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立马被揪了过来，街道干部拧出了满脸真挚的无产阶级义愤：“好啊，老子是资本家，没少喝工人阶级的血，女儿是洋妓，勾结外国人。家里还藏着蒋介石的像章，妄图青天白日，东山再起……”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当即一阵拳脚雨点般袭来，父亲赶快站去了前面，以身子护住妻子。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家里不可能有蒋介石的像章！”
“那你自己说说，这不是蒋介石，这是谁呢？”
母亲伸出手来，先接过去看。她眼睛里有少许的白内障，看不清楚。父亲接过来，他的眼睛只是老花，可也看不出来，“和毛主席、朱德的像章放一起，大概也是一位什么领袖人物……”
又是一阵纷飞的拳脚，那一下下噗噗的声音，像是发自精武馆。红卫兵们一边打，一边嚷：“你他妈的狗胆包天，竟敢称蒋介石为革命领袖？！”
“这老家伙是现行反革命，咱们送他去公安局”……
一行人扭着他，像押着个十恶不赦的囚犯，八面威风而去。走到半路，这威风便似瘪了气的车胎，父亲一下休克，滑瘫在地。众人怏怏地送去附近的一家医院。正赶上大夫下班，街道干部尚有些政策水平，她好说歹说，总算说动了一位大夫给看了。不到两个小时，父亲因为脾脏破裂，大出血而死。
弟弟清楚，安怡更清楚，那枚像章上画的是鲁迅先生。
因为干的是民用建筑设计，她对工艺美术方面的作品也一向注意。那是她一次进王府井的工艺品商店时，见柜台里放着的这种像章，构图浑朴古拙，色彩简练分明，颇似先生白比孺子牛的情操及其有棱有角的个性。且售价只要8角钱，她当即就买下了……
此刻，安怡才真感到：中国疯狂了，北京疯狂了，像激怒的巨象一样在生命的森林里践踏，像发情的母猪一样在仇恨的泥淖里打滚！
在女儿眼里，没有谁比父亲，更像是这个社会的顺民了：
公私合营后，上面派来了一个厂长，要他任技术副厂长，他马上说：厂子交给了国家，就该由党一手管起来。他主动去工艺科当一名科员。每一个运动，党叫干嘛他就干嘛，大跃进时，他拆掉家里的铁门、铁窗，送到街道的土高炉里炼钢。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要精简机构，他劝说妻子在单位里第一个报名，一夜之间，母亲由中学教师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
解放后，他做的唯一一件敢于相左的事情，便是女儿被抓进炮局后，公安局到单位找他，要他揭发女儿的问题，他说：我敢以自己的脑袋担保，我的女儿在政治上、生活作风上决不会有问题……
一个纽扣般大小的像章，似一个盘子大的死扣，结果了一个清清白白的生命。
如果这像章上面的是蒋介石，就应该去死吗？这样做，和当年国民党在苏区搞白色恐怖，在谁身上翻出点红布头来也要杀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呢？
这像章上的确画的是鲁迅先生，可父亲已经死去，这不白之冤，即使日后有人来昭雪平反，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她眼前，陡然浮现出许多张翟进似的面孔，呼啸而来，扬长而去，既像狂欢于真理与自己的节日，又像浑浑噩噩于真理与自己的末日。她不知道这些本该天使般纯洁的同龄人，身上已充分展露的兽性，究竟是在哪片原始森林里滋生繁殖起来的。
她也难以预料，当未来回首今天的这一切时，他们将给自己一副怎样的历史形象？
安怡已将前额上的头发梳下来一鬏，企图遮住那块正愈合的伤疤。可看弟弟几次宛如被烧红的烙铁烫得弹跳起来的眼神，他还是注意到了。可一个多小时的探视里，安怡没有说，弟弟也没有问。临走时，他似一个兄长，将哭成了泪人儿的安怡揽在怀里：
