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兴
小城坐落在淮河的岸边。夏天的太阳是炽热的，没有一丝风，我在小城的街头才走了几步路，头顶就被晒得热烘烘的，接着身上就开始冒汗了。
一辆三轮车在我的身边慢悠悠地蹬着，蹬车的人猜想我会乘坐的，而我仍然走着，没有一丝喊他停下来的意思，他很泄气地加快速度跑了。
转了一个弯，往前走，不远处就是大堤了，正中午时光，路边的店家打着烊，有几个妇人坐在树阴下聊天。
沿着一条水泥台阶上到坡顶，站在大堤朝河里一望。混浊的河水平静着，已升到离坝顶很近的地方了，堤坝下面，汪洋一片。河水里，一片尖顶的房子，只露着屋脊，小树露出梢头，在风中摇晃着，像一蓬蓬水草。在死角的水面上，漂着一片绿色，走近一看，是浮萍。一位中年的妇女，摇着一条小船，船上坐着几个人，在屋顶间穿越，像穿越着河流里的礁石，然后划向了远方。洪水，是个古老的词，我并不陌生，但亲眼看到，还是有点触目惊心。
近处，有一户人家，在二楼的平顶上搭了帐篷，红色的，很醒目，里面还有几个人影在走动。水面上有一条用挑搭起来的小路，细细的弱弱的与岸边相连。
我站在大堤上张望了一下，就想过去和那户水里的人家聊聊，问问他们在洪水中的情况。
我沿着堤坡缓慢地下到一处稍稍平整的地方，有一条小狗冲我汪汪地叫着，我没有想到，坡底下的桥洞里还搭着一个黑色的帐篷，帐篷几乎就是趴在地面上，如果不留心是根本看不到的。帐篷里面住着两位老人，两人裸露着上身，皮肤松弛着，掉了牙的嘴在咀嚼，动作显得十分的缓慢。我想问他们几句，看他们年龄太大了，交谈不方便，便放弃了。
我小心地沿着那条挑搭成的小路，努力平衡着身子走着。挑是几棵细木头绑在一起的，只能容一只脚，走了几步，前面有一个树枝，我伸手抓住，挑因为受了重力，几乎就贴在水面上了。终于走到楼梯口，我跳上了台阶，上到楼顶。几个人在帐篷里，正说着话，可能没有发现我的到来，我走到他们的跟前，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才知道，一个男子端来一个板凳。我正要坐下来，一位年轻的女子上来用一块布把板凳擦了擦，对端板凳的那个男子嗔怪说，不长眼，小孩刚尿了尿，就让人家坐。那个男子站在一旁，不好意思起来。
我笑着坐了下来，他们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来干啥的？我说我是来出差的，是从合肥来的，看到你们这里被水淹成这样子，来看看，没有其他事情。他们放松了下来。原来，这是一家人，老夫妻俩带着儿子和儿媳，还有一个几岁的小孙子。
我们很快就聊了起来，我说你们住在河道里，应该要搬走啊，这样淹下去，怎么生活呢？老人说，前面的大堤是后来修的，没修大堤之前，我们祖祖辈辈就住在这儿了，这儿原来是老县城的，老县城唯一的一条街就在这水下面，过去这里可热闹了，后来修了大堤，街道就搬到南边去了，没有水的时候，在这儿过日子还是一样的，一涨水就被淹，每隔二三年就要被淹一次，这次涨水是慢慢涨上来的，有预防，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到楼上面来了，这个水看样子没有一个月下不去的。政府也来动员过，要我迁走，但给的条件是，每户一万五千元。那些小趴趴房早就盼着了，就搬走了，像我家这样的房子，拆了再盖，一万五千元，墙也砌不起来，盖小了，家里这么多人又怎么住呢？没办法，只好在这个河道里和水打交道，虽然被淹一个月，但还有十一个月可以放心地住呀。
媳妇说，前几天，有领导来视察，问河里怎么还有房子，当地的领导说，都搬走了，那些房子是准备拆迁的，没有人住了。到了晚上，不让我们点灯，怕被领导看见了，几个民兵还把我家老公看着，不让上来睡哩，对我们说行行好，不要为难他们，等领导走了，就行了。真是搞笑。昨天，来了几个老外，头发黄黄的，眼睛蓝蓝的，妈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老外哩，他们到我家的楼上，拿着长筒的照相机照来照去。
说了一会话，我准备走了，他们要送我，我没让，他们一再叮嘱我走那个挑要小心，不要掉下去了。
我慢慢走过来，看到水边游动着几条鱼，优哉游哉的样子，然后钻到水草里去了。
上到河岸，走了几步，看到一个帐篷，几面红旗在风中飘舞，上面有一行字，大概是民兵抗洪救险队之类。前面停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着几个年轻的男男女女，我想进去访问，但想想也没进去了，他们说的，可能和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新闻里听到的一样吧。
又走了几步，再回到岸边看河，看到大桥的阴影里，有一位老人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很快乐地往身上撩着水，他大概是以此避暑吧。
我在大堤上走着，太阳照在头顶上，我感觉不到了热量。我回到路上，打了一辆三轮，三轮载着我呜呜地离开了大堤，转眼进入到繁华的城里。
选自《安徽文学》201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