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找不出第二个诗人能像杜甫那样毕生写诗以至三千首，而留存下来的一千四百多首中有无数诗歌代代相传影响深远，比如《奉先咏怀》《春望》《北征》《“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等等。现如今纪念杜甫生活与从事创作的祠堂不下十个，其中成都的杜甫草堂更是著名文化遗产。杜甫与李白，是从盛唐到中唐最有名气的诗人，合称李杜，但杜甫更加倾注于现实，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认识深刻而且绝不回避，对封建剥削和压迫敢于揭露，对人民百姓给予深切同情。这使得他在满怀强烈现实意识的情感下，能够成为唐朝以前诗歌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大胆革新者。从七岁开始作诗的杜甫最早可能比李白还要浪漫，他很早开始喝酒，很早就不愿意把世俗的人事放在眼里心里，这狂放与自负，这敏感与才情，事实上后来还有继续。杜甫和司马迁一样，也是在20岁的时候开始南北漫游，饱览大好河山、名胜古迹、历史人文，用时长达近十年。然后怀抱仁政理想回到长安应试，不料名落深山。接着他北游齐赵，于开元二十九年在洛阳居住，又是好几年。在洛阳与李白相遇，彼此影响，尤其李白因为开罪杨贵妃和高力士形成的消极情绪严重影响了杜甫。后来杜甫回到长安旅居，公元747年唐玄宗诏令天下通一艺以上的士人到京就选，这对杜甫来说又以为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应试结果他再遭落选，且后来才得知这可是一次载入了史册的政治欺骗。不死心的杜甫于是委托一个名叫韦济的尚书左丞，求他援引，殊不知文人的这种乞求根本没用。他多么希望得到朝廷的重用，在长安旅居十年，多数时间在客舍满怀期望而内心寂寥，平时靠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度日。他曾庸俗到向一些达官显贵写诗谋求援引的程度。就在玄宗发动对吐番的战争后，杜甫在京城看到了生死离别、农业凋敝、百姓苦难、死亡累累、政治腐败、民怨纷腾等等，仕途失意的杜甫不再对自己的政治抱负抒发情怀，而是哀怜民生的艰辛，揭露政治的黑暗。尤其经历安史之乱后，杜甫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呼喊。至公元757年，杜甫一首《春望》更成为千古绝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随着坎坷的接踵而至，杜甫渐渐有了隐居之心，“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著名诗句就是在隐居草堂时所作，昭示自己的大爱精神和讽刺风骨。公元766年，杜甫居夔州时有两年，继续写下大量诗歌，且基本过着粮农与果农的生活。然后东行荆楚，南游衡州潭州，59岁那年在经过洞庭湖准备北归长安时，因贫病交加死在船上。杜甫最后一首诗歌是五言排律，名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杜甫一生三千首诗歌，是三千面镜子，也是三千座连绵不绝的文学山峦。令后世叹为观止，令后世羞愧不已。
关汉卿：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最伟大的戏剧作家
关汉卿生活在一个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时代，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田亩连阡陌、家资累巨万”，对民户不仅“动辄鞭挞”而且“杀其夫而夺其妻”。元朝把人分四等：一等人蒙古人，二等人色目人，三等人汉人，四等人南人（南宋灭亡后的汉族与各民族）。为了监视人民的行动，元朝建立了里加制度。此外尤其法律方面的种种规定更是让人民生活陷入无比悲惨的境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起彼伏，前赴后继。关汉卿一生强烈感受着这些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这是他用戏剧再现历史的力量源泉。这位伟大的戏剧作家，没有像屈原、司马迁、杜甫那样，对做官抱有希望，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根本就不打算给他这样的文人以做官的机会。元朝初年，蒙古统治阶级对待文人，有笼络利用，也有压抑歧视。科举被废止，断掉入仕之徒的文人儒士，其社会地位低下有四字概括：九儒十丐。于是元代初期的文人似乎只有三条路可走：投靠蒙古贵族、杯酒自放做隐士、既不投靠也不消极而是积极面对敢于抨击。关汉卿属于最后一种，有骨气有胆识的一种，为数不多的那种。那时节唱戏很流行，关汉卿逐渐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戏剧写作之中。他生活在倡优中间，为他们写剧本，有时候也登台演唱自作倡优。虽然有人指出关汉卿其实有相当长时间是风流和浪荡的，但是他究其实还是在潜心创作戏剧，因为杂剧才是他的武器，用它直指黑暗的社会现实。关汉卿是中国戏曲的奠基人。