“姐姐，父亲走了，我们三个人可要好好活着！”
安怡不死不活地过着，白天照例出工下园，夜晚总是泪水洗面。孟白鸽不再哼什么歌了，工闲时就这么陪安怡坐着，她知道自己无论再唱什么，再说什么，也扯不断安怡心里那份对父亲的怀念与愧疚。郑荔心疼瘦得几乎脱了人形的安怡，除了吃饭、上厕所得靠自己外，安怡其他的活儿，从洗衣服，一直细小到在牙刷上挤好牙膏，她都给包了……
唯一能让安怡止水般沉滞的双眼，闪动出未谢青春的鲜活，是尚未沉滞的时间——
离她二年劳教期满的日子越来越近。对此，她想了很多，回到北京后，自己一定要撑持好这个家，承担起一切家务，调理好母亲的身体，尤其是弟弟的前途。“文革”闹得大学也不招生了，自己可以和弟弟一起自修大学的课程。如果单位不要自己了，她记起自己和几个施工队头头的人缘不错，他们亲亲热热地称自己作“闺女”，那就去工地上挑砖、拌灰浆，做临时工，可千万不能因生计无措而分了弟弟的心思……
一天，焦队长叫安怡到办公室去谈话。她去了，习惯性地站在门口，焦队长牵她进来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还迟迟疑疑，不见开口，又从抽屉里抓出一把糖来，塞到她手里：
“吃吧，这是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带来的大白兔奶糖……”
安怡顿感气氛有点不对，这不像是管教干部在和一个女犯谈话，倒像是两个异性男女间的第一次约会，一个正踌躇着找句什么话，从此将另一个人的命运和自己的系在一起……
焦队长终于说了：“安怡，这件事情，本来是明天开大会宣布的，我叫你来，是先让你有个精神准备。根据上级指示，你们这批人劳教期满后，不能再回北京了，因为‘洋妓’问题进来的，全部送去新疆安排就业，因其他问题进来的，则留在清河就业。你心里的想法，我也清楚，可你要明白，上级这样决定，也是为了你们好。眼下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社会上还比较混乱，什么人没有？放你们回北京，很可能出个三长两短。再说，现在城里的中学生都要上山下乡了，你们若回到北京，谁给你们安排工作？”
当事后总场派人来调查焦队长到底给她说了些什么时，安怡其他的话都记不得了，她有印象的只是“去新疆”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从焦队长的嘴里一出来，她便痛彻在每一寸肌肤、每一处关节缝里，顿感自己的五脏六腑，像糊墙纸一样，被一层一层地剥了下来，最后被剥了个精光……
从办公室出来，走到号子门口，不过几十步路，安怡却像走了一个世纪！
她成了一个梦游患者，一会儿脑海里，雪花似的飘过她小时读过的唐宋边塞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还有“羌管悠悠霜满地”，“西出阳关无故人”……
一会儿，她看见自己在池里起灰浆，两个小桶装满了，正要挑上肩时，夹着一摞书本的弟弟赶了过来，他将书本小心地在旁边的砖垛上放好，抢过扁担挑起就走。一会儿，她又好像走到了一口塘边，一根绳子蛇似的从水下钻出来，缠在岸上的一棵树下，旁边是一点散乱的食品，好清楚地看见里面有蓝玻璃纸包着的大白兔奶糖……
安怡又走回了办公室，焦队长正要锁门：“安怡，你怎么了？”
“我好像……病了。”
焦队长摸摸她的额头：“哎呀，真有些烧，你可能是感冒了……”焦队长带她去了医院，已成了行尸走肉的安怡，居然在这时还会声东击西。
她告诉大夫，自己这段日子失眠得厉害，能不能给一点安眠药？女大夫像老鼠被铁夹夹住了尾巴，一下哇哇地叫起来：这年月，我敢给你安眠药，你是不是想让我也去蹲号子？弄得焦队长看她的目光，也有了几分警觉……
