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难道不知道“绒鸭”也是一条生命，也是要养家糊口的吗？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取走那些绒毛有什么用呢？他这样对待一只小小的“绒鸭”，纯粹是恶作剧呢，还是有什么经济利益？还是因为“绒鸭”也是捕鱼的能手，而影响了他的生存呢？无论如何，捕渔人的意象是有着强烈象征意义的，它能够让我们想到更多的人；“绒鸭”意象也具有象征性，带有一种悲剧性：它热爱自己的生活，并且意志坚强；当它遭受到莫名其妙的打击的时候，它没有抱怨，总是再次搬家，并撕下自己胸口的绒毛重新筑窝；实在没有办法在此地生存的时候，它才在巨大的悲痛之中飞离不好客的国境，飞到那个理想的阳光普照的海滨；其实，南方究竟有没有这样的海滨，也不得而知。因此，这个意象也就是人类中具有坚强的生活意志、对生活充满自信，受到不公待遇也不反抗而只是一味退让，自己再寻求生存之地的那一类善良的人的象征。“渔夫”和“绒鸭”的关系也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迫害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让人世间得不到和平宁静的生活，美好的生活愿望由于一些恶人的破坏而得不到实现。人与人本来是同类，要和平共处，共生共荣，然而悲剧总是不断地产生；也许也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人类消灭了由动物与植物等所构成的自然生态，那人本身也将无处生存，正如那只鸟的命运一样悲惨。当然，也许我们无法考察诗人当时写作时所要表达的本意，但易卜生是要以一个民间故事的讲述，来反映世间存在的不公的人生形式，要以鸟与人的故事来表达对于人类自身的尖锐批判，却是确定的一种选择。
让我们再来看《鸟与捕鸟人》：“小时候我用针叶树苗/编出了一只鸟笼。/一，二，三——小鸟儿/蹬进了窄窝棚。/我以残忍的快意/把它提回了育儿室，/用狞笑和怪脸/把囚鸟吓个半死。/直到这些玩笑似的/折磨不再觉得有趣，/我才打开了笼门，/放可怜的小家伙出去。/瞧，它抬起了小脑袋/朝亮处拍了拍翅膀，/它又有了生活和自由——/不幸碰着玻璃落地而亡。”（《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3—4页，绿原译。）诗人在这里，表面上是通过“人”与“鸟”的关系讲了一个人因作恶而被报复的人生故事。暂且不说别的，诗人在短短的几行诗中，就表现了人的从生到死非常复杂的一生，是非常难得的。诗人以一些生动的细节，深刻地刻画了一个捕鸟人和鸟的人生情态，诗中对捕鸟人那种内在的心理描写，以及对“人”与“鸟”两者之间关系的描写，这样丰富的内容也许是一部小说也难于表达的。在那一只鸟儿身上好像没有寄托诗人的什么深层内涵，但它的天真与对自由生活的渴望，以及最后由于胆小而受到折磨，并且因此碰到玻璃而死亡的历程，的确是让人惊叹。我们不能要求它有什么坚强抗争，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弱小者，需要人类的保护。那个“捕鸟人”从小的时候开始恶作剧，以自己的兴趣和快意将鸟儿折磨至死，后来遭到了严重的报复，结局十分可悲：坐牢是另一回事，心灵上的打击却是最主要的，小时候的恶作剧遭到了报复，而有了忏悔之心却得到解脱，其精神形态始终处于恍惚之中、痛苦之中。“鸟”与“捕鸟人”的关系，也许是人间一种典型的人生关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伦理观：一个人如果对别人伤害越深，那么对自己的伤害也就最深；个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最好不要损害别人的自由，自我的自由与别人的自由是有密切联系的，只有在给别人自由的同时，自我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可见，此诗的象征意义的丰富与深厚真是非同一般。
四、三种向度的总体形态及其成因
笔者在此要强调的是，在易卜生的诗歌写作中，三种向度并不是非常分明地存在着，在不少诗作中往往是相互交叉与相互渗透的，特别是在一些比较长的作品里，如《北方的信号》、《危难的兄弟》、《海鸥在呐喊》、《林肯被刺》、《致吾友，一位革命演说家》等作品中。像在《危难的兄弟》中就有这样的诗行：“而你，我得救的挪威兄弟，/脚踏神圣的土地，/凭借着许诺的美丽字句，/忘却那危难的瞬息，/仓猝逃避祖辈的船头，/漂过大海的巨浪，从一个港口隐匿到另一个港口，/换姓更名，/为了活命而躲躲藏藏！”（《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14—115页，贺东译。）诗人在这里以一个人的言行来象征性地表现一个政府的精神形态，是很生动并且有力度的。因此我们不能说此诗全是一种外在的描写，它也有一种象征的暗示。在《北方的信号》中，虽然有许多叙述性的情节，但也有触目惊心的意象的呈现：“维也纳的外交官们争论不已。/北什列斯威格荒原上的士兵危在旦夕。/你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战士，/能超越这些流血的壮男少女。/二十万人胸部中弹负伤；/二十万人痛苦地面对死亡。”（《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18页，贺东译。）诗人在这里对死难者进行怀念，并对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表达不满之情，时空意识强烈、历史意识深厚，“二十万人”的群体意象也许会永远烙印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因为此诗不完全是外观的，同时也是有诗人自己的情感与个性于其中的，并且以意象的方式表达得非常深厚与浓缩。外观、内视与象征三种向度统一在一首诗中的情况，虽然也是存在的，如《致吾友，一位革命演说家》，但毕竟不多，而且有的时候并没有很好地结合，因而其艺术表达与艺术结构也就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
在易卜生诗歌写作的三种向度中，第三种向度即“象征向度”，应当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并从诗歌艺术的角度进行深度发掘。外观的向度，可称之为“现实主义”向度，这种向度在其诗歌写作中基本上是失败的；内视的向度，可称之为“浪漫主义”向度，这种向度因其诗人对自我的内在化的表达，而有一定的独到性与深刻性；象征向度是让易卜生的诗歌写作达到一种深度与高度的基础，也是其诗歌探索的正确选择。将三种向度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联系起来，这样的表述也许是并不准确的，但可能帮助我们更深一步地理解易卜生诗歌写作的艺术来源。
