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古老三打光棍完全是他自寻的。布袋沟人说他这叫：单身汉吃面条——自擀（赶）的。
关键时刻雷贤珍一阵吆喝，使古老三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天大的缺陷，根本配不上春妞，与她结婚等于是在犯罪。为了不受良心的谴责，他死下一条心与春妞彻底了断，倒让王加本白白捡了便宜。此时王加本算是双喜临门，娶了漂亮的春妞，同时他的大队副书记转成正的了，小王成大王。人们调侃说：“这是古队长给王书记送的一份大礼，古队长要升官了。”其实古老三一直没升官，就是后来的大队副书记头衔，也是沾四改“革命烈士”的光才有的光环。因为古老三能把春妞让给王加本，而王加本不可能把自己书记的位子让给古老三；还有，古老三永远是王加本需要背后长只眼随时提防的人，应该离他越远越好。为了不让古老三再随时搀和到自己家里来，王加本结婚后以方便工作为借口，举家搬到铁石岭外面去了。古老三仍然还是布袋沟的一队之长。
此后的一阶段时间，布袋沟过上了叫人羡慕的红火日子，通过十几年的“学大寨”，布袋沟人在“三治”建设中修了水库，改了良田，家家都建起了新房，那新房清一色都是土墙灰瓦、白屋脊，白屋脊又都是歪嘴叔的杰作，十分气派，荒山沟真正改天换地了。这里土地肥沃，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都是青壮年，再加有古老三的好领导，布袋沟几乎年年丰收，国家规定每年他们完成三万斤公粮任务，而他们上交四万斤，年年都是超额完成任务。国家规定社员年平均吃三百六，最多不超过四百二，而布袋沟明目张胆的人均分粮五百斤，这是违反国家政策的。王加本拿古老三兴师问罪，古老三毫无惧色，将全部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他说：国家政策规定我们的公粮任务是三万，我交四万你为啥不说我违反国家政策？
这话弄得王加本不好张嘴了：“这是哪跟哪呀！你多交公粮是爱党爱国，上级不是年年都在评模范、表彰你们么？”
古老三说：“那好，我交四万斤公粮是功，我分五百斤口粮是过，就算功过抵消了，你们无须表扬我，也无须批评我。”
王加本说：“重要的是，人家都是最高四百二，唯独你们搞五百，人家别的生产队有意见。”
古老三说：“那还不好对付？他们要是和我们一样每年多交一万斤公粮，也和我们一样分五百得了。”单凭这一件事，布袋沟人都对古老三感恩戴德，五体投地。王加本当然也不能太过分，古老三对下得民心，对上有功劳，外加春妞的因素，在大众面前他是春妞的娘家哥，就算有那么点不好言说的过去，对王加本来说，再难吃的果也得咽下，稍有不当，就有小心眼之嫌。
在集体社员们大多是“吃粮靠集体，用钱靠自己”，弄钱的路大多在山里，人们常说：“穷奔山，富登鞍”，穷人奔山大多是挖草药、捡橡碗、捡橡子、砍柴之类。布袋沟人就在山里，柴方水便，山青水秀，出山赶集时随便带点草药、橡碗什么的，就是带担柴也能换块儿八角钱，从不闹钱的饥荒。
那时国家虽然穷，但在关乎后一代教育、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上，还是动了很多脑筋。每一个公社都有卫生院，每个大队有卫生所，生产队都配有“赤脚医生”，乡镇卫生院定期对“赤脚医生”进行培训，生产任务再忙，“赤脚医生”都是半脱产，每个月必须有15天的时间走家串户，送医送药上门，确保村民小病不出村，重病不出乡。布袋沟派驻有一位赤脚医生，基本上小病不出山。
大队学校特在布袋沟开设了两个班，每个班负责两个年级的课，孩子们不出山可读完小学。每个学期开学前，两个老师都要分片到每家每户去走访，必须保证每一个适龄孩子到校上课，如果有适龄孩子没有来上学，这个包片老师将要受处分。布袋沟基本没有学生辍学。如果出村到公社以外的地方上中学、上大学不但全部免费，而且还发助学金，家长没有太大负担。都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
鸟朝往处飞。布袋沟远近闻名，渐渐地成了人们向往的好地方，常有一些与布袋沟沾亲带戚的人来找古老三，要求搬迁来布袋沟居住，布袋沟的住户也从那时起渐渐多了起来。
同时，“青年突击队”这一代人也到了生育高峰，有的夫妻三年两胎，有的五年三胎，有的干脆一年一个，一生就是七八个，最多的两户十一个小孩。大家一起搞生产，挣工分，集体的积累还相当雄厚，孩子一出生，每月就能按人头分到30斤基本粮，剩下的作为工分粮，依照挣得的工分多劳多得。一般都是夫妻两人挣工分，下有一大群娃儿，根本挣不回那么多人头的粮食钱，可人出生了不能不吃饭呀！于是工分包不住的那部分转算成钱，欠着生产队，这叫集体往来款。孩子越生越多，往来欠款越积越高。好在治病有合作医疗，上学一季只一块多的学杂费，孩子们基本上能保证病了有医治，没钱也读书。
