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兴致冲冲的徐铸成从中南海里一出来，好似初恋时约会，急于要见到浦熙修。他径直回到办事处，不见浦熙修的人影，说是出去采访了。他等不得她回来，当即拉上在家的谢蔚明、杨重野等几个人，去了中山公园。叫了几杯上等的龙井茶上来，那碧清的茶水颇像他此时的心境，经过毛泽东这一番耳提面命，似乎不仅仅是这一年以来国内外的风风雨雨，他看清楚了，就是中国前二百年、后三百年的事情，他也一眼见底。
感觉到他有什么好事情要告诉自己，浦熙修一回来，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一脸笑意盈盈。徐铸成绘影绘神地告诉了下午毛主席的接见，随即再三交代：
《文汇报》本来就持有“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办报方针，在眼下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与宣传中，在即将开始的整风运动的报道中，《文汇报》一定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与信任，一定要大张旗鼓而又切切实实地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而首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云蒸霞蔚之地，驻京办事处工作得怎样，采访的范围与角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报纸的分量与影响……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被委以中国新闻界访苏代表团副团长的徐铸成，带着对浦熙修的完全信任，也带着一身的大红大紫，踏上了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大江南北，日见柳色转绿，花深似海。由初春而仲春，但仍有众多的知识分子心有余悸。白5月1日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以突然获得的自由批评的权利，走进了一个与过去氛围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几乎所有政治的压力都稀释了，代之而起的却是自身好似春笋拱土般膨胀思想的压力。几乎所有夹杂冰碴的目光都融化了，似春汛一样包围你的是水蜜桃般饱满的笑容……
从大气层进入太空会产生失重。
从黑暗里猛来到阳光下会有一时的晕眩。
最初几天，知识分子们便有这种“失重”与“晕眩”之感——
我们说些什么呢？
我们能这样说吗？
江苏一些党外人士认为争鸣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成都的教授们似乎约定俗成，全部“金人缄口”，害怕“零存整取”，将来算总账；
东北某大学一位教授在自己书房的墙上贴了副对联，上联是“守口如瓶”，下联是“身心安宁”；
刚刚被公私合营了的工商界人士则说，私方好比刚进门的新媳妇，摸不透婆婆和丈夫的脾气，不敢放也不敢鸣……
对此，在《文汇报》里，没有比钦本立、浦熙修两位更着急上火的。
徐铸成访苏前夕的嘱托，邓拓电话、信函里的一再肯定，已经使他们食不知味、寝不能寐了，何况在这之后又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夜访。那是在4月份，上海市委办公厅通知主持编务的常务副总编辑钦本立，说是毛主席要来《文汇报》看看，交代他这段时间里不要外出，同时还得严格保密。他好容易将草原上马驹腾欢般的兴奋赶进了心灵的马圈，又布置下面将各办公室和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望穿秋水似的等了几天，一天夜里十点多钟，走进报社的是陆定一。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是：
“你们的报纸办得好，有生气，有情况，有办法。”
进了办公室，往钦本立对面的椅子上一坐，他问：
“这个位子是谁坐的？”
“是徐铸成坐的。”
陆定一两手往扶手上一摊，又打量了办公室一圈．似乎被这房间里浓浓的纸墨气息所陶醉，又问钦本立：
“你看我来当总编辑好不好？”
几乎陆定一前脚走，后脚钦本立就拿起电话，将陆的夜访告诉了浦熙修。尽管这是句风趣话，可浦熙修体会在这风趣之中也未免不含有几分羡慕。有如此显赫身份的陆定一，决不会去羡慕一般的报纸和一般的报人生涯……
陆定一是来鼓励《文汇报》积极投身于大鸣大放的。事后，浦熙修听说本来是毛主席准备在经过上海时，亲自来做这番鼓励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来成，才特意委派陆定一前来。“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既知己，又悦己，浦熙修怎不拿出双份的苦心、双份的努力，将《文汇报》引向日后被斥之为的“资产阶级方向”？
在驻京办事处，十二名记者，除了留下一位看家，包括副总编辑兼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全都似离弦之箭一样撒去了京都的各个角落。近一点的地方，乘公共汽车去，远一点的地方，便坐小车去。浦熙修与国务院打声招呼，办事处就进口了一辆英国产的轿车。那时，中央领导人和部长坐的车，不过只是“吉姆”、“华沙”一类的苏联、东欧车，局长们能坐上小车的，就像今天要找不坐小车的处长一样艰难。显然，坐着这样鹤立鸡群的轿车走进了哪个单位，心里的感觉便更有几分像是“无冕之王”了……
