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晚年时曾说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又说，说他是一个儒家也可以。有论者认为：梁漱溟是一位佛家，而且自始至终都是位佛家；有时虽以儒家面目出现，但其灵魂仍然是佛家。
固然，梁漱溟喜欢佛学，受到父亲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其祖母逝世后，父亲坚守古制，在家守孝三年，使家庭经济陷于贫困，也让正在读中学的梁漱溟苦恼、烦闷。
但更重要的则是梁漱溟在学校受到郭人麟等对社会、人生颇有见地的启发。梁后来在太原讲话时回忆：“他（指郭）喜欢看佛老书及谭复生（嗣同）的《仁学》。我迷信他，崇拜他，呼之为师。”梁读了一些佛学及老、庄的书籍，对人生问题有所探索。此后几年间，他产生了出家思想，并拒绝结婚，开始食素等。自退出《民国报》，他的思想由激进转变为消极，在家闭户读佛学。他说：
我寻求佛典读之，盖始于民国元年，而萃立于民国3年前后。……但因无人指教，自己于佛法大乘、小乘尚不分辨，于各宗派更属茫然，遇有佛典即购求，亦不问其能懂与否，曾记得“唯识”、“因明”各典籍最难通晓，暗中摸索，费力甚苦。
梁漱溟十分欣赏章太炎《俱分进化论》一文中所论述的道理，该文说：“从原始生物以来，其苦乐皆是相联并进的。特如高等动物至于人类，其所有乐愈进，其有所苦亦进。”
如此往还，问题终不可得到解决。对这个问题梁看了许多书都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后来，读佛典才逐渐明了：一切问题原来都出自人类本身而不是外面，而人们却总向外面去求解决，实在是大错特错。所以，他说：“放眼来看，有谁明见此呢？恐怕只有佛家了。其余诸子百家，古今中外圣哲，尽管他们存心解救生民苦难，而所走的路子全没有脱出这根本错误之外，都是不足取的。”于是，他此时的思想一转而趋向古印度人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的思想。由于存在这种思想，使他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象日趋不满，而曾两度产生想要自杀的念头，以求解脱内心的苦闷和愤恨。人虽没有自杀，但其皈依佛家的心愿日益坚决。
那时，梁漱溟写了一篇《“苦”与“乐”》的短文（后来收入《究元决疑论》文中），文章大意：人生是苦，什么叫苦呢？求之不得的苦，人人都有欲求，满足高兴，就乐，不得满足，就苦。人们会问：一个人，从生下来后，一生之中，满足时多，或是得不到满足时多？很显然，得满足所求时少，求而不得时则多。要紧的话：苦乐不决定所处环境。你不要看，坐在汽车里是阔人高官，你以为他享福。其实不然，说不定他心里解不了问题，在那里发愁呢。相反，地下走路散步的人，也许没有问题或困难，自有其乐呢。简单一句话，苦乐不决定环境，苦乐出于每个人的主观。主观又是变化不定的。正在满足时，高兴；不久欲望又向别处去，痛苦了。所以，你尽管处境、环境昨天好，但今天又转了新的要求，说不定得不到满足，甚至明显做不到，不能满足。因此，乐是暂时的，苦闷是多的，从而证明人生是苦的。而佛家要求出世，对人生持否定态度。有六个字说明佛家人生观：启惑、造业、受苦或是迷惑。每个人从我出发，我要怎么样……要求是无止境。满足常不如愿，说明苦多于乐，人生是苦，这是佛家人生观。佛家苦是出世，只学佛、成佛，超出世间，对人生否定，这是小乘数，不是大乘数。大乘数人站在出世立场而入世，小乘解决自己就完了。大乘是转过来投入世间，要世人破除迷惑（为我），而懂得无我的道理。为了众生，菩萨出世，转而人世间，开导众生，不要错误自作从我出发。菩萨是大乘，出而不出，不出而出。
1913年夏，梁漱溟护送妹妹回京后，因西安寺庙里有一部大藏经被人携走的事，他去拜访当时在北京颇有名望的大律师黄远生。事情是这样的：西安有个佛庙，藏有一部大藏经，康有为到那里时看到了这部佛经，便将它带出西安。此事传出后，西安各界人士大为震惊，于是将它追了回来，没被康有为带走。梁在西安听到此事，有些问题闹不清，因此跑去向黄律师请教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黄当时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律师，没有丝毫的架子，非常客气地接待了这位年轻人。而且还诚恳地讲解了这个问题的性质，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做才好。黄那种谦和的态度和诚恳待人的作风，使他深受感动。之后，对黄产生极好印象。第二次，他便拿了一篇文章，即《晚周汉魏文钞自序》及他编辑的书稿去向黄请教，并希望给予介绍，作一篇序。黄仔细地听了他的讲述，并认真地看了他的《自序》，认为编得很好，于是便欣然依允了。
