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鬼门关作家群”成立的第一天起，“漆诗歌”沙龙就开始了回归本土文化的朝圣之旅。随着“鬼门关”意象的不断抒写和呈现，“漆诗歌”沙龙逐渐接近了自我文化本源，并越来越清晰地识别了这一根基的真实面貌，即“鬼门关”原始意象。首先，“鬼门关作家群”这一称谓是建立在淳朴深厚的本土文化之上的。“鬼门关”不仅是一个拥有着古老生命的现代关谷，更是一个积淀了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象征符号，是桂东南文化的核心所在。“鬼门关作家群”这一称谓的提出，是作家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是作家对优良文化传统的主动继承和积极展现。
其次，“鬼门关作家群”称谓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鬼门关作家群”称谓最终形成之前，作家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们使用包括文本写作、现实体验等在内的多种方式发掘“鬼门关”历史文化意蕴，以进入本土文化的最深处。随着“鬼门关”历史文化内涵由浅到深的不断挖掘，作家逐渐澄清久被遮蔽的本土文化真面目，完成了自我文化之根的觉醒。
最后，“鬼门关作家群”的命名是民间努力和官方促成的共同结果。作为一个民间团体，“漆诗歌”沙龙的写作开始时带有强烈的自发性特征，是无意为之的举动。然而，经过长期的坚持和积极的探索，原本无意为之的写作开始触动掩藏深处的本土意识，并刺激其由弱到强慢慢苏醒。当本土意识完全占据作家的心灵之后，其写作也就成了有意为之的自觉写作，在此状态下创作的作品自然也就具有了强烈的本土特征。大量成熟的本土作品的出现，显示了本土文化复苏的迹象。此民间文化现象引起了富有远见的相关文化部门的注意，并最终促成了“鬼门关作家群”研讨会的成功召开。“鬼门关作家群”研讨会，是一次官方与民间的对话，是相关文化部门对本土作家创作的定位与规划。当然，此定位与规划是建立在尊重民间文化、鼓励本土写作的基础上的，因而也就避免了意识形态对民间话语权的剥夺。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在于以“鬼门关作家群”这一称谓来命名玉林作家群。正如有报道所称：“‘天门关作者群’（“天门关作家群”即“鬼门关作家群”，笔者注）的命名，表明了玉林作家群体意识的觉醒。它传达出的信息，是否可以这样解读——有决策力的部门和领导对文化建设进行富有卓识与远见的规划，和本土作家们对自身地域性文化底蕴的挖掘与展现。”相信这一命名将会给包括“漆诗歌”沙龙在内的玉林作家带来本土文化意识的全面觉醒，并促进桂东南本土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迅猛发展。
然而，虽然“漆诗歌”沙龙目前仍旧存在着诸多以后需要改进和超越的局限，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他们把本土文化带出去，其贴近日常生活的写作，为我们如何认识自我本源、文学本源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和参照。正如李敬泽所言，“漆诗歌”写作是构筑在“鬼门关”之上的写作，是一种偏远的地方写作。此写作以偏远的角度来探索人性，从偏远的路径出发，去接近那种庞大的、浩瀚的人性和生活。而对于作家观察世界表达世界来说，需要的正是这么一种偏僻的眼光和偏僻的表达。在此偏远写作中，诗人从个人出发，最终达到无个人的目的，达到用来表现这个世界，用偏僻而富有生命力的独特路径和独特形式来升华生活，最终回归到生活之中。
（三）“鬼门关”的兼容文化
“鬼门关”文化表达了一种兼容，是一种融合、一种凝炼、一种精神。鬼门关文化的多元化形态，既得自于桂东南人善于兼容的胸怀，又来自于他们开放的文化精神。桂东南人是善于融会贯通的。在文化表现的最外在的形态——语言上，他们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广西是中国汉语方言种类最多的省（区），有粤语、西南官话、客家话、平话、桂北湘方言、闽方言六种。而环绕着鬼门关一带的桂东南地区，就有粤语、客家话、闽方言三种。粤语又被有关专家细分为以玉林、北流为主的勾漏粤语，桂平市区、平南大安的广府粤语。勾漏粤语发音丰富复杂，有十一种音调；听起来既有点近似浙江的温州方言，又有点像广东的台山话。而博白的地佬话，据王力先生研究，就有十三种音调。在桂东南这个地区，各种方言相互交融、共存同生。一个本地人，同时可以使用多种方言，既可以说勾漏粤语，又可以讲客家话。同样，桂东南人也兼容各种具有丰富内涵的的民俗事象。在这个地区既有表现了本土色彩的节日，如二月的土地诞、春牛节，带有浓厚的山林民族农耕生产文化色彩；也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一些节日，但都不同程度表现了本土的文化内涵。如元宵节加入了挂灯、生育崇拜，博白龙潭等地元宵节的狮龙出游活动，带有浓重的巫文化色彩；端午节挂蒲苇，也带着巫文化色彩；重阳节、冬至节带着祖先崇拜。海外文化影响的一些节日形式，在玉林地区也广为流行，如情人节、圣诞节，除了商家的炒作因素外，年轻人也较为自愿加入节日中间，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共存，表现了桂东南地区民俗的兼容品格。此外，形态各异的民间建筑，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多彩的民间艺术富有“岭南都会”之誉的繁荣的商业文化，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兼容的鬼门关文化品格。兼容性是一种文化形态中最具活力的特质，兼容的形态既得自独特的交通地理条件，也得自他们的智慧，更得自于一种开放的胸怀。有胸怀，才能容纳；有智慧，才善于容纳。开放是文化发展的生命。鬼门关文化在兼容和开放中克服了个性不足，得以不断发展和繁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座右铭就是鬼门关文化的一种胸怀。
（四）鬼门关文化代表作家：林白
