被捕。这在全国上下激起了民愤，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段祺瑞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被捕的学生。5月5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学生会决定成立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并发起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段锡朋担任首席主席，不久，段锡朋辞职后，王自治被推选为继任的主席。在王自治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期间，在5月，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开展了挽留因五四运动而引咎辞职的蔡元培的罢课运动、爱国讲演活动、抵制日货运动；在6月，以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国人继续坚持斗争，拒绝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益，从而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事后，王自治联合其他甘肃同学写信、寄传单回乡，让甘肃人民了解五四运动的情况，促进了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发展。后长期在甘肃省任职，并从事教育工作，曾任甘肃学院（今兰州大学前身）院长。曾参加中国国民党。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张国焘被党史学家们评价为北大最积极的学生代表之一。在5月3日的北大举行的全体学生大会上，张国焘等人作了慷慨激昂的讲演。在5月4日的游行示威以及火烧赵家楼事件中，张国焘都是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冲在运动的最前端。随后还当选为北大学生会干事和北京学联讲演部长。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们积极地组织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6月2日，张国焘与同学在街上卖国货时，被反动军警逮捕。北京学界为此组织了罢课、商界罢市，支持被捕的学生。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警局不得不释放了被捕的学生。6月8日张国焘等人被释放。随后不久，张国焘又立即赶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任总务方面的工作。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北京学界随即做了大量营救陈独秀的工作，张国焘做了大量的主持会议、沟通各校教员和学生意见等方面的工作。在欢迎陈独秀出狱的大会上，张国焘还担任主席并且在大会上致辞。在五四运动大大小小的事件中，都有张国焘的积极参与，并且以丰富的领导组织经验为五四运动的进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除此之外，还有方豪、罗章龙、高君宇、罗隆基、陈长桐、何浩若、闻一多、瞿秋白、郑振铎等学生领袖在运动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天津的代表有张太雷、周恩来等人。
张太雷（1898—1928），江苏常州人，北洋大学的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部长。早在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时，张太雷就参加了反对这一卖国协定的斗争。当时，京津两地都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张太雷是北洋大学的学生代表。1919年2月，张太雷又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先进青年组织了社会建设会，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革新政治的途径。在五四运动中，张太雷积极参加讲演团，宣传演讲，奔走呼号；他担任天津学生的联合决策机构评论会的评议长，主持讨论斗争的部署和策略；他率领学生向省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他去北京营救被捕的爱国学生……在五四运动过程中的每一次斗争，他都是冲在斗争的最前端的。他的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深深鼓舞了天津群众的战斗意志，持续不断地向反动政府进行斗争。他后来还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广州起义，但是在起义中不幸英勇牺牲。
周恩来（1898—1976），南开大学学生，天津觉悟社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曾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1917年去日本留学的，他到日本时，正当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的情况传到日本后，日本学界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热，一批知识分子信奉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以他一到日本，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对于欧洲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有了初步了解。在此期间，他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书籍。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加深，他对十月革命有了新认识，从思想上赞成十月革命。日本学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正面介绍，又十分通俗。阅读这些通俗的日文读物，让周恩来受益匪浅。此外，周恩来还能顺利阅读英文书刊，而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也比较多。这时的周恩来虽还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和国内同龄知识分子相比，他也算是比较早、比较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和其他进步学生一样，热血沸腾的周恩来，立即积极投身到爱国学生运动中去。5月17日，南开的学生组织“敬业乐群会”召开茶话会，周恩来以校友身份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十分冷静、从容，他讲话不多，但句句都说到了关键处。周恩来此时尚没有学生身份，按理说还不能直接参加学生运动，但他凭借自己的独特才华，在学生中树立了威信，实际上成为了学生运动的重要人物。6月下旬，南开进步学生推举代表赴京请愿。事先，周恩来对赴京代表的活动做了详细谋划，还帮助解决了经费问题。为了把学生运动引向深入，天津学联于6月下旬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大家一致推举周恩来为刊物的主要领导者，此外，他还参与创办了觉悟社，打破了男女不同校的旧制度，为新风气的形成起了一个榜样的作用。由于他自身的知识储备和优势，使他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杰出学生代表。
此外，还有于方舟、马骏、孙越崎等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此之外，上海的何葆仁、武昌的陈潭秋等人在这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三）相关团体及组织
通过这么多学者和教育家的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有了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意识，从而使新的思想、新的觉悟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进而团结更多志同道合的学生来扩大运动的阵营。从1918年下半年，在各地区各学校内，已经有很多类型的社团出现了。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如下一些社团：
1.学生救国会
从1918年5月中国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开始，学生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北京的一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初名爱国会）。1918年暑假，这个团体派出代表南下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等地进行联络。北京学生代表在天津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那里的学生也已开始组织起来。他们在那里会见了张传琪、张太雷等人。张传琪在欢迎会上还以菜刀砍掉小指，来激励大家。
北京学生代表最后到达上海。这时，上海的学生也组织起来了。7月的一天，他们在华龙体育场召开大会，欢迎并邀请北京学生代表在会上报告了学生运动情况。这次大会还邀请到了工商界各方面的代表参加。上海妇女界的代表人物很多，并成立了上海女子联合会，宣传爱国的思想。北京大学的学生还在这里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果，黄兴的夫人黄宗汉。
北京学生代表在上海拜会了孙中山、廖仲恺等人，还联系了《民国日报》、《时报》、《申报》的一些爱国人士。此外，北京学生代表还派人到广州联系了非常国会的议员，也派人到湖南越州联系了直系将领冯玉祥。
北京学生于1918年9月初回到北京，由于这些学生的积极联络，学生救国会不仅成为全国性的团体，而且得到各界的支持。
2.国民社
为了便于展开活动，救国会的成员们决定成立国民社，并出版《国民》杂志。杂志的经费是由救国会成员分摊的，此外，学生们还向同情他们的教师和社会人士募集了资金。国民社在北京租了一间大房子，通信、开会、讨论问题都在这里，会员曾达160多人。国民社的宗旨是一般的爱国主义思想，所以它团结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国民社的早期活动中，邓康是一个起了很大积极作用的人物。他负责《国民》中《国内外大事记》一栏的编辑事务，负责对重大问题进行评述。国民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积极关心政治。国民社受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蔡元培和《京报》主笔邵飘萍都给予过帮助，他们曾出席国民社的成立大会，蔡元培还为《国民》创刊号写了序言。李大钊当时是学生心目中的导师，他对国民社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指导。
3.新潮社
在国民社成立的同时，北京大学文科的一部分学生，还组织了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新潮社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创办的，成为社员的标志是有无投稿。因为这样的规定，新潮社的成员并不多，该社刚成立时只有21人，后来放宽尺度，陆续增加，但到1919年底，也只有37人。新潮社也曾得到过蔡元培、陈独秀的帮助，蔡、陈曾代表校方给他们提供经费、房屋，李大钊、鲁迅等也给予他们支持，曾经为该刊物写稿。胡适一直是他们的顾问。
4.平民教育讲演团
在《国民》、《新潮》创刊号不久，邓康等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它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平民教育讲演团在1919年3月间正式成立，团员有39人，多为国民社和新潮社的社员。在五四运动前，讲演团主要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讲演活动。一次是在东边内蟠桃宫。之所以在这里举办，是因为4月3日至5日举行三天庙会，讲演团便也借此机会每日午后1时至5时在此宣讲。这次宣讲的效果还不错。第二次是在地安门外护国寺，时间是4月27日。这两次的讲演内容，还属于一般的启蒙教育，与当前的形式结合还不多，但是到了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后，情况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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