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在此之前，9月21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30日会议闭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这一盛会，梁漱溟远在四川未能参加。据说，当天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曾感慨地说过：可惜今天的盛会有两个人不在场，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邵明叔。这个话传到梁漱溟耳朵里，使他非常感动。
一个伟大的、新的时代到来。中国--这个百多年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辱的东方大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梁漱溟与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振奋，更加关切国家的命运，并感到虽为一介书生，却肩负重任。他在1949年8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从人类文化发展说，当前需要则在中国文化，而非佛法之时机。同时我于当前中国建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无第二人代得……
11月，龙山书局出版了《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文集收录了他从1941年至1949年发表的政见性论述文章23篇，文集约11.4万字。
11月底，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四川系统，邀请梁漱溟到北京。当时长江航运正不通，无法成行。至12月间通航后，梁漱溟乃携妻侄离开北碚北上。
离渝前，梁漱溟曾在重庆老朋友鲜特生家暂住，另一位名叫裴治熔的青年亦在鲜家。一次，裴治熔读起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当读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两句时，梁漱溟连连摇头说：“错了，错了！”梁说：“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梁漱溟又引用《孙子兵法》中的“穷寇勿追”来说明“追穷寇”的错误。
12月2日，北碚解放，梁漱溟主持了庆祝解放的群众大会。然后准备北上。
1950年1月13日，梁漱溟在四川省委统战部专人陪同下，由武汉到达北京。其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访问，周恩来在京（周是1月20日离京去莫斯科的），并未见梁。梁抵京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和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到火车站迎接。
那时每有一位知名人士到达北京，报纸都发消息，但梁漱溟到北京次日，报纸上并没有报道他抵京的消息。梁在香港办《光明报》时的老友、新闻总署副署长来看望梁漱溟时特别作以解释：现在的报纸不同过去，不为个人作起居注。
统战部本来安排让梁漱溟住北京饭店，但梁婉言谢绝，表示可以住在北京亲戚家里。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后返回北京。统战部来人通知梁漱溟到车站迎接，此事经过，他后来回忆说：“在火车站迎接时，可能我是新近到北京，统战部把我安排在迎接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头一个。主席握着我的手比别人多说了几句话。他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改日再约您长谈，并问候我的身体和家人情况。我的印象是主席和蔼可亲，如对待老朋友一般视我。”
3月11日晚，举行盛大晚宴欢迎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归来。“我又见到了主席。席间，主席还走到我们的席前，见我吃餐食素，又不饮酒，笑着说，梁先生坚持素食，清心寡欲，一定长寿。主席当场约我，明日（12日）晚间到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住处一聚，我深感荣幸”。
3月12日晚7时，迎接梁漱溟的汽车开进中南海颐年堂门口，“我进了第一道门，主席已经在那里迎我了”，林伯渠秘书长陪同，与梁漱溟座谈。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谈话，一开头是寒暄，彼此问问近几年的身体、工作、家庭情况。
转入正题，毛泽东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什么意见。梁答：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啊！毛泽东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一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梁漱溟没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问题，沉吟片刻，回答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梁的回答亦出乎毛泽东意外，毛显露出不悦之色，片刻后又谈笑自若。
