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退出政治舞台后，他决定静下心来重整旧业，在重庆北碚勉仁国学专科学校一面继续撰写《中国文化要义》书稿，一面与国人诸生朝夕共讲，同时寻求志同道合之同志，一起来探讨中国文化要义及未来之展望。虽如此，但他对政治终不能忘情，所以有时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评论政治，谈谈自己的见解，但这也只限于理论上的批评。
1947年1月，梁漱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一文，这是他退出国共和谈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全文第一句“在极度苦痛与苦闷中，中国人民又度过了他胜利后的一年”就道出他为谋求团结统一，和平建国，1946年奔波于国共之间，而最终失败、无奈告退的苦闷心境。文章认为：“中国的问题，政治问题还是表面，非其根本”；“论其根本，论其全部，原是整个文化问题”； “我们的问题就在文化上极严重地失调”；“若没有对整个文化问题先有其根本见解，则政治问题的主张是无根本的。要确定中国政治上一条路，必须对于整个文化问题有全盘打算，否则便谈不到，要对整个文化问题有全部打算，又必须把中国固有的那一套和眼前世界上两大派文化比较，深明其异同，而妙得其融通之道”。
1947年3月，梁漱溟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再次谈了他的政治主张。中国今日之苦，就在旧社会崩溃，新社会未成，前后左右不接气。我们今日的任务，首先要做接气的工作，而后致力于文化问题的研究，谋不同文化之沟通。因为中国固有的思想与西洋近代思想之矛盾冲突，使得中国人迷乱分歧，无法产生一优越有力的思想而为制定宪法之本。根据这种情况，他便提出口号“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以此来唤醒民众，挽救时局。在他看来，在广大社会中，到处皆是彼此不信任的空气。政治上党派合作不成，因此酿出莫大灾难，到处是骗局，到处是谎言，口是心非，言行不符。于是他主张，表里如一，坦直慷爽，言必信，行必果，从这里面来建立新文化，达到民族共识，这样中国才有办法。有了信用，大家有了共识，遇事便能合作。为了挽救危局，他提出两个办法来消除彼此的隔阂，而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第一，在人格上不轻意怀疑人家。第二，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接着他以切身的经验解释道：“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的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也自有本末。这距离不同寻常，不易泯灭。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我有心肝，他们也有心肝。我对于民族其他，对于整个人类前途，有我的看法及其远大理想，除掉这远大理想，便没有我。而他们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说到眼前一桩一桩事，尤其容易说得通。这样遇着该当合作的事，就可以合作。与其合作之所以可能，也不外乎有合于上面两个条件而已。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相反的，我敬爱这些汉子。”从上所述，可知他的处世哲学及提出这个合作的两个基础条件，是希望同人及各党派人士能够异中求同，共同从危局中来挽救国家。他在文章最后部分强调说：“我以为只有这样把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国才有救。”
梁漱溟在这篇文章里，要求国内各党派团体消除隔阂，一致合作，其用心良苦。但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民党仍不愿“和”，相反继续扩大内战，其结果是违背民意，得不到支持而走向失败的道路。
同年5月20日，梁漱溟出席南京的末次参政会，这是1947-1949年三年中他唯一离开北碚的一次。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各地捕人，重庆民盟被捕的同人较多；6月2日，梁漱溟飞回重庆，百般营救，奔走无效，直至1949年3月，在国民党要和平的空气中，才保释出十几个青年。
6月，梁漱溟在《观察》第2卷第15期发表《中共临末为何拒绝和谈》（文章发表时间当在9月以后），指出：“八九月间，反动政府要解散民盟的前夕，张东荪先生从北京写信给我，说民盟是你辛苦创成，你要赶快去南京、上海设法维护。其实我的心理恰相反。民盟在我只看做是一个推动全国合作的动力，此外没有意义。当此两党大战之时，既不能尽其政治任务，亦难发展自己组织，恰且伏有内部分裂的危机，它最好暂人于休眠状态；一旦时局需要它了，再出来还是完整的。”
不久，国民党宣布为非法。11月6日，张澜宣布民盟解散，通告盟员停止活动。
