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后，梁漱溟落脚在北平，寄居于清华园内，准备将平日所思考的问题写成《中国民众之前途》一书，公诸于世。后来因故未能写成而中道停笔。正在这时，梁接到友人王鸿一来信，称，“阎锡山、赵戴文深感中国必须别求出路，誓愿尽力村治建国运动，函盼北来，共商一切。”王是山东郓城人，早在1921年任山东政治教育专员时就已认识梁漱溟，那年梁到山东讲学，就是他建议山东教育厅邀请去的。这时他在山西做阎锡山的幕僚，梁是时滞留于北平，无甚紧要事，故于当年秋应邀赴太原。
梁到太原后，即往晤阎锡山，阎对当时国内各方军阀存在一触即发的内战形势，表示忧虑，因此请梁到太原来就如何治理山西及在此混乱时局中如何得以自保等问题，向他请教。此行，后来据梁回忆说：“阎初求避免战争，率知其不可得，转而谋改造政局。其改造思想，初意盖有如鸿一所云‘别求出路’者。别求出路，意指中国不当追从于欧美或苏联。……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对上述问题，梁认为“制度”之事，是从事实中逐渐形成的，并非悬想可得，故置而不论。但人们处于旧制度崩溃而新制度未成立之际，民族文化根本崩溃，外来文化杂然并陈之今日，其所大患在于法制屡更而均无效也。在此混乱时局中，他对阎求避免内战之用心，深感敬佩，并希望阎能“不易不移，终其斯志”，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建设民主政治。此外，他还劝阎氏，以沉痛之言，揭穿时局真相。他说：“一切党治民主之名，均无所用之。问题关键不在虚慕民主，而必在国人肯说老实话。”对当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非常反感，主张“党外有党”。按照他的意思，国民党应该承认异党之存在。至于国家之政治制度，他主张地方分权而治，大权集中于中央的政体。他说：“窃意中央之于地方：（一）宜以领导地位自处；（二）以联络中心自处；（三）以监督地位自处。”试以经济建设为例：召集会议，统筹规划，方针自寓于其中，初无一定职守，但关系甚大，如英王之于英国政治一样。梁上述主张和意思，曾当面向阎锡山陈述过，并在他离开太原时留下一封长信，再次给予表达。其效果如何？梁回忆说：“愚返北平后，从报纸得悉阎与南京电文往复中，曾提出有设枢密院之议，似本于愚之主张而来，但其内容又自不同。愚主张诸巨头分负地方责任，而以诸元老居中央，监临于上。阎电则请蒋与冯、阎等皆解除实际责任，同入枢密院。”可见，阎对梁的献策是有所选择的，并不是言听计从。后来，阎与冯玉祥联合与蒋介石对抗，内战又再次爆发。这使梁漱溟感到痛心和失望，于是他认为阎锡山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干的又是另一套。梁对此愤恨累日，最后写了一封信给阎锡山，辞去顾问之名，并谢却其每月致送之重金。
1929年秋，梁因王鸿一之介得识梁仲华。梁仲华当时奉河南政府委派筹办河南村治学院，遂请梁漱溟帮忙，并约他接办《村治月刊》。梁搞的是“乡治”，王鸿一、梁仲华等人搞的是“村治”，其实质都是一回事，因此梁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接办了王鸿一1929年1月在北平创办的《村治月刊》，并受聘为河南村治学院的教务长。该院是王鸿一向当时占据河南的冯玉祥建议，得到冯的赞助而成立起来的，院址设在河南辉县百泉，院长是彭禹廷，副院长是梁仲华和王怡柯。他们都是河南省村治派的代表人物。该院于同年12月招生，翌年1月开学。梁参与筹办。
当年河南村治学院毕业生孟宪光回忆：1929年冬河南村治学院在开封招生，孟前去报考，考试时冒风雪又无钱购买食品晚到考场，考试已经开始多时，孟不得已冒昧敲门。开门者是位中年人，他中等身材，穿一身长袍，面目清瘦，问我：“做什么的？”我回答：“我是考生。”并出示准考证；他有问我为何迟到？我说：“我住城外，远在宋门关，是冒风雪赶来的。”他让我进了考场，发了试卷，被允许参加考试，并因成绩名列前茅而被录取。后来孟宪光才知道，那位监考老师就是梁漱溟先生。
学校校址在百泉。百泉北依苏门山，位于卫河源头。名胜古迹颇多，如邵康节祠，孙夏峰祠，程明道先生居住过的安乐窝，孙登啸台，饿夫墓等。山前百泉湖开凿于商，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面积3.4万平方米，犹如北京的颐和园，仅格局略下。因湖底有千百泉涌出，“百泉”得名于此。又因泉水自湖底喷涌而出，累累如贯珠，故又名珍珠泉。每届秋冬季节，湖面水雾蒸腾自晨及午，弥漫全湖，又为颐和园所不及。
开学典礼在大成殿举行。全体学生身穿黑布棉军服整队入场。独梁漱溟身着长袍，梁还就此表示歉意。孟宪光担任班长，因此与担任教务长和班主任的梁漱溟接触较多。河南村治学院解散后，孟宪光到河北定县实习农业；后到山东邹平担任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部助教。
