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在战国时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派别，而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广为人知的重要历史人物。法家的思想影响深远，中国数千年来君主集权的思想，或多或少是受法家所影响的。本书就是阐述韩非子的思想渊源、生平事迹及主要思想，亦深入浅出地介绍法家思想的时代背景、代表人物和核心思想体系。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在百家之中法家很特殊，法家没有什么明确的创始人，更没有开门立派，四方讲学。法家更多的是一种思想潮流，法家人物也多是政治活动家。公认的最早走法家路线的是春秋前期齐国的管仲。一般认为，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则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作为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并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相当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在法理学方面作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等等。
历史从哪里来，思想就应该从哪里开始。今天我们试着分析法家思想，就必然要从产生法家思想的那个时代说起。这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客观、更深入地理解法家思想的实质是大有裨益的。法家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西周以来鼎盛的奴隶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政治背景
西周时期，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集团在政治上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分封同姓、异姓诸侯，建立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在经济上实行井田制，土地被划分成类似井字形的方块，受封的各级奴隶主对被分封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自称“天子”的周王以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出自《诗经·小雅·北山》。这个时期的社会特点，用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在《论语·季氏》的话来说，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与此相应，西周统治者用周礼来巩固、加强其统治。相传“周公制礼”，即在周公的主持下，对以往的宗法习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制定出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与这套礼制相适应，西周统治者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所实行的就是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的“礼治”，其基本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在思想文化方面，尽管提出“以德配天”说，但“君权神授”的神权思想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同时，“学在官府”，文化教育完全由官府控制，奴隶主贵族子弟也只能去官府求学。整个社会保持着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然而，当西周这个历史的车轮行进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春秋末期，周天子早已失去了昔日驾驭诸侯的权势，王室衰微，王权旁落，各大诸侯国争夺霸权；各诸侯国内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卿大夫专权跋扈，新旧势力矛盾激烈。王室东迁之后，原来周王室控制的土地尽数为秦国占有，周天子所直接控制的领土不过是成周一带的六百里土地，王室失去了控制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徒具天子虚名。也就是说周天子不过是名义上的共主，在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周王室几乎没有起过实际的作用。在失去王室控制的情况下，一些诸侯国竞相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兼并他国的土地。社会秩序也变得动荡不安起来。列国卿大夫在争霸中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实力，攫取了政权，卿大夫的家臣也慢慢掌握到实权，进而控制了国家的部分权力。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战国时期，各国新兴地主阶级相继走上政治舞台变法改革，他们对以前的政治制度已经不再满足于修修补补，而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于是，以君主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制度与郡县制度取代了宗法分封制度，以军功授爵的官僚制度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度。
（二）经济背景
在经济上，铁器逐渐应用于农业生产，牛耕开始普遍推广，使得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铁器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但不普及，进入战国以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经离不开铁制工具。《管子》里谈到：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生产工具方面的变革和广泛使用既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面积增多，也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春秋中晚期，在“井田”之外，出现了“私田”。随之而来的是私田的不断增多，土地逐渐可以交换，甚至买卖，井田制渐趋瓦解。战国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也开始转变，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耕作代替了犁耕为单位的集体协作，封建个体经济逐渐占主导地位；“工商食官”的局面逐渐破坏，出现了个体手工业者、商人。他们的行业很多，有铁工、木工、纺织、洗染、刺绣、制陶等。内部分工还很细，有专做鞋、帽、农具、炊具、车子以及专做葬具的。战国时期，参与商品交换的种类繁多，商品交换的地域也相当广，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毛、象牙、皮革、丹青，东方的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等。手工业、商业繁荣的结果，城市也空前繁荣，出现了一些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三）文化背景
在思想文化上，随着春秋末期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的主张，社会也进入到一个“注重人事”、“私学”大兴、“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在那里，传统的神权观念和神权思想受到了“德”、“仁”思想的猛烈冲击、批判，“礼”思想、“法”思想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士”（知识分子）阶层出现，私学大兴。这些“士”阶层有文化知识，有政治谋略，有军事才能，他们的活动不受国界的限制，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统治者的礼遇，从这个意义上讲，士人的活跃，奠定了思想文化繁荣的基础。例如，春秋末期，邓析在郑国聚徒讲习法律；孔子在鲁国聚徒讲习六艺，后来发展为儒家学派；春秋战国之际，墨翟又聚徒讲学，发展成为墨家学派。此后，个人著书立说蔚然成风，道、法、名、兵、阴阳、农、杂等学派相继出现，形成了空前的“百家争鸣”的新气象。人们手中已经有很多书籍，学术文化开始步入民间，整个社会的文化、科学水平得到普及和提高。
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礼”针对贵族，“刑”针对普通百姓。在西周奴隶制社会礼里，各种社会关系主要依靠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来维持。天子、诸侯都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尖，与普通百姓没有直接关系，而与百姓打交道的人，则是一些下级诸侯和小贵族。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称为“礼”，而贵族依靠“刑”迫使庶民服从。到了东周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这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中可以得到印证。各国领导人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的国家，强大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强化国家的统治，就需要中央集权。面对这样的形势，儒家、道家、墨家等各派都力图解决君王的各种问题，即开始了后世学者所称道的先秦诸子之间的“百家争鸣”。各国君王最关注的不是怎样谋求民众的安居乐业，而是如何解决当前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就这样，一班“方术之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有一些人为他们鼓吹的统治方略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