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想过，开荒出一片土地，要抠去许多树根子和石头，怎么能说扔就扔了昵？是种地时种子不够了，是让人当“小片荒”给没收了，还是开荒那家搬走了呢？但，当我对它感兴趣时，已顾不上那么多人，只想寻找和占有。我多占有一块撂荒地，就等于向军帽又走近一步。我曾经大胆地设计过，撂荒地多了，我也许还能买套军衣（仿军衣也行）呢！
我当时寻找撂荒地，是因为它有太多的长处。第一，我喜欢它的颜色。虽然像军被，可军被离军衣军帽很近了吧？第二，割撂荒地的蒿草，肯定不会带树，没人管。第三，篙篙草草秋风一吸，很快就干了。我一次扛五六捆回家，也不觉得太累。而那些榛柴杆苕条柴禾，太沉，一回扛三四捆，都压得不行。第四，撂荒地一般离屯子近，我一个人去割柴禾，也不害怕。当然，最主要是军衣军帽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才如此爱屋及乌吧。
我放学后，常常将书包放在学校，而将藏在松树上的刀和绳子取下来，直奔撂荒地而去。我一看到晾晒在山坡上的旧“军被”，肚子咕咕叫的声音也戛然而止，立即脚边生风。我在虾形腰的前端，让月牙镰飞快地闪来闪去，伴着咔咔咔咔燃放小鞭般的脆响和腾腾烟雾，蒿蒿草草们饮弹倒地。我感到口干舌燥。我知道除了灰尘而外，还有摇落的草籽和蒿子籽。我的脖颈里衣领里和鞋窠里也成为它们的栖息地了，硌磨得难受。挺吧，我的眼睛偶尔也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泪流如注。揉揉吧。揉不出来，只好挺到家再说吧。我心里只有柴禾捆数累计相加的单一意识。
我将柴禾垛在院里，眼见它像发面馒头一样长高了，我心里每天都计算几次捆数乘以三分钱的得数，一点点挪向军衣和军帽。柴禾垛越长越高，很显眼。生产队一伙人常常来检查割没割树。到别人家只在根朝外的柴禾里抽几捆。我家全是撂荒地里割的蒿草，根上没有白茬，不像有树。生产队长问我夹没夹树，我说没、没夹呀。队长说我嗑巴了，心里肯定有鬼。我说别看嗑巴了，也没夹树。队长狐疑地扫了我几眼，说翻。我说不能白翻，没有树，得给摞好。队长看我这态度，更加坚定了要翻的想法。我眼看一伙人白翻了半天，又将柴禾摞好，忍不住嘿嘿嘿地乐出声来。
我还对一帮小孩子耍威风——他们手拿火在柴禾垛里找“痒拉子”，找到了就在墙角烧着吃。
我怒喝：去去去！又不是树垛，蒿子垛里哪有“痒拉子”！
我并没有说谎，痒拉子吃树叶，做壳后也在树枝上。但我看得出，孩子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那群小家伙带着不服气的表情，走了。
我还常常计算还有几块撂荒地没割了。这很关键。屯子附近的撂荒地没了，我就将柴禾卖了。
我已经割到168捆了。而在我计划之中，还有一块撂荒地没割。
我已经伸出了胳膊，只差轻轻一抓，军帽就到手了。这时，我一直被兴奋包围着。总想笑。我再割12捆，就是180捆了。三分乘180捆等于五元四角钱——足够一顶军帽啦。
那天晚上，我扛着六捆柴禾回家，还回想着山后那块撂荒地里的半块“旧军帽”。明天我再去将它收回来，就等于军帽拿到手喽！
然而，还没等我将山后那片撂荒地割后，我家柴禾垛着火了。
我那一小垛柴禾，一捆都没剩。
我父亲查问了一圈儿，也没查出着火的因由。我将那几个小孩找痒拉子的事说了，一问，小孩家长急了：我家前年柴禾垛也着一回火，说是你烧的你承认吗？
一碰上戴军帽的，我仍然心跳得厉害。腿软，浑身哆嗦，瞅人家一眼都心里发毛。幸亏当时没有人喝问我，否则我即刻会向人家“招供”。
地浆皮