与他同时代的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人，“姓名香满贯梨园”。以关汉卿名气最大的“玉京书会”拥有许多才华横溢的戏剧作家，成就卓著的他不仅使杂剧臻于完善，而且革新了杂剧创作，无论在戏剧结构设计、人物设计、人物关系设计、戏剧冲突设计、人物言行设计等方面，都使元代杂剧得到前所未有的艺术提高。他的那些重要的戏剧作品如《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调风月》《单刀会》等等，恒久以来成为多个剧种改编本的依据，有的已经被影视作品传承发扬。关汉卿鲜明的爱恨感情、卓越的艺术才能以及直面现实敢于表达的作家精神，为后代后世树立了榜样，尤其为后来戏剧艺术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十三世纪的关汉卿已然有了如此杰出的戏剧成就，他比欧洲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莫里哀，早三、四百年。
曹雪芹：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艺术家
都知道《红楼梦》有曹家沧桑巨变的影子，有曹家盛极而衰的演绎。都知道曹雪芹身为遗腹子，自小并不听话，根本无心科举，成天嗜酒狂狷，向来对现实傲岸不屈。这一点他像关汉卿，对入仕和行商都很不屑。但他的人生遭遇实在给他太多致命的磨难，他的消极狂狷其实是他才华空前的标识。乾隆时有人记述曹雪芹“不得志，遂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为乐”，这与关汉卿之所为同样。但他不写剧本，而是在他叔叔的强逼下“高墙圈禁”，叔叔本意是希望他改邪归正阅读四书五经便于将来考官，但曹雪芹却在家里监禁的那个三年，极不安分的开始著述一部传奇小说，名叫《风月宝鉴》。这是《红楼梦》的初稿。他的诗歌创作才华，在当时已经非常有名，曾经在他十分贫困的时候，酒店老板用他的诗作抵押酒钱。但奇怪他就是成不了著名诗人，因此有人分析《红楼梦》是曹雪芹想用小说的方式青史留诗名，好像也这样也说得没错，因为《红楼梦》里的诗歌实在无一不经典。曹雪芹的未完稿题名《石头记》。后来在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题为《金陵十二钗》，题有一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八十回“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鲁迅说曹雪芹“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这不同主要表现在无以伦比的艺术创新成就，他切实把明清小说提高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极高度。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不需多言，只看迄今为止这部世界名著养活了多少人、还将养活多少人，就足可以证之。可惜写作这部世界文学经典的曹雪芹，当时贫病交迫，而且在幼子夭折后伤感成疾，不到五十岁，还没写完他的《金陵十二钗》就搁笔长逝，最后连他的手稿都无人整理，空留琴剑在壁。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生死一生实在太过凄凉，真可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不久，他的妻子芳卿因哀伤过度也撒手人寰。悲凉困苦、寂寞孤苦，天尽头啊何处是香丘？这真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湖北作家与武汉高校诗歌
一
新时期诗歌较为繁荣的时段，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尤其80年代中期。那几年，全国写诗队伍之庞大和诗歌报刊之众多，以及诗歌活动之丰富，无疑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新诗发展史罕见，值得浓墨重彩记载。
湖北在当时应该是诗歌大省，就像九十年代的湖北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中篇小说大省一样。由诗歌大省演变成为中篇小说大省，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有起承转合的戏剧性规律，诗歌活动的兴盛，更像一座山，山峰过后就是另一座山。许多曾经在诗坛占尽无限风光的诗人，后来转向写小说，才华凸起的湖北作家诗人再次为中国文坛增添风采。而具有诗歌才能的作家写作小说，其灵魂拷问的能力和发掘情感的天赋以及对沧海桑田的描绘，更加令人关注并感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有必要回眸湖北武汉文学领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些往昔画卷，以此看到我们的渊源，启迪我们的今后。
二