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的一个年轻人刘光华，才气横溢，性格活跃，他便跑高校，尤其是掌握北京大学的动态。其时，在校园外一片鸣放高潮的呼唤下，白五四运动以来，一个一点火就酒精灯般发出蓝荧荧火焰的精灵，宛如苏格兰尼斯湖里的水怪一样，从未名湖里急剧地升腾起来，并在北大学生们青春的血脉里躁动。在大膳厅及附近宿舍的墙壁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贴满了红的、绿的、或是用旧报纸写的大字报。有论理的杂文、短评，有开门见山的口号、律动着马雅可夫斯基风格的诗歌，有的抨击了某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和宗派主义倾向，有的对学校的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建议，诸如：政治课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但是在是否取消或改进上，有不同看法。必须大大加强校务委员会的作用，可在是否取消党委负责制上，又存在歧见。普遍一致的意见是反对入学时硬性分配专业，要求扩大选修和旁听课程的范围……
党组织也在支持鸣放，号召党员带头鸣放。不愿意写就组织你说，全校各系各个部门纷纷召开座谈会，发动群众和团员给各级党组织提意见。你说不出子丑寅卯，就说鸡零狗碎，你对校内没有意见，也可谈谈校外的所见所闻。此后，不等规模的、白发或是有组织的辩论会出现了，大膳厅前的广场，开始被人们称之为“海德公园”，成百上千的学生在这里倾听一场场激烈的辩论。学生会规定每日从下午5时至10时为辩论时间，广场上搭起了讲台，并专辟了两间教室装上播音器材以向全校广播。
5月27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大学“民主墙”》的通讯，这篇通讯由刘光华采写，浦熙修签发，其结尾显然流露出他们为北大校园里这充满了心声与活力交响的初夏而感到欢欣、鼓舞——
就在这个激荡的时候，我看到了同学们是多么的有条不紊，遵守着秩序。他们照样地用心听讲，在实验室专心一意地工作，在运动场上打球，图书馆中仍然是座无虚席。年轻的孩子们，尽管他们唇枪舌剑，争辩得面红耳赤，但没有人不尊重对方所出的大字报和发言的权利。他们自己要讲话，但也让别人讲话。我不禁想：我们党有这样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什么困难也是能克服的。
几乎每天要去梅兰芳府邸串一次门、程砚秋请人吃饭也常常拉去作陪的谢蔚明，则在戏剧界如鱼得水般穿梭，他着重为被称之为京剧花旦一绝的筱翠花鸣不平：解放后他的一出出拿手好戏，不是因为“封建毒素”被封，就是以“宣扬色情”遭禁，弄得他后来不必出门了，成了挂在凄冷角落的蛛网里，一只靠编织昔日舞台绚烂回忆而打发日子的蜘蛛……
杨重野则对肃反“扩大化”有了兴趣，也许是因为自己遭际的坎坷：他四十年代就在《文汇报》工作，出于对共产党的仰慕之心，他不畏风险去了东北战场采访，并发回了不少宣传共产党的报道，据说很受战士们的欢迎，林彪、陈云、彭真等人也都认识他。他随“四野”进关到了华北，留在了《石家庄日报》，报社社长是张春桥。此后，他便渐渐成了一条被晾在海滩上的鱼了，再转去新华社，连海滩上也不让鱼呆了，晾在海滩上多少还能触及涨潮时推上来的海水，这时更将鱼挂了起来——他被分去搞资料。他明白在自己的履历上，几乎从他走出《文汇报》起，便有一道怀疑如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时强时弱地跟随着自己；他想不明白的是，怎么能凭这貌似有形、抓一把过去却两手空空的“灯光”来处置一个人的前途呢？
他重新回了《文汇报》。鸣放期间，他采访民革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的黄绍竑先生，后者向他说，肃反运动中不少清白无辜的人受到了惩罚，原因在于中国至今没有民事、刑事法典法规，只有个别的条令。反贪污了，拍拍脑袋，来个惩治贪污条例；要肃反了，摸摸下巴，又来个惩治反革命条例……有了法律反而可能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如这样制定临时的政策，怎样方便打击敌人，我就怎样打击！在法律服从于运动、等同于政策的搞法下，冤假错案的大量出现便是不可避免的了。黄先生向他提供了一些看来是有凭有据的材料，杨重野据此写了一篇不短的报道，在本报刊出后，新华社又向全国发了通稿，一时间引起很大反响。
记者们一般上午出去采访，下午或是晚上回来写稿。每天紧张得似走在枪林弹雨里，有时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就得即刻趴在桌子上动笔写稿。因为五十年代电脑、传真等现代通讯技术，还在孩子们读的科幻小说里，稿子写完，先得经浦熙修把关，她审毕后交办事处的译电员译成电码，再由通讯员送邮局向上海方面拍电报，而这一切必须在十一点钟左右完成，凌晨二点在上海的编辑部便截稿了。
无疑，最辛苦的是统领全局的浦熙修了。
她起得最早，总是赶在上班之前便进了办公室，大家到齐后，一一听取各人当天的活动计划，然后她提出看法，让大家明确编辑部在导向上的要求。倘若通过有关渠道了解到中央最新的精神，她也在这一简短的碰头会上讲一讲，使大家在采访中有所遵循。她本人也出去采访，亲自组织有关恢复社会学研究方面的鸣放。她曾一天之内走访了北大燕东园、燕南园、燕西园，去采撷七八位教授的鸣放意见，她一定觉得，在眼下这个新中国罕见的思想丰收的季节里，自己该带头努力摇动驻京办事处这台榨果机，以使更充沛、更鲜活的“果汁”，能从《文汇报》的字里行间流淌下来。