古老三在布袋沟是龙头式的头面人物，女人们生了孩子都喜欢抱到古老三面前求他给起个名，女人们名义上求他起名像是在尊重他，给他面子，说精神贿赂也可以，其实还有个潜在的意思就是告诉古老三，我又有一个孩子下地了，下月该有这孩娃的基本粮了。古老三也没有什么文化，知道人家要他起名是抬举他，因而他对此乐此不疲，好在起的都是小名，有个叫号就成，再说，有时每月都有好几个，他上哪里去找那么多好词汇，就随便起个大奎、二奎、三奎或大贵、二贵、三贵、狗蛋什么的，是女孩叫大妮、二妮，大菊小菊。文大安老实，古老三赐他的几个孩子为大狗子、二狗子、三狗子、四狗子他照样感恩不尽，人们常开玩笑说大狗子：“你爸叫大安，你叫大狗子，怎么跑你爸一辈了？”尽管如此，文大安一家也没有丝毫的怨言。大伙都是一个心态，古老三能给起名是一分荣耀，长辈们乐着叫，小辈们乐着应。
为给一个女孩起名，古老三还真费过一番心思，他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叫出了一个文雅点的名字。那天徐星兰抱着刚满月的孩子让古老三给起个名，古老三随口说就叫狗蛋子吧，名字贱的娃好养。徐星兰说：“她奤子伯，那名不合适，咱这个娃是女孩。”古老三笑了，说：“你看我，一见娃儿就高兴，连男女都忘了问。”为了表达歉意，古老三还真的用心思考一阵。此时，正置初春，微风从山野传来了阵阵花香，得那香气的灵气，古老三的脑子突然好使了，他说：这孩出生在春天，现在花儿又这么香，就叫她春香吧！徐星兰连说春香好，春香好叫又好听，谢谢她奤子伯。
在布袋沟，只一户人家生孩子从不找古老三起名，那是高敬宝。高敬宝与古老三的隔阂由来已久，一来是隔着古老三当年对喜娇不怀好意，二来是古老三当年紧揪他男女关系之事不放，弄掉了他的副队长，所以他俩一直是面和心不和。去年，高敬宝还对古老三下通知一样说：“我家喜娇又生了个儿子，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高禾，你叫会计给上个分粮的户头吧！”高敬宝的态度使古老三心里很有些不满。
尽管古老三对高敬宝一再的手下留情，可高敬宝随时都在想踩古老三的脚后跟，寻找下烂药的机会。常言说：“当家三年鸡狗嫌。”何况古老三当着三百多口子的大家，队长虽不是大官，可在布袋沟管天管地，中间还管着空气，前后算来也快有五个三年了。在布袋沟对古老三有怨气的人自然不只高敬宝一个，但怨气归怨气，这布袋沟一大摊子，总得有人当家管事。古老三当队长有“两硬、一正”，即：作风硬，工作硬，行的正。大伙都信任古老三，高敬宝想踩他的脚后跟也多少有点难度。就在这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敬宝总算找到了好时机。
国家的形势和运动到布袋沟总要晚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开始的，到1968年“文革”工作队才住进布袋沟，工作队员一共五人，为首的艾队长是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行走还带着一把盒子枪，让人感觉威风无比。他们在布袋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抓革命促生产，一边斗私批修。按照上级指示，首先是充分发动革命人民的积极性，大揭发、大批判，大鸣大放大字报，号召群众觉悟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革当权者的命。古老三在布袋沟是最大的当权者，管着三百来号人，要造反理应先造他的反，革他的命。那时贴大字报是时髦，人们还没有弄请“四不清”干部是什么性质，就有人迫不及待地贴出了古老三的大字报，说他是布袋沟最大的“四不清”。
工作队按“四不清”干部标准和尺寸做帽子往古老三头上戴时，怎么看也不伦不类。古老三干工作搞生产那叫张飞卖秤砣——人硬货也硬！他从小逃难为地主作陪葬，逃出后又被满妈收养，不但是历史清白，而且还苦大仇深。由于他是“行政一把手”，当权从来不掌钱，从不多吃多占，没有一点经济问题，所以要找到他不清的证据还很难。高敬宝一伙一心想出口气，这回东风有了却没有引火的柴。
都说‘人无完人’，难道说他古老三就没有一点不清的地方？于是高敬宝几个人又开始拓宽思路，思来想去高敬宝慢慢想到了东山咀那座坟墓。当时高敬宝就对此有怀疑。对！这不清，这坟里边有大文章，这文章做起来大的吓人。于是大字报有了新内容：古老三一开始说死的是女解放军战士，后来又说是他老婆的坟，那女解放军战士到底怎么死的？是否为谋材、或谋色害命？不然为什么遮遮掩掩的？古老三这个最大的“四不清”，必须交代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