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后来回忆：何香凝先生的发言在当时与事后，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种场合，她是唯一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了我过去是反蒋抗日的。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生中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人。第二，她的语气缓和，发言中左一个梁先生，右一个梁先生。这在当时，发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数人还时有对我这样称呼外，大多数人都对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要闭门改过，补救前途。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该与毛泽东顶撞的最早的规劝之言。
陈铭枢眼见批判梁漱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多数发言者的语言越来越尖刻，于是站起来向毛主席请教说：
现在看来，梁漱溟的问题是很严重了。但有一个重要问题我不明确，要请示主席。那就是：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应该用别的办法来解决，而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可以另当别论，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办法，使他逐渐醒悟，而不必操之过急。如何？请主席指示。
陈铭枢的提问，使本来有些嘈杂的会场刹那间一片寂静。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注视到主席台，只见毛主席略为沉思后从容地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梁培恕认为：“形象化地说，我父亲已被置于敌我矛盾的斜坡（站在斜坡上的人只需一推就下去），这一问一答使得毛泽东以其具有无比权威的一句话，将父亲留在人民内部……1957年陈铭枢被划为右派，其三大罪状之一是‘为梁漱溟作掩护性发言’。”
最后，毛主席指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对分清大是大非，贯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路线是有现实意义的，“梁漱溟问题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不要以为是小题大做，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它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会议以举手方式表决，把梁漱溟的问题交付政协全国委员会去开会讨论处理。之后，梁即向政协请假，在家闭门思过，听候处理。
梁漱溟在9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大会发言被阻止。会议决定我的问题付全国委员会。晚间眉生、艮庸、渊庭、子为、云川等同来。谈会上情形及我自己的反省。”
9月19日、20日，梁漱溟的亲友来看他，梁的心情渐趋平静，他在19日日记中说：“午睡尚好，即夜来睡眠亦视前为胜，似与反省而心气平有关。又有倦乏感觉，亦是精神与身体较合拍之故。午后亚、渊、艮、仰来。艮庸谈伍先生学之研究。”
9月20日星期日，梁培宽、培恕兄弟先后到家。梁漱溟便把上一周开会的事从头至尾告诉他们，虽有所反省，但仍认为自己受到打击在意料之外。梁培宽认为：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的，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是对你个人，偶然因素、个人因素都不居主要地位。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父亲还记得那年（指1950年）被选人政协委员的一次会议上自己的发言吗？早在那次就提出种种意见、建议了。我还听说父亲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到要来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于中央土改法的话。在此之外，父亲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发言，或与主席谈话，或向主席去信，我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像有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一偏差发展而来的。父亲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动须看其所起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便是论动机，怕亦有问题。因为父亲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我愿父亲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的对党对政府的态度。父亲这样一次又一次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主席认为父亲有恶意，便不足为怪。我的理解，是毛主席不能容许你这样发展下去。他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好感或恶感。他一切为了国家当前的建设大业，而没有其他。父亲考虑自己的问题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拷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自己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这是梁漱溟于1953年9月下旬的一段记述。梁漱溟在9月20日日记中写道：“他（培宽）的说话给我的启发最大。宽儿的说话刚及一半，已经引起我思路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形成顿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随后眉生、渊庭、艮庸先后说了许多话，对于我个人很大帮助。……其反省所得便是‘有气而无心’，‘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自己虽知道必须是恻隐之心代替英雄之气而后可，却思来想去不过一句空话，一抽象道理，茫然无措手处，不能实践。觉悟后，恻隐之心顿然现前--惭愧不能自容，就是恻隐之心。”
梁漱溟后来还写有《一九五三年九月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发言不慎的始末》一文，追溯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思想状况及认识错误的经过。文中记载：“从九月廿日午前十一时起，我开始有觉悟。……在此之前，我总是想我遭到当局的误会。我并不曾反对当前经济建设的路线（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而误会我反对；我会议上发言是出于善意而误会我有恶意。毛主席对我的严厉态度好像突然而来，意料所不及。我总想着辩解误会。从廿日午后起，我才明白今天的事情不是突然的，而是从长时间发展来的，其责在我。”
在这篇文章中，梁漱溟还检查了1950年、1951年被邀参加政协会议的态度，检讨：“没有认识到：在内心隐微之间，我与领导和政府是分离着的。在会议上我说某些话的时候全不顾及它怎样影响当前建设事业的进行……那是绝对不能容许我的。这便是毛主席态度严厉的由来，只在今天才体会到。我试搜寻自己错误的思想根源，无疑地是在阶级立场不对。然而单单一句‘阶级立场不对’却还不足以说明我为什么在会议中流露出那般狂妄自大。--这种狂妄自大是在9月18日在中央政府会议言辞之间竟失去了一个中国人民对伟大领袖和领导党应有的恭敬。……我曾是眼看着中国共产党发生以至成长起来的，……我一直是同情它的革命要求而怀疑或者不同意它的行动路线。……同时自信在要求社会主义的新秩序这一点上我与共产党并无两样，所以左倾朋友对我的批评之后骂，自己总不服气，心里一句话：‘难道只有你们革命！’‘阶级立场不对’是一般的……而其如此突出的顽强则是个别的。病根深痼，随触即发，这就是18日那天狂妄自大、不成样子的由来。
在开始反省自己言行的当天（9月20日）日记中，梁漱溟写了这样一段话：
忽悟菩萨止于悲之理（如为人之子止于孝之“止”），在儒则只有一片恻隐之心。悲与所悲似相对之两面，然所悲一切众生，自己亦在内，且超于利用与反抗，即是无对。动亦定，静亦定。永不落被动而恒时是主动，换言之，始终有心在。气动即失心，心在作为气为心用。
9月21日日记：
午后艮庸谈“身意分离，亦就分开了隔离了心和物；意诚则身意融合，精神凝注于事，内无己而外无人，亦就心物合起来了”一段话甚好。
9月30日日记：
象山语：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反之”即“回来”之谓也。
重担子须是硬脊梁汉方担得（大程子语）。
身不应离心，心不应离身，心身合，谓之中。
外重内轻，身随物走而离心，失心。
收拢精神而集中于意之萌动，是谓慎。由慎而入独（内无己而外无人），由独而明朗（明德大明），亦即心正身修。功夫只在慎独，其他皆非可用力处。
“性之”，“反之”。收拢精神即所谓“反之”。
在一面反省自己过错的同时，梁漱溟用“无对”（个人精神境界之最高境界）、“心物结合”、“反之”、“重担子须硬汉担”、“身不离心，心不离身”、“慎独”等话语鼓励自己不消沉、不沮丧，做硬汉。如梁漱溟曾经在一次讲演中讲过“仁者无对”，是谓：“仁者无对”之意是他的生命，是向前奋进的，这种情形，在他生命活动之时，最容易看得出来。比如大笑时，除了一个大笑之我，还有一个宇宙。这时，只有生命之流行，生活正在心灵奋进之中，仁者，就是在平常、平淡生命之中，他之生活，也不是平淡寡味的，他还有他之乐趣，他之生活里面，自有一种和气，情仿佛从心浮出，因为是这样，所以真与物同体，所以上面说真仁者无对，此种讲法，是近于人生哲学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