梁培恕分析父亲“像我这样的人”的话，梁认为自己是对于协调折中于各方之间的人。虽然新中国建立，国家统一，但梁漱溟根据四十多年中国的历史经验，此时“尚信不及中国能从此统一稳定下来”；“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到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梁漱溟是这样预想未来并认为如此才有益于国家。
梁漱溟后来分析自己的心理根源：中国推翻帝制多少年来纷争扰攘，外无以应付国际环境，内无以进行一切建设，天天在走下坡路，苦莫若于此。我一向企盼大局统一稳定，而眼见一时的统一不难，就难在统一而且能长期稳定下来。1949年11月末，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和林彪第四野战军相继入川，我亲见两军军士装备和待遇，四野优于二野情形，两军争夺重庆物资彼此争夺情形，而且全国划分六大军区，颇有割据之势。还有国民党会不会卷土重来？这些都是问题。
梁漱溟接着对毛泽东说：“今天我们当然要建设一新中国（现代中国），而必先认识老中国才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是我一向的口号。我虽不参加政府，但我建议在政府领导下，设置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我愿当顾问，参与研究工作。”毛泽东说：“好”，却未多往下说。
毛泽东随即劝梁漱溟出京到外地参观访问，说：“过去你不是在河南、山东各地搞乡村工作吗？现在这些地方全都解放了，去看看有什么变化。还有东北各省解放在前，算老解放区，亦要去看看！”
梁漱溟还对毛泽东陈述他在川中办学情况。毛泽东指示勉仁文学院可交西南大区文教部接收。所有教职员工及学生各予适当安排。其中跟随梁工作多年的人亦可以令其来京仍随梁工作。毛泽东并对林伯渠嘱咐：“梁先生的这些人员到京之时，请林老决定安置。至如勉仁中学可以续办一时期，以后再交出，全由国家统一办理。”（其后勉仁文学院教职员工和学生多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原副院长陈亚三则来京，与黄艮庸、李渊庭等以秘书名义安置在政协。勉仁中学最后亦交出，改为重庆第二十二中学。）
谈话不觉已近深夜12时，左右向毛泽东请示开饭，梁漱溟乃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请给一二样素菜。毛泽东忽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开饭时，林老招江青入席，于是四人同席。
梁漱溟告辞时，表示不敢劳毛泽东相送，毛泽东竟坚持送梁漱溟到门外登车。梁漱溟从毛泽东的词色间感觉出他的不愉快。
梁漱溟后来回忆这次会见的情景说： “我回忆往年访问延安，特别是1938年春，那两次通宵辩论后，我临别出门犹觉舒服通畅之情怀，何以此次竞不可得？如其说那次交谈是成功，这次便是失败。寻思一时顿有会悟。原来十多年前延安深夜人静辩论不休，彼此开怀曾不起意，辩论极易引起争胜意气，而此次意气竟然不起者则感应之间主席实居主动。我是在他的感召之下而胜心不起的。主席和我，彼时庶几乎所谓‘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者。而这次相见却不然，主席有意拉我入政府，我意存规避，彼此各怀有得失计较。这些都是私心杂念。一般人将谓彼此各为国家大局设想，怎说‘私心杂念’？此则一般人不学之故--此指孔门古人之学，大乘佛教之学。”
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1950年4月至9月，在中央统战部的安排下，梁漱溟带着李渊庭、孟宪光等人，到山东、河南和东北参观访问。
在山东，梁漱溟等到济南、曲阜、菏泽、临沂、莒南、邹平、淄博、莱阳和青岛等地，参观了许多工矿、合作社。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接待了梁漱溟；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特邀梁漱溟到军区司令部座谈，梁问及解放取得胜利的因素，许答：“主要是党中央指挥得当，人民齐心协力。俘虏经过短期教育，即能赴前线勇敢作战，因为他们深切了解到是为解放他们自己而作战的。”在曲阜，梁漱溟领着大家参观了孔庙、孔陵、孔府等地；在莒南，农民们告诉梁漱溟他们推着小车运送军粮弹药的盛况，他们眉飞色舞地回忆往事，有的说：“现在和平生产，反倒有些寂寞了，不如战时热闹。”在青岛，梁漱溟参加了“五一劳动节”纪念会并演说；在邹平，梁漱溟受到当地民众热情的欢迎，有人说：“我们邹平人很想念研究院梁院长。”
5月上旬，梁漱溟从山东返回北京。
在河南（6-7月），梁漱溟参观了焦作王封李封煤矿、安阳纺织厂等厂（当时归平原省），又到开封、郑州、黄泛区、许昌、漯河等处参观。河南省主要负责人吴芝圃接待了梁漱溟，并让一位姓贾的副主席陪同梁到郑州以北的农村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