易卜生诗歌写作的三种向度并不是易卜生自己提出来的，也不是其同时期的研究者提出来的，而是中国学者根据其诗歌写作的总体形态，从其诗歌作品纷然杂陈、参差不齐的艺术现实出发，从其诗歌写作的整体进行考察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从诗人的创作心理进行分析，其所以存在这样的三种向度，正是其创作心理不稳定的一种反映，也是其对诗歌艺术的认识比较模糊的反映。笔者认为，其诗歌写作的外观形态往往是其迫于当时的社会时代重大事件，情绪处于激烈的波动之中特别是悲愤之中的直射，观察到什么就写什么，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就写成什么样子，如何想的就如何写，没有经过回视与反观的过程，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与再观察，因而情感比较外露，思想比较浅显；其诗歌写作的内视向度往往是诗人处于比较宁静的心态之中，对于外在的世界在自己内心引起的感觉，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联想、分析、思索的过程反反复复，并涉及人生为何、人生到何处去、人生如何选择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最后又以对自我内心的呈现方式进行传达，因此它往往是对诗人自己对于人生与世界深沉思考的写真，因而有时候哲学与宗教的成分比较浓厚，情感深厚，思想深刻；而其诗歌写作的象征向度，则是其情感处于比较超越的形态，对于自然与社会事物处于一种回忆之中，能够穿透事物的本质，并且能够彻悟到一种诗性与诗意，从容地进行艺术构思与艺术表达的一种结果。这三种向度也很难区分写作的时段，却比较清楚地呈现于其整个创作中，如果以图示之，则呈现出这样的形态：
外观向度
整体形态内视向度艺术方式
象征向度
易卜生的诗歌写作之所以呈现出这三种向度，是与其对诗歌写作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只有当他认识到诗歌是一种具有内视点特征的艺术体式时，只有当他认识到诗歌必须有精神内核为基点时，他的写作才从外观的向度进入到内视的向度，并在有的时候最终达到了一种象征的向度。易卜生对于“诗”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独到认识，他在谈到自己早期诗剧《培尔·金特》的写作时说：“我的作品就是诗，如果现在不是，将来也会是诗。在我的祖国挪威，诗的概念必须采取此剧作为楷模。”（茅于美：《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45页。）这就是说，易卜生认为诗就是诗，是其它文体所不能代替的。如果我们熟悉那部诗剧的内容与表现方式，则可以意识到他对于诗的内视与象征特征的重视程度。这样的观点，我们还可以从其另一首短诗得到这证实。易卜生曾经写过一首《四行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行，却成为其诗歌创作的总纲：“生活就是——同心中的/魔鬼作殊死战。/写诗就是——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判”。（《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52页，绿原译。）这首诗揭示了易卜生诗歌写作的秘密。他认为生活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自己的生活信念与生活道德准则；一个人要光明磊落、心地宽阔，能够自动驱除心中的魔鬼，让自己的内心自由而自在，能够达到问心而无愧的程度，才算是真正的生活。同时，他认为写诗就是自省的方式，诗人要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判，这种过程与方式，都会是真正的诗意化。易卜生的诗作如果是从自己的心灵中流出来的，特别是在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判的过程中产生的，那就是有感染力、有生命力的诗；如果只是对一些外在事件的描写，对一些历史故事的叙述，那就只是一种外观的形态的诗，诗的感染力与生命力就无从谈起；如果诗人能够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判，同时又能够以象征性的意象的方式进行表达，其艺术形态是内心化的、情感化的，那就是真正的好诗、具有传世价值的诗。
易卜生还有一首值得我们关注的诗《银》：“银本身是如此高贵的矿石，/不像秋日的稻草一样易碎；/数千年来它静卧在土地上，/是那样光彩夺目，永不会销毁！/生的渴求恰像秋日的稻草，/悲哀属于银，银——高贵的矿石！”（《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贺东译。）虽然诗人在此说“银”是悲哀的，它不像稻草那样有对于生命的渴求，然而它却是不可销毁的，数千年之后，它还是那样光彩夺目，让人惊叹。其实，真正的好诗就是像“银”一样的高贵，因为它是人类精神的晶体。诗人在这里通过“银”与“稻草”的意象想表明的也许主要是诗歌的主体精神的重要性，即如果真有精神内核的诗是会有生命力的，即其诗歌写作的内视向度那样的作品；其实诗中所说的“银”这样一种矿石本身也是具有一种象征性的，其闪光的品质、坚硬的质地、受人重视的价值等，正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一种表征，其形态是内外兼修的，即它既是一种内在化的形式，也是以象征的、意象的方式加以呈现，所以才是永恒的、不朽的。从以上能够表明其对诗歌艺术之源与诗歌艺术形态的认识的诗来看，易卜生应当写出更多的象征性向度、至少是内视性向度的诗作，可惜我们从其全部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其大部分的诗作都是外观性向度的，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十分遗憾，并且我们也无法从根本上解释其背后存在的原因。我们只能说他的诗歌写作形态是不稳定的，其对于诗歌艺术的探索还处于行进的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