天暖些了。但那是很有限的暖。屋里，阳光从窗外射进来，微小的尘粒就在光柱里旋转，融融暖意只进不出，让人幸福地感到：天暖了。但一出屋，这种感叹就变味了——冷风嗖嗖地吹过来，脚跟着脚，一会儿工夫，我就得缩着脖子，手操袖筒里，或干脆倒退着走。
这也抗不住。
我的胳膊和膝盖处，棉花没了，就剩两层布了，还是抗不住凉风。要是遇上一堵墙，背背风，就暖和多了。但我不能这样，我得和大兰子去捡地浆皮。而地浆皮全长在河边柳树毛甸子里，那里怎么会有墙啊！
风不是总刮，有时也歇歇。但它歇了，我们也不感到暖和。地表层虽然化了，还没化透。地肉里的冰已经憋一冬了，不想再憋了，一鼓劲儿，让融化的寒气冒出来，寒气一股接着一股，我们就受不了啦。
但得挺，挺住，才能采回地浆皮呀！
平地积雪全化了。远远望去，地上还浮着一层淡淡的气体，气体里闪着光。细看，又不像光。再细看，又像了。走到近处，又什么都没有。而再往远处看，还能看到像气又像光的东西。我感到挺有意思。但我却不去深想——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有意思而又弄不明白的东西太多啦，想也白想。不白想时也有，却很少。
大兰子见我总朝前看，而且不时还现出专注的样子，说，你看什么呢？我说不看什么。她又问你想什么呢，我说想地浆皮。大兰子一乐，说还没到柳毛甸子，你想也白想。
地浆皮只长在柳毛甸子里。它色泽形状像黑木耳，吃起来感觉也像黑木耳。但它们不一样。黑木耳长在腐树枝上，地浆皮长在地皮上；黑木耳有时长成堆，地浆皮却一张张平铺在地上；黑木耳较厚，地浆皮较薄。它们也有共同处：喜潮湿。
我对地浆皮不是太喜欢，嫌它有一股淡淡的土味儿。我曾埋怨母亲说没洗净，母亲说，傻孩子，地浆皮就是这股味儿，你想，它紧紧趴在地皮上，能不熏出土味儿吗？我并不觉得母亲说得特别有道理，但一时又想不出特别有道理的话，就不吭声了。但大兰子说地浆皮好，说它有什么什么树（素），我挺信。人家大兰子家是沈阳下放户，光书就拉来一汽车，什么不懂？大兰子一说，我才想起母亲说过，吃地浆皮去火，宽肠。吃地浆皮可以不放豆油，吃地浆皮下饭。仅凭省油这一点，就不简单——我们常年（除了过年过节外）也很少见到油珠呀！不过，我捡地浆皮，却不是为这个，而想着大兰子家里那副军棋。
我从没见过那东西，而且也买不起。再说，我们夹在山褶纹里，能买起也买不到哇！
两双鞋在柳毛甸里铺着腐叶的地上踩。看上去是腐叶，一踩一个坑，水就出来了。一抬脚，腐叶又弹起来，却看不到水。这些无形无色的东西，比掩藏的特务都狡猾呀。它悄悄浸在大兰子胶鞋底上，被挡回来了。浸在我的家做布鞋底上，就润进去了。虽然水没淌进去，但鞋底已悄然湿透，冰凉冰凉。我却顾不上这些，只想快点找到地浆皮。我知道，腐叶太厚的地方不长地浆皮，而没有腐叶的地方也不长地浆皮，只有有点腐叶又偶然长点青苔的湿润处，才长地浆皮啊！
我终于找到这样的地方了！
地浆皮已被湿地气给鼓动起来，铜钱大小起伏无致地躺在那里，连成一片。它们像被泡起来的木耳，湿润而亮汉泽。一找到它们，心里蓦然涌起一股热情，但抓到手里，却是凉凉的。我和大兰子捡完一小片再去找，找了再去捡，总因为找不到而东跑西跑。春天虽然来了，但除了“缓阳”而生的地浆皮，什么菜都没下来，捡地浆皮的人也很多。偶尔在树根朝阳处，我看到一小撮刚发芽的绿草，就说它们是“大头菜”，用木棍抠半天，却找不到蒜头。大兰子格格笑一阵，说她知道是什么了，我侧耳细听，她却说是标准的青草。我们就乐一阵子。
大兰子捡地浆皮不如我。我每回都给她一些，她先是不要，我坚持给，她就要了。以后，我再给她，她也不说不要了。大兰子问我，你家人爱吃地浆皮吗？我说不爱吃。她要得就更坦然了。我也问她家人爱吃吗？大兰子一歪脑袋，两个小羊角辫一甩，说当然爱吃啦！