梁漱溟这篇文章的大意是针对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而写的。他认为姚的书，所选的文章多是那样深奥的古文，注重艺术以耀观览的文字，用一句话来说是讲究形式美，而忽略了实用的价值。因此他在《自序》里说：“一民族之与立，文化也；文化之中心，学术也；学术所藉以存且进者厥为文字。存者叙述故典，综事之类也；进者扬催新知，布意之类也。今举国以治古文，图耀观览而废综事布意之本务则是斫毁学术，阻逆文化而使吾族不得竞存于世界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编这部《晚周汉魏文钞》所选的文章多是从下列书中选出来的，如《礼记》《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盐铁论》《论衡》《潜夫论》等书，共十余万言。他在《自序》里说，晚周汉魏之文，可谓学者之文，而唐宋以后的古文，则可谓之文家之父。接着并解释道：“文家之文矜纵横则鸣异说，饰冲穆则守常论，旨义多无可取；学者之文中所主，不若是也。”“今日之计，学术为急；则省学者习文之力以治科学，固此当务业。”故“今兹之选，盖本斯旨”。后来在一些场合，他回忆起这部书时说，我所选的文章，内容都是很有哲学性、很有思想的，笔调不是桐城笔调。他们不要的，刚好是我所要的。从上所述，可见梁编这部书，主要是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从现实生活出发，为解决问题而做，其中贯彻一个求实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黄远生看过梁的《自序》后，对其主张表示非常赞赏，后来为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序发表在《国民公报》上，题为《晚周汉魏文钞序》（见于《黄远生遗著》）。黄在这篇序言里，首先分析了中国文体的演变过程，然后指出文艺之中，文学与文章的区别，略谓：文章者：梁所谓综事布意，不以耀观览，在今则文法学修辞学至类属之；文学者，为确实学术之外之述作之总称，而通常以美文为限。并称：“近世以来学者病国群文质之俱敝，旧者重文词而谬于理解，新者重学说而拙于词章，故改革文体，菲薄古人之风，颇复潜滋暗长，若一二名人之薄韩文而崇子厚，若兹编之欲举晚周汉魏为作文资料，而删唐宋以下，皆此新潮流所鼓吹而出者也。梁君漱溟病古文辞之毗于美术，以为适用文字，唯晚周汉魏为近，因辑此钞，且谓此非教科书，聊为世人破古文辞之述执而已。”黄对梁的主张甚表赞同，他说：“古文家者，十有七八皆坐此累，大抵论教必尊孔，论伦理必尊孔教，论文必尊所谓古文，皆吾所谓破古文之述执者，诚将质之百世而无疑也。”综上所述，足见黄对梁书之评价是相当高的。不过，后来此书交到商务印书馆，因故未能出版。梁费了很大工夫，结果只得了50元酬金便算完事了。他对此感到十分惋惜！
1914年春，梁漱溟写了一封信给他舅父张蓉溪谈佛学问题。信中说：“甥年来思想者，一字括之，曰佛而已矣！所谓今后志趣者，一字括之，曰僧而已矣！”接着谈他对佛教的认识，略谓：“佛教者，以出世间法救拔一切众生者也。故主出世间法而不救众生者非佛教，而主救众生而不以出世间法者非佛教。前者声闻独觉是，后者孔、墨、耶诸家，社会诸主义是。”
在他看来，真正信奉佛教的不仅要出家遵守佛戒，而且还要去普救众生。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入佛出佛”。除此皆算不得是真正的佛教徒。所谓“声闻独觉”者，指的是佛教中的小乘。小乘佛教追求的是“自我解脱”；大乘佛教除“自我解脱”外，还要求“救渡一切众生”。梁漱溟经常学习，对佛教经典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不像过去那样只求己之“自我解脱”。而今是深入到“大乘”佛教之境，要求去“救拔一切众生”了。
1915年，他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月刊上发表了《佛理》一文，对陈独秀在《甲寅》月刊上讥评佛家的言论进行了反驳。那时，陈在《甲寅》七期上，曾有如下的言论，略谓：“无明无始，讵有终邪，阿赖耶舍藏万有，无明亦在其中，岂突起可灭之物邪，一心具真如生灭二用，果能助甲而绝乙邪，其理为常识所难通，则绝死弃爱为妄想。”（大意谓生灭由无明，然无明果何自来。）陈独秀站在无神论的立场，对佛教“无明无始”的理论提出批评。他认为佛家既然说“没有”，但又说“阿赖耶舍藏万有”，这怎么解释呢？岂不矛盾。如此说来，佛家所谈的“绝死弃爱”是不可能的。以上这个问题是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长期争论而没有结果的问题。梁漱溟也解答不了。所以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是要解答陈独秀的批评，而只是说明这个问题无法解答，其原因何在？他提出4条理由：
（一）所据以为难者非我本意。在此条下他引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中所说的话，略谓：“人心之思，历异始觉，故一言水，必有其非水者，一言风草木，必有其非风非草木者，与之为对，而后可言可思。”据此逻辑学规则，他认为陈独秀所提出的问题，如“真如”只是一个假设，无以为对。此乃非我本意，故不能解答。
（二）不可思议。这条他也是引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中的话说：“此在日常语中，与所谓谬妄违反者殆无别也，然而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此则真佛书所谓不可思议。”梁引文至此，以讥评陈独秀口气说：“独秀君日，其理为常识所难通，诚哉难通，不可思议之谓矣。”
（三）非推知之事。对此，他认为：事，“有元知，有推知；元知者缘于觉性，进而知之；推知者缘于推证，纡而知之。前者非逻辑所有事，而后者有待逻辑勘其诚妄”。梁的这个认识，是从佛家观念出发来解答的。如“神道之有无”。这不是凭逻辑学的推理能解答的，这只有依靠人的悟性才能体会到。
（四）此属元知之事。所谓元知，并非由推知者也。上面已曾说过，梁在这条特别强调，此处所谓元知，不同于凡俗所谓之元知。俗所谓元知，起源于见闻知觉，而此处则不然。它是不可思议的。但如何能够知道呢？他的回答是：“依佛说而修正，可以证知其境界。”意思是说，只因批评者未曾按佛家之说进行修正，因此不能认识这个道理。