夜里，她睡得最晚，也许除了丰泽园里伟大领袖那通宵达旦、曾被多少诗人浓墨重彩讴歌过的灯光外，她房间里的灯光也该是偌大一个京城里最晚熄灭的。常常过了十二点之后，她还要越过千山万水与钦本立通话，或是报道最后采访到的重要新闻，或是交换对哪块版面、哪篇稿件的看法。她本来就长年患失眠症，这时只有靠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每天才能睡上有限的几个小时……
浦熙修不但是个实干家，还是个“外交家”。
在鸣放之前，因为《文汇报》追求民主的传统和浓浓的书卷气，浦熙修在重庆七年任《新民报》记者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已有的广泛联系与影响，再加上办事处正处于市中心的灯市口，高级知识分子们来市里或是打此经过，总要进办事处坐坐。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向达、华岁庚，著名翻译家高植，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金山，以及在重庆时与浦熙修形影相随、同样蜚声遐迩的《大公报》记者、时任《旅行家》杂志主编的彭子冈，还有也是《大公报》出身的老报人、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西方组组长的高集……常常人未进门，声音就已落地，“浦二姐，浦二姐……”一个个叫得亲亲热热，也不管自己的年龄是不是该配有这样的“二姐”。
她也真热情得似个“二姐”一样，过些日子总要请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文化人大抵都是些美食家，为了满足他们那精细而又刁钻的味觉系统，她先是经北大几个教授推荐，去北大借了一个厨师。每回聚餐都得借一次，总不是个事，原《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先生是四川人，向她介绍了个川菜“大腕”，她又派人不辞辛苦地去成都给请了来。这厨师烧出来的菜，还真让那些味觉系统快速运转得似在铁轨上跑着的车轮……
鸣放以后他们就来得更勤了，办事处俨然成了京城一个社会名流的沙龙。在满足食欲之外，也畅快地发泄那种自身膨胀思想的压力。难怪浦熙修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当时办事处发来编辑部的稿件，几乎涉及到了文教战线各个领域的热点问题。她还趁热打铁，请对方就这些热点问题给《文汇报》写稿，有过一件或许费孝通先生早已忘记了的逸闻：他答应写稿，但提出自己囊中羞涩，得预支稿酬去买支好笔。浦熙修真去买了支51号的派克金笔，又给他送去。没几天鸣放的形势就陡然逆转了，此笔再好也没能为《文汇报》美丽与悲怆浦熙修与她的年代派上用场，大抵一开张便用在了写那些连篇累牍的检查、揭发材料上了……
自5月中旬起，全国知识界大鸣大放渐成燎原之势。为毛泽东的真诚与信任所打动，并竭力去为他老人家打消知识分子顾虑的，新闻媒介里，首推《文汇报》和由储安平先生主持的《光明日报》。而在《文汇报》里，浦熙修真不愧是个鞠躬尽瘁的马前卒啊。二十七年后，当回忆起这段已被正本清源的岁月时，徐铸成先生写道：
假如当时的《文汇报》有一点成就和可取之处，那首先应归功于邓拓同志的全力支持。就我们自己的同志来说，我以为，致力最大、贡献最大的，应推浦熙修同志。
——（《怀念浦熙修同志》）
四或许是杯弓蛇影
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章指出：
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的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
两家在过去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的报纸，何以会在一个短时期内，突然窜到“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上呢？而且这一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一是民间性质的报纸，何以会配合默契、南北呼应地发表“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有煽动性的报道”呢？这答案，即使对于只有中学生的政治智商水平的人，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犹如救生圈对于溺水者一样，义是对方必须接受的。
中国搞市场经济是这几年的事情，可政治上的市场化早有年头了，只要斗争需要，一批批优质的“揭发”便很快从流水线下来上了市：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是根据社长章伯钧的授意办报，于是民盟内揭出了第一条纵向反党之链“章伯钧——储安平——《光明日报》”。《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对罗隆基言听计从，于是民盟内又揭开了第二条纵向反党之链“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