村治学院开学后教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之前，梁漱溟发表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一文，阐述了该院办学的宗旨。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是一村落社会，因此谈到国家建设就要着眼于农村问题之解决，除此必无生路。改造中国政治，也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也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具体做法，首先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好合作社。他在该文里说：“农村产生合作组织既立，自治组织乃缘之以立，是则我所谓村治也。”又说：“政治意识之养成，及其习惯能力之训练，必有假于此；自治人才与经费等问题之解决，亦必有待于此，倾所谓借解决引入政治，实为不易之途；有异于此者，断知其失败而已！乡村自治体既立，乃层累而上，循序以进，中国政治问题于焉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必与其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文章后部分谈到该院具体方针时，他说：“本院秉承本省省政府委员会会议决案已成立，分设农村组织训练部、农村师范部两部。农村组织训练部盖根据本党政纲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之条，暨总理遗教地方自治之政治组织同时并为一经济组织之旨，以从事农村组织之研究及其实习训练。农村师范部盖本诸教育家所公认乡村教育必当特别致意之旨，一从事乡村教育之研究与训练。至若农业改良之试验研究，自亦属分内应行致力之点，故并附办农业教育及其推广。”综上所述，前部分谈其乡治思想，后部分谈其办学的依据，主要还是根据当时政府的条文及孙中山先生有关地方自治的遗教，然后再结合自己的认识而归纳成文的。此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梁在乡村建设问题上的理论及其主张，是一篇代表作，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
梁在另一篇《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中说：“我们几十年愈弄愈不对的民族自救运动，都是为西洋把戏所骗（自是出于自家的迷惑颠倒，怪不得人家）。殊不知西洋把戏，中国人是耍不上来的。”又说：“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这段话明显地道出了他的思想和主张，仍然是坚持他过去的看法，反对一切“西化”，要往“东走”，走自己本国立国之道，即他所谓的“乡村自治”的道路。他的思想过去是着重于文化方面，这时不同了，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
1930年4月，胡适在上海《新月》杂志10月号上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说：去年我们几个朋友讨论的是中国现状问题，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说的朋友是罗隆基、潘光旦等人。他们几个请胡适先谈个大概，也就是“开场白”、“引言”之类的，谈谈他们对解决中国问题所持的观点、立场及方法、态度等问题。然后再由他们来分别就政治、经济、教育等问题写文章发表，以供社会讨论。胡适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写了这篇文章，就中国革命的对象和方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正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作自觉的改革。然后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此文在《新月》上发表后，梁漱溟在《村治月刊》上发表《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对胡适的文章给于评论。略谓：本人对胡文中“反对暴力革命”的观点是完全同意的，但对其革命对象为“五大魔”的说法却表示不能同意。于是提出质问，谓数年来，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另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在先生，其必有深意，正待要好好聆教。接着，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疾病、愚昧，皆与贪污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个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而它扼死了我国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之唯独，其将奈何？”以上所论，可以看出梁、胡二人在解决“中国前途问题”、“反对革命而主张改良”这点上，立场是一致的。但在识别革命对象的问题上，观点就不相同了。显然，在这方面，胡适洞察社会的眼光，就不如梁漱溟之深刻了。
同年，在河南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这次大规模的内战，直接影响到河南“村治学院”之成效。本来。梁漱溟到位后工作开展是很顺利的，但好景不长，学院开办不到一年，却碰上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相互争权夺利的“中原大战”。战争的结局是蒋军得胜，阎退回山西，冯放弃河南向西北撤退。同年10月，蒋军开进河南省会开封，“村治学院”因与冯系军阀有关系，故遭封闭。梁漱溟返回北平。后来他回忆说：“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