她接过大夫给的半瓶阿司匹林，由焦队长送回号子里。孟白鸽、郑荔一下围过来，问出了什么事？焦队长显然无法多说什么，她倒了一杯水，看着安怡服下两片阿司匹林后，才交代两人：“安怡病了，你们辛苦一下，一个值上半夜，一个值下半夜，好好照顾她。”
安怡躺在铺上，紧紧地闭住眼睛。她害怕稍一松懈，泪水夺眶而出，自己就得面对很快各自东西的孟白鸽、郑荔。
与此同时，她也紧紧地闭上了自己的心窗，她已隐约地察觉出这心窗外的世界，它无论干什么，都是振振有词的，都是冠冕堂皇的，似乎都是为着全人类的长久进步和长远利益，可它所干下的一切，却常常是以粗暴地蹂躏现阶段人们的尊严、情感与性灵为代价……
她对这个国家不抱任何希望了。
她对在这个国家里维持一家人起码的生活，不抱一点幻想了。
如果命运对于她，就像迄今为止所展示的，只意味着深重的耻辱和无尽的痛苦，她有勇气将双手果敢地扼去命运的咽喉！
号子里很静，只听见清河的土地上阵阵虫鸣骤然而起，好似一位灵感突发的诗人；又悄然滑落，如晶晶露水在晨光里湮人泥土……
安怡一点点地打开眼睛，郑荔腰靠着被盖，双膝枕头，也人梦了，脚下是焦队长留下来的一块手表。窗外正值十五月盈之时，天际浩淼，星繁似水，射进号子里的月光却有些冷，仿佛在触摸了因劳教即将结束而涌起的一个个好梦之后，它在为这些人，也在为这个世界的渺小无望而感到悲哀……
安怡敏捷得似一只猫。她找到几个钟头前只喝了一口的那杯水，又将半瓶阿司匹林全部倒在手里，就着水，分几次将药吞进肚里，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一直像一个著名的典故，深深地烙在她的脑海里：
她的原单位有一位工程师，上大学前家里给包办的婚姻，工作后他和另外一个女人好上了，可妻子不答应离婚，每过一阵子，还到单位上来，状告他这个“陈世美”。组织上的苦口婆心，也未能让他回头是岸，他实在和那女人如胶似漆，两人好得分不开。一天夜里，他服下大量的阿司匹林后，死在了他心爱的女人怀里……
事情的结果是，几天后，病床边日夜陪着的郑荔，终于发现安怡微微地侧了一下身子，她蜡黄得似糊了一层黄裱纸的脸上，沉沉地吐出了一口气……
这时，一行西去的列车，在令人震颤的汽笛声中，和白茫茫的气浪里，徐徐驶过了嘉峪关。一方玻璃窗上，正贴着孟白鸽、姜英等人惊恐不安的面影……
三没有祖国
安怡留场就业了。
乍看生活环境有了些变化，除了去北京、天津得经过批准，行动上有了自由。每月发给二十四元钱的工资，农场的伙食便宜，每月能节余下十元钱，寄给弟弟。住处也由号子里搬去了六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劳动依然在园林队，但她常常被抽调上来，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去总场和各个分场演出。
与封闭的号子相比，生存环境却变得有些恶劣起来——
人有时比大地上的万物贱，可人毕竟不是万物，春天糟了心的萝卜，再也无法恢复水灵灵的生气了，可糟了心的安怡，打从阴阳界上被拖回来后，无须多久，便恢复了往昔的面容。她无须打扮自己，就是穿件旧工作服下葡萄园，一头秀发找块纱巾或者随便什么布条，在脑后挽起来，给人的感觉也是蛾眉杏眼，腮红颈白，曲线生动似碧水扬波，步态款款如杨柳扶风。
农场里长年难见到女人的男犯人们，过去偶然地见上一次，十有八九，无不心酥腿软。现在，因留场就业有了行动自由，又随文艺宣传队经常去各处巡回演出，在清河的男人里，她的名声大噪。为荷尔蒙压抑所苦的人们，巴望她的青睐，巴望她的爱情，好似厨房案板上的一条鱼在巴望缸里的水……
一些人，自己摸到宿舍里来找她。不管她认识不认识，不管她是否厌烦，嘘寒问暖，鞍前马后，呵护备至，洗衣怕她闪了腰，吃饭恐她磕了牙。比孙子还孙子，比绅士还绅士。可只要一开口两个人建立某种关系，遭到了她的拒绝，便一下还了英雄本色：你是什么东西，不就是给外国人操的野鸡，丢尽了咱中国人脸的洋妓！