实际上，捡地浆皮也就那么十几天时间。阳气转回来，山和地一泛青，野菜出来了，谁还捡地浆皮！
但我和大兰子的交往，却只是捡地浆皮。
一放学，我就找她去。
一天，我眼见柳树细枝小手一划拉，大兰子头绫子蝴蝶般飘地上了，像一团火。我捡起来递给她，她却说，我手湿，你把我那只也摘下来吧。我照办了。她又说，你先揣兜里吧！
回家的路上，大兰子说，她爸爸的右派问题没办完，明天她就要回沈阳了。明天？我问。大兰子点点头。大兰子还说，我知道你喜欢那副军棋，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我赶紧说不要——我没想到大兰子明天就会走，我不要她军棋，她也许会不走吧！我一着急，就抓住大兰子手，说：“那、那你别走了”。大兰子脸红了。我突然想起什么，就松开了手。
大兰子跑远了。
当晚，大兰子同我告别，我仍然没要那副军棋，却说，你已经给我纪念品了。大兰子没明白。我倒害怕她明白过来，就说，你走了，能给我写封信吗？她说能。
我悄悄留下了那副红绫子。
后来，我们相互通了几封信，只提到各自干什么，共同话题只有地浆皮。信就越写越短。我曾经想写长点，或者来点什么花样翻新，但一提笔，眼前却只有或清晰或模糊或满世界旋转的黑里略略染点绿意的地浆皮……我想大兰子是大城市人，当然不会像我这么没出息，她摆弄汉字像我摆弄泥土一样随心所欲吧？可是，她写给我的信居然也越写越短。终于——我们各自消失在对方的视线里。
现在，我倒是偶尔还想起这件往事，不知道大兰子是不是也有这个偶尔？
我回到老家去，看到一群男孩女孩们在一起玩，就想起了大兰子，当然只是想想而已。
我突然想问问地浆皮的事，又突然觉得也只是想想而已——这些孩子，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地浆皮为何物吧？
看上去是腐叶。一踩一个坑。水就出来了。一抬脚。腐叶又弹起来。却看不到水。这些无形无色的东西。比掩藏的特务都狡猾呀。
还阳草
月亮，像刚刚充了电，晃得我有点胆颤！我希望它暗点。可暗了，又看不见割草。我心里充满着矛盾。
父亲在月光里蹲着割草，让我“打更”，要是远处来了人，就扔过去一个土块子，父亲就躲在树丛里。父亲说，实际晚上割草，没耽误白天干活，也没什么。怕就怕两个人：生产队长和看山的。别人谁管这事？这两个人也倒不一定管，但还是不看到好。我就不同了，我谁都怕。我还在上学，学校团总支书记整天教育我们，要同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划清界限，父亲割草卖钱，算不算资本主义？我已经写了入团申请书了，背地里却干这事儿，要传到学校去还得了么？
我谁都怕。
但父亲又说，你不是喜欢运动服回力鞋么？等卖了草，就给你买。
父亲的承诺，对我诱惑太大了。
我站在一棵柳树后边。我能看到别人，别人却看不到我。
借着月光，能看出去挺远。
我总觉得远处有人走过来，那黑影在动，在慢慢地朝前移动，只是走得太慢。我的心，也在黑影移动里砰砰乱跳。眼睛看酸了，我闭上一会儿眼睛，再睁开，黑影还同刚才一样。
已是秋冬时节，山还封着，不让人去动一草一木。但父亲割草这地方，是个沟膛里的荒草甸子，大概地力没劲吧，草只长到半尺或尺把高。父亲只好蹲着割。我说，这草太矮了，要是长高些多好！父亲说，多亏它长得矮。父亲又说，长得矮，队里才没人管。长得矮，别人不屑割。我感到挺有意思，有时缺点也恰恰是优点了。但只是苦了父亲，“脱节”放，草就显得高了。草太矮，稍不小心，就会割到手，父亲雪亮的镰刀频频在手指前切割，发出“刷刷刷”的声响，真让人捏一把汗，我要帮着割，父亲不让，怕我割到手。