湖北武汉地区高校的诗歌活动，至今还在继续的是：武汉大学的“樱花诗会”、华中师范大学的“12·9”诗赛等等大专院校的诗歌活动。由于我本人现在很少写诗，对武汉地区整体诗歌现状知道不多，尤其对武汉地区高等院校如今的诗歌活动和诗歌情况不太了解，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对于未来武汉地区高校诗歌活动的走势不敢轻言。但我相信，由于诗歌与青春激情紧密相关，无数年轻的心灵依然满腔诗情，高校诗歌活动肯定依然活跃。作为一名经历者，在此记忆那段历史，仅仅是为补充记载武汉地区高校诗歌发展的相关历史，并试图分析湖北武汉文学创作活动的某些关联与渊源。
受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在校大学生诗人高伐林、王家新等全国著名的校园诗人直接的影响，从1983年开始，我们武汉地区高等院校一大批热爱诗歌的大学生，决定组建“湖北武汉地区高校诗歌联合会”。那时候全武汉市几乎每一所大学包括大专院校的文学爱好者，尤其诗歌爱好者，都是主动积极参与到这个带着浓烈青春色彩的文学集体里来，各大专院校校的团委、学生会和文学社团，更是对这个集体充满关心，不少学校的文学刊物和文学社自己的打印或油印刊物，多争相发表校园诗歌作品，支持大学生的诗歌创作活动，鼓励他们的写作热情。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进入大学的一批早期大学生诗人，是直接掀起中国新诗红火的开创者。武汉地区高校中，高伐林、王家新等一大批诗人，不仅编创了诗歌刊物，还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联系诗人，尤其是做了大量唤醒民众热爱诗歌的热情。那时候诗歌出版包括图书出版比较严格或说比较严谨与拘束，出版文学作品的数量十分有限，因此笔者现在手头拥有的多是诗人自费印刷的诗集，比如有一本著名校园诗人王家新当年自费打印的诗集《太阳·土地·人》，印发于1984年10月，还有若干当时在全国盛名很大的著名诗人的诗作也是并非正式出版但印刷成书的诗集，很多都是现在文学界的领头人物。记忆中，著名诗人高伐林和董宏量的诗集在当时武汉高校的大学生中，影响颇大。
这些兄长辈的诗人诗作，给我们当时在校大学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和鼓励。以王家新的诗歌作品为例，当时许多在校大学生对他每写一首新作都会争相传颂，其中《门》、《秋叶红了》、《神女峰下的沉思》等名诗成为校园诗人们见面轮流背诵的佳作。后来在全国久负盛名的著名作家方方，是王家新、高伐林等诗人的师妹，她最初进入文学创作领域，不能说没有受到那些校园诗人的强烈影响，因为她最初也是从写诗起步，频频在《诗刊》发表作品，并且不断获得各项诗歌大奖。她后来创作的所有著名的中篇小说，很少不带浓郁诗意的。
三
武汉地区高校诗歌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繁荣，至少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一是思想正在逐步解放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进入80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悄悄发生变化，伤痕文学的反思浪潮使得许多人的情绪和思想悄悄有所改变，人们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情不自禁进行思考，对曾经往事反思，对现状发出质问，对未来充满期待。所有这些情感强烈的思索和愿望，最好的表现形式莫过于诗歌。何况当时一大批诗人，比如艾青、藏克家、骆文、曾卓等等前辈都健在，都经历过太多的苦难，都满怀一颗年轻的心，领引数以千计的青年作家和诗人们一起，深切思考，动情倾诉。可以这么说，是几乎整个民族的共同思考与集体倾诉，不约而同选择了诗歌这种方式。这就是80年代诗歌兴盛的主要人文背景，也是湖北武汉高校诗歌群体得以新生并成长的主要精神源泉。
二是有一批社会力量积极扶植武汉地区高校诗歌活动。随着70年代末期一批大学校园诗人的大学毕业和已经产生的广泛影响，随着新一批大学校园诗人的出现和积极组织开展的诗歌活动产生的更大影响，这种江山代有人才出的可喜局面，使得大学校园成为更多社会知名人士的舞台，也使得校园诗人与社会名流有了更多接触和学习的机会。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著名诗人中，曾卓、骆文、白桦等前辈，长期保持对校园诗人的关注与支持，尤其曾卓老，他把生命最后近20年的时间既是全部献给了诗歌和新诗总结，也是献给了武汉地区高校的诗歌活动。曾卓老师在80年代全然不太顾惜自己的身体，只要校园诗人登门求教，一定是热情满怀的接待；只要有校园诗歌活动，肯定要出现，要么讲授诗歌创作常识，要么担任诗歌大赛评委，要么满含热泪参加诗歌朗诵会，要么分毫不取地热情为校园诗人新出的诗集撰序……总之，曾老是所有年轻诗人尤其校园诗人的良师益友，他像一头老牛，不知疲倦地带着一批年轻的诗魂在诗歌的沃野耕耘，更像一个永远朝气蓬勃、充满爱心与浪漫理想的小伙子，同样阳光灿烂地行走在广袤的诗歌原野上。至于像叶文福、熊召政、饶庆年、邓一光、方方等已负盛名的诗人，更是对校园诗歌给与极大支持与关心。叶文福每次到大学校园讲授并朗诵诗歌，极少不是里三层外三层挤破脑袋的热闹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