一次，在一个分场演出，她人还在台上轻歌曼舞，台下骤然像江湖上杀出一批邪派高手，几个人厮打得不亦乐乎，最后还动了刀子。一调查原由，开始是一个就业人员，赞叹顺口涎流下来：这女人长得真他妈的迷人，怎么早没看到？散了戏，我就要去找她，只要搞上她，即便闹了强奸罪再进号子，我也不白活了！
此话被后面一排坐着的一个劳改犯听见了，此人的绰号叫“东北虎”，长得武高武大，他一下冲过去，给那家伙后脑勺就是一拳：告诉你，老子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娶她，你若敢在她身上使什么坏水，老子杀过猪，一刀便能骟了你！
安怡正在后台卸装，李队长噔噔地走上来。打安怡自杀未遂后，焦队长便调去了总场教育科，不再直接和犯人打交道，园林队的管教工作，此后主要由李队长负责，她一脸炭黑，浑如包青天做了变性手术：
“一次好端端的演出，让你闹得鸡飞狗跳，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更让安怡防不胜防的是，几乎每天都有求爱信。
有的，文如其人，满篇蝌蚪般扭动不定的文字，其实就是一句话：安怡，我想死了你。有的，文多半不如其人，先是一掬同情之泪，再倾吐衷肠，最后海誓山盟，天下美好的语言，几乎在这里便一网打尽，俨然个个都是再生的梁山伯与岁密欧。可是只要安怡回信拒绝，或是干脆不回信，若再有第二封、第三封信来，梁山伯与岁密欧便被打发去了原籍，操练笔的便成了业余的黄色作家，透过那一页页黄水泛滥的信纸看去，安怡和笔者几乎在旧北平时代便有了地下联系，俩人更在一起干过多少狂蜂浪蝶的事情……
这些信，有的到了安怡手里，有的却到了李队长的抽屉里。解除教养后，在有了诸多自由的同时，仍限制着通信的自由，就业人员的往来信件，还得经过管教干部的检查。
恍若刚刚亲睹了一个伤风败俗的现场，好几回李队长一手捏着这类信，一脸的神惊色骇，来找她：“安怡呀安怡，你这个样子下去，可太危险了……”
安怡成了缠在蛛网上的一只可怜兮兮的小虫，进退两难，动辄得咎，她何尝不想结束这种生活？
她本是个有洁癖的女人，过去无论是在家里，还是住在学校，她每天都要换一次内衣，床单、被套一个星期就得洗一回，现在住集体宿舍，几间房共用一个水龙头，衣服得泡好几天才能洗上。冬天还好些。每到夏天，六个人收工回来，一脱衣服，便好像走进了一家临街肮脏的小饭馆，什么气味都有。其中还有一位患了滴虫病的，性格大大咧咧，一个像埋了定时炸弹的屁股，一下这张床上蹭蹭，一会儿又那张铺上坐坐，你说她，她没有脾气，过后依然如故……
自回北京断了念想之后，一股浓稠得几乎能化成汁水的惆怅，在女留场就业人员中蔓延开来。当残阳如血，一点点地跌人渤海湾，当秋风长吟，色彩斑斓的大地，为之一天天肃杀萧索……在果园深处，在那条走不完的沙石路上，往往只要有一个人哼起一支歌子，众人便会跟着唱起来，任其像一朵面积愈来愈大的忧郁的云，在一座座胸脯的峡谷里游荡。
这支歌名为《秋歌》，是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关在国民党监狱里写的，“文革”期间，她妹妹金默玉也在清河农场劳改，便被带来了这里——
桂风飘摇，
又来到这小小的院子里。
枯的心肠死的灵魂，也有沉醉矣。
自己做错怨不得别人，有罪就自己受。
你可知道吗，悠悠秋风又是一年过，
得过且过，对酒当歌，悲来悲再说。
谁的青春谁不吝惜，
苦恼有谁人知？
再心比天高的人，最终总得面对现实。
歌唱完了，还是会去琢磨，天下哪座青山不埋人，人间哪块地面不升烟火？不能龙攀龙，凤属凤，那就权当自己是只老鼠，去找个会打洞的过日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