曾经为梁漱溟、陈树棻婚姻写特稿的曾敏之，回忆住在重庆北碚时的梁漱溟，梁氏夫妇以素食招待曾敏之，与曾长谈半日，叙述他写《中国文化要义》的动机。当时梁已判断内战前途是国民党垮台，中共可取得天下，中国的历史将进入崭新的阶段。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民族的出路如何？是梁时常考虑的问题，并结合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来观察今后的形势发展，所以梁把自己的思想认识寄托在著述上。曾敏之回忆：“梁老约五十岁，精神矍铄，清癯的有一点仙风道骨的样子，可是他以标准京音娓娓而谈，历时虽长而毫无倦意。”
曾在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学习过唐宦存回忆：1946年冬，梁漱溟来到北碚创办勉仁国学专科学校，招生数百人。除正规招生外，梁又根据青年的特点和具体困难，个别吸收了一些学生入学（唐即是其中之一）。当时，唐宦存是一个失学青年，抗战时离家，读书交不起学费，基本生活费也希望学校帮助解决。梁漱溟说，读书是可以的，教室里加张桌就行了，也可以免交学费，至于生活，可以给学校抄写讲义等，吃饭可以解决。
梁漱溟关心青年，共产党员周述质、答相舜、王寒生、赖松等，均在学校学习，并建立了以王寒生为书记的勉仁中学特支。同时在梁漱溟的支持下，勉仁中学建立了民主同盟小组，有杨新德、黄艮庸、黎涤玄、李渊庭等成员。党的特支与民盟小组关系很好。
1946年12月，北平发生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的事件（即沈崇事件），全国掀起抗暴运动，勉仁国专学生积极响应，发表声明，进行反美反蒋宣传。国民党特务在重庆逮捕各界抗暴人士，抓捕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创办）师生31人，勉仁国专学生因声援遭特务清查、殴打。在梁漱溟支持下，学校在北碚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了国民党的罪行，迫使特务道歉认错。
此后，在1948年、1949年的多次民主运动中，梁漱溟不惧危险，和学校进步师生站在一起，支持、掩护他们。
唐宦存还回忆：1949年解放军占领南京前，李宗仁到重庆，准备会见梁漱溟。派程思远到北碚。梁漱溟对程思远说，国民党大势已去，我会见李宗仁也没有用处，就没有与李宗仁见面。当时，勉仁文学院（前身即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和勉仁中学经费非常困难，勉仁中学的高中被迫停办，梁漱溟把与陈树棻结婚时的戒指等物也变卖了，以维持学校师生的生活费用。李宗仁曾转给梁漱溟个人两千元，却成为梁办教育的一个很大的支持。
1948年夏季以后，国民党的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同年秋冬，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决战，蒋介石军队败局已定。在此情况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不得不发表声明，并于1月21日发表下野文告，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上台后，提出“和谈”来与共产党周旋，企图搞一个“隔江分治”的局面。这时，梁漱溟卜居四川，对国家大事作何感想呢？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国民党虽是东北、淮海、华北诸大战役的失败者，但尚有数百万兵力，又有长江天险，共产党要获全胜，怕还要打几个大战役的。这样中国老百姓则还要跟着受几年战火之灾，对此他感到忧虑。
而在此半月之前的1月5日、1月6日，梁漱溟曾分别致信张澜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
在1月5日致张澜的信中，梁漱溟说：“时局发展至此，政府方面或有借重民盟之意”--请民盟出来为和谈牵线搭桥。梁建议应有两点前提：（1）对以前“取缔非法组织”的说法有个交代以及释放在押盟员；（2）国民党取消其一切违反政协决议的决定。
在信中，梁漱溟仍然申明退出民盟，三年内不参加政治活动，只发表意见，并谈了退盟的三点必要性：“（一）在组织则不得以个人意见发言；甚至于要作不合于自己意见之发言，此非漱个性所能堪。（二）若组织松散，不加拘束，在漱或得有发言之机会，然似此放任自由，又岂是组织之道．且恐以我一人发言不慎而组织受累，此必不可行。（三）时人习于斗争之说，对人每存敌意，而敌意一存虽有善言亦难得其考虑，为求国人能平静地考虑我的意见，故须‘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以减少其敌对之心理，盖漱自审所可贡献于国人者，唯在思想见解之间，此外无有也。”
可见梁漱溟十分希望今后自己的意见能为共产党听得进去，因此他曾说：“过去我祈求全国合作，主要是对国民党说话，今后将需对共产党说话。共产党是不好说话的，说话不对他的意，就可以被看做是敌人。而一经遭到敌视，虽有善言亦难邀好的考虑。”
这就是梁漱溟做人、做事的风格，国家利益在上，不论对什么人，任何党派，哪怕忠言逆耳，也绝不说一句违心的话；，同时又顾虑到自己直言会累及组织，乃情愿只代表个人说话。
1月6日，即梁漱溟致信张澜的第二天，他又郑重地致信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
致毛泽东、周恩来信全文如下：
润之先生恩来先生同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