上述之驳论，涉及对宇宙起源的认识问题，由于观点对立，当然看法不同，各吹各打，得不到一致认识，这是很自然的。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梁漱溟站在佛家立场，运用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来为自己辩论，说明他在自修佛学过程中已开始注意学习西方哲学，其目的是想从西方哲学家那里，为佛学的存在与发展，找理论根据。后来他的著作中，大量引用西方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来为佛家学说立论和张目。这是他著作中的一个特点。
1915年夏，袁世凯欲帝制自为，在其密谋活动过程中指使党羽组织筹安会进行鼓吹，并刊登了大量伪造的“劝进”文电。当时复辟称帝之声甚嚣尘上。在这个大合唱中，黄远生也被其党羽威逼利诱，写了一篇违心的文章发表在8月14日《亚细亚报》上，宣称：“国体上基础问题”吾国人“于法律上不得有此自由，故与迫在目前关系国胍之根本所在，举所其自然之迁就所屈，置之思虑议论之外”。是文一出，立刻遭到舆论之批评。章士钊当时在日本东京，写了一篇《帝政驳议》发表在《甲寅》杂志上，对他进行了驳斥。至于黄远生，他看到各方面批评后，也有所后悔，故写了一篇《忏悔录》发表在11月份的《东方杂志》上，自己检讨说：“吾曹既因资格不完，抵抗力不厚，遂致无一事可为，而综其平生受病之原，不外于理欲交战。此后吾立身行事，当以一语自矢，日无欲则刚是也。”对这件事，黄后悔莫及，但在袁之党羽看来，认为他态度不鲜明，意欲使其非有进一步之表示不可。在此情况下，黄感觉到北京已无法继续待下去了，于是借故到上海，继而取道日本转往美国避难。但没想到当他抵达旧金山出席一个欢迎会时，竟被两个华人误以为他是袁党之小人，便开枪将他当场击毙了。
上述消息传到北京，梁漱溟听到后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后悔黄在世时，没来得及把佛家的道理讲给他听，心中着实不安，于是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来纪念他。在这篇文章里，梁说：“余欲造新发心论久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稿，愿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能见矣！”接着他把古今中外学者，如西方的康德、叔本华，中国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对待宇宙及人生问题上的论述，统统批评了一通而独推崇佛家之言，并告诫人们说：“世人所当省者，则所有东西哲学、心理学、德行学家言，以未曾证觉本原故，种种言说无非戏论。聚颂百世而不绝者，取此相较，不值一笑。唯彼土苴，何足珍馐？拨云雾而见青天，舍释迦之教其谁能？呜乎！希有！希有！”接着是谈人生苦乐问题。他认为：人间苦乐皆因有欲之故，若无有欲，那就没有苦乐了。因此，他批评那些崇拜西方文化的人说：“东土学术，凡百晦塞，卓绝光明，唯在佛法。瞰彼西方，曾不足数，云何摩尼在怀，而行乞于远？”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是在鼓励人们向外发展，去追求名利和享受，于是名利与享受的欲望越来越高，永无止境。因此，人生永远陷入苦海之中而不能自拔。其解决方法，只有依靠佛法，破除迷执，没有欲望，做到自我，“自信圆满，无所不足”。
这篇文章从“究元”（究宣元真）与“决疑”（决行止之疑）两个方面阐述了佛家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同时也反映了梁漱溟当时的思想，已析入佛家一路，而专心研究佛学的结果。此文在《东方杂志》1916年6月至7月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同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东方文库》出版单行本，可见其学术价值及其作用非同凡响。
返回北京后，梁漱溟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呼吁社会各界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以共同阻止内战，并自费印了数千册分送各界人士。他说：
吾曹不出，悉就死关，吾曹若出，都是活路。而吾曹果出，大局立转，乃至易解决之事，乃必成功之事。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巨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而在吾曹。嗟呼！吾曹其兴起！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这是梁漱溟立志为民，造福社会的一篇宣言书。作为觉悟了的佛教徒，遵从佛家“菩萨不住涅槃，不舍众生”的佛训，走向人间来救苦救难来了。这在他的生活旅途上无疑是一次飞跃，同时也是极大的转变。胡适看了梁漱溟的这篇文章，惊讶地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革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