再说，他也怕我割得茬高了，割瞎了草。父亲告诉我，山上和地上高草很多，但那不让割，也就不属于我们，而这种草，才是我们得施展地方，这很不容易呀，要格外珍惜它。我说，这是什么草，长得这么不起眼？父亲说，你可别小瞧它，那年闹饥荒，村里人全靠这草救命了，大家叫它“还阳草”哩。父亲告诉我，这种草长得快，割一茬在四五天就又长出来了。只是，它就长尺把高，不往高长。那一年，村里人足足割了有20茬啊！我说，不是有很多种草么？父亲说，只有这种草长得嫩，嚼起来甜丝丝的，而且养人。别的草都试过，不是老根咬不动，就是吃了胃疼、排不出大便。
我顺手拽了几根草嚼嚼，虽然已经老了，但仍品出丝丝甜味来。我不仅对这草肃然起敬。我又突然对父亲说，这种草救过命，就别割了吧？父亲的话又令我大出意料：孩子，草的寿命只有一年，你不割，它也瞎了。割了，明天它才发得旺呢！我只记着这草的往日功劳，才提出这个建议，却不知差点帮了倒忙。看来，干什么事，光想得好不行，还得对。
只要是有点月亮，父亲就去割草，每天都割回来一扛。我看着家里的草垛一天比一天大，想着父亲的承诺，情绪也随着草垛往高长。
这天我放学回家，看到父亲给我买的白色回力牌运动鞋和一套带金属拉链的腈纶运动服，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我迅速回想着，我们班60多名同学里，我是第三个有这些新潮东西的！
这天晚上，月亮好极了！我提议也去割草，父亲却瞪我一眼，说，你好好读书，别管这事！
我很不理解。
一连许多天，父亲吃完晚饭就出去，很晚才回来，却没扛回来草。
我很想提割草的事，但见父亲天天晚上早出晚归，也就没提。
这天放学后，同学刘德昆问我，你爹割草卖多少钱，天天晚上挨斗哇！我急忙问，什么什么你说什么？刘德昆伸伸舌头，不说了。
父亲被人“割了资本主义尾巴”。
从那天起，我再也不穿白回力鞋和运动服了。我感觉它们像偷来的，怕让丢东西的人认出来。还不仅仅是这样——我感觉它们像囚服一样，穿上就是一种不光彩的标志！我真想把它扔了，但我没敢，也舍不得。
我将它们放进地下的木箱子里。
我再也不想穿它们了。
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学校可别知道我父亲卖草的事……
那天在校门口，女同学徐丽文指着前边一个高个子老人说，你看，就这老头儿，昨晚上在俺村里检讨，因为割草卖。我一看，连忙低下了头。我同父亲走个对面，父亲刚要张嘴，我却扭过脸去。徐丽文问，哎，你们认识？我说，不认识。
回到家里，我和父亲谁也没提这事。
父亲说，孩子，你还记得还阳草的故事么？
我说：快别提什么草了！
我父亲愣了老半天，说，对对对，不提了！
第二年，父亲和许多人，都被平了反。
我想起曾经对父亲……父亲说，孩子别提了，你小，我不怪你。
我想起了回力鞋和运动服，我特别想穿它们。我甚至暗暗地想：省点穿，多穿些年，它们记载了我未成年时期一段难忘的往事。
我打开了木箱后，发现它们已让老鼠咬得所剩无几了。运动服除了几块不成形的边角，就是一堆破棉絮。回力鞋还有半只完好，鞋窠里边是鼠窝，还有四五只小鼠崽在蠕动。
只要是有点月亮。父亲就去割草。每天都割回来一扛。我看着家里的草垛一天比一天大。想着父亲的承诺，情绪也随着草垛往高长。
秋板柴
矬子在柴禾垛上边垛垛。我去看热闹。
树杆子在下边用垛叉子往上扔柴禾。
柴禾垛，就如同发面馒头呼呼往上长。不过，它比发面馒头利索多了，两边的斜面，像用刀切了，柴禾根朝外，齐刷刷的。这一点，全屯人谁也比不了。不光垛得齐，割柴禾捆捆，都得齐。这可不是一时一日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