林白，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重要作家之一。本名林白薇，广西北流人。19岁开始写诗。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等多部，有《林白文集》四卷，部分作品被译成六种文字在国外发表出版。现为武汉文学院专业作家。2004年凭着《妇女闲聊录》获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在一个写作风格极端化的时代，我们实在无法忽视林白的写作意义。这个从鬼门关走出来的女作家，从她来到武汉、迈进北京的那一刻起，她就带着自己独特的童年记忆进入文坛。她的创作带有古怪而诡秘的文学色彩。边民身份就是林白生命的底色。她用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审美理想，并承受着“外部世界”的“文化霸权”的冲击。林白的写作是美丽的，孤独的，也许从来不是文化的主流，但她的看似自闭的、特立独行的诗性叙述，琐碎的、片断的人生故事，则呈现出了另外一个文学的世界。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以张洁、王安忆、池莉、虹影、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为代表，她们从直接或间接的女性主义立场出发，破天荒地以女性为欲望主体的 “性话语”“欲望叙事”及“躯体写作”，形成了强大而凌厉的对于传统性别秩序、性化观念尤其是男权性禁忌的解构之势，以此来与男中心文化分庭抗礼，从容展开与男人的对视，从而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女性话语空间。在她们的作品中，女性意识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凸显，女性意识由过去的朦胧走向了清晰完整的阶段。她们在男性主导的话语禁区中开辟出自己的空间，带给我们所未有并极具颠覆性的艺术体验和审美震撼。林白正是凭着《一个人的战争》而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之一。
林白的小说充满了私人写作的色彩。她带着边民身份的生命角色，由巫风犹存的自然生态形式到达了百病丛生的现代转型社会。在她的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她的创作里总是弥散着难以言说的委屈和自怨自艾。林白凭着《一个人的战争》崛起文坛，从一开始就被冠以“个人化”和“女性主义”之名。而她多年来人如其文的封闭与不安似乎不断印证着上述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战争》无疑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女性文本，也是一部关于女人的成长史，是关于女性隐秘心理及其性感体验的大胆书写。在小说中，林白直截写到了女性在男性权力中心社会里的失败，使本来潜伏在她的小说里的两个对立的世界的冲突骤然尖锐起来。“女性意识不再躲藏在唯美主义的幻想里展示自己，而是准备进入现实的男性权力中心社会而含垢忍辱、身败名裂以至置死地而后生。”而林白正是通过多米这一女性形象大胆地向世人宣告：女性不再是一个无言的被言说、被书写的群体，她们开始真正有了“自己”的言说。
林白小说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建构了女性唯美的诗学，展现了女性与成长、女性与暴力、女性与苦难、女性与死亡等一系列隐秘的现代女性心理图景，探索了女性成长的曲折历程。在小说《致命的飞翔》和《守望空心岁月》中，林白采用了内聚焦型的叙事视角，以“守望”的姿态，为读者敞开女性经验的大门。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莫过于林白的个人化女性写作。她的写作建立在个人经验与个人记忆基础之上，用唯美的诗化的语言，让女性的心灵得以充分自由地飞翔。《致命的飞翔》涉及了关于职业与性别构成现代社会女性的两大困境，这部小说是极女性化的叙事。林白让她自己也让她的读者沉浸其中，感受到人的处境——孤独无助的人类的处境。“那个受到体制的、男性的、科学的控制的女人，也不是别人，正是作者本人。”在小说的结尾，林白把唯美主义进行到底。在对北诺杀了她的情人的细节描写中，她写道：“鲜血立即以一种力量喷射出来，它们呼啸着冲向天花板，它们像红色的雨点打在天花板上，又像焰火般落下来，落得满屋都是，那个场面真是无比壮观。鲜血越喷越低” “我在夜晚的玉兰树下看到了那个全身红的女人，就像黑沉沉椰林中的吴清华，她在黑色的背景中奋力一跃，然后手捧银毫子疾步前行。蓝天丽日如同 圆号般嘹亮，它黄金般地自天而降，与此同时到达我们面前的是满目灼灼其华的艳红的木棉花，它们铺天盖地，明亮又闪烁，热烈而温柔，它们就是再生的鸟儿”。从以上的描写中可以看出，林白的文学叙事具有唯美的诗学价值：首先，林白的文本中总是流淌着女性独特而丰沛的生命体验，异样而鲜活的生命律动；其次，也表现在林白善于以感受和体认的方式进入他人的故事，把“自己”写进文本。这种死亡仍然是唯美的，并不让人生厌和恐惧。林白对艺术风格的见解是：“我觉得风格不应该是一种外部的东西，不应该像杂耍那样的东西，是刻意追求的一个结果；它应该是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慢慢生长出来的，从童年成长的背景生长出来，是一个自然生长的结果。我所要做的并不是要制定一个改变自己的叙述方式、改变自己的语言方式、改变自己对于生活的感受方式的计划，然后去形成一个跟自己以前的所有作品不同的东西。我所做的我觉得应该是等待，等待一种东西从自己的生命深处长出来。”
不可否认，改革后的二十年是女性写作的活跃期。女性，无论从世界史还是从中国历史的位置上看，都属于弱势群体。因此，女性写作总是呈现出一种二元的悖离状态：“一方面是对于一切不公正与不平等的反抗与决绝；另一方面是自我乏力的无奈与虚弱。”女性自我解放心灵与身体的声音在男权社会里总是显得单薄而微弱，再加上女性本身绵延千年的心理积淀中传统因素的影响，使得女性写作始终负载着历史与现实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