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针对中国文论在当今全球化的文论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事实，作者一方面意识到了边缘文化的劣势，另一方面更清醒、理性地看到了文化边缘蕴涵着更大的阐释视野和空间。“如果说边缘文化是被中心文化所放逐的，那么文化边缘则属于暗处或者可以施放奇招的位置，它不像文化的中心那样光彩夺目、风光无限、颐指气使，但是这种边缘位置有可能寻求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度和丰富创造空间的效果”。这种边缘立场由于明确认识到自身的放逐姿态，恰恰能在与中心相对视或者相对话的关系中建构既切合历史又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这种对话机制表现为文学文本内部和文本之间、文学文本与文化审美图式、文学创作与理论阐释、文学话语权威机制与社会效果以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关系。作者在论著结尾提出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可能效用具体表现为观点的借鉴价值、方法的参考价值、异质文化的资源利用价值以及文物性价值。这一思路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论遗产进行历史化审理与辩证性的分析，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参见李松、陈洪娟：《寻根溯源独辟蹊径——评张荣翼的〈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处理“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应对因西方话语形态对中国传统话语形态的遮蔽而导致的“失语症”，这是文艺理论工作者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体系缺少系统的、逻辑的表述，给人以零散、片断之感，而且过于注重感性，让人常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叹。因为这些原因，他们表现出对具有完备而精密的学科体系的西学的迷恋，而对本土传统的文学经验则态度冷漠。与之相反，也有一大批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并不是不成体系，而有着一种“潜体系”（关于“潜体系”的论述参见冯若春：《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只是有待发掘和整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湖北地区学者陈望衡、刘纲纪、郁沅、倪进等在美学领域积极致力于梳理并建构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他们的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智慧把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蕴藉加以条分缕析，并以一种开阔的理论视野融会中外、打通古今，构架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大厦。他们并不排拒西学，而是时时处处以西学印证中学；他们也不厚古薄今，而是立足当代中国的理论实践，以古释今。他们这种包容而又务实的姿态，是非常可贵的治学品格。
刘纲纪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是中国实践派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完成了《周易美学》一书，这是继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学史》一、二卷的撰写之后，他在中国美学史研究方面的又一开拓性成果。在《周易美学》一书中，作者穷举《周易》对天地的各种议论，进而阐明《周易》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是一种生命哲学，即“生命即美”。围绕这一论点，他从五个方面对其加以论证，其一，《周易》确认了生命是同天地、自然界不可分离的；其二，《周易》确认了生命的变化发展有其合规律性；其三，《周易》确认了生命具有与伦理道德完全一致的意义；其四，《周易》确认了美在生生不息的生命变化、更新之中，在“君子”自强不息，为成就天下“大业”而作的不懈努力之中；其五，《周易》确认了从天地出发来讲美，亦即是从生命出发来讲美，生命的规律也就是美的规律。这就把美和生命不可分离地联系了起来。该书在具体阐述周易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时，非常注意融贯中西，即注意在相同或相似的范畴内，把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相比较。这部著作对我们弘扬本民族优秀的美学、艺术精神，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参见刘纲纪：《〈周易〉美学》，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年版，第36页。）除了刘纲纪提出的“生命即美”的文论体系，郁沅与倪进等人合著的《感应美学》以独特的理论视角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美学体系：“感应论”。《感应美学》以感应为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对传统各家学说进行了辩证的梳理和总结，极大的包容性中又突出了民族性和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文艺学与美学的思维定势，为当代文艺美学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作者对中国古典美学进行精心耙梳，并以西方美学相参照，从而得出“审美感应”这一美学范畴。审美感应涉及审美主、客体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该书认为，审美感应能从根本上、总体上把握整个人类所有的文艺现象，人类所有的审美意识、艺术作品，都是审美感应的产物。该书对“审美感应”的精髓进行了深入探索，根据审美感应的不同模式、主客体融合的机制的差异，确立了“物本感应”、“心本感应”、“平衡感应”和“形式感应”四种感应类型。作者认为，不同的感应模式产生不同倾向的审美意识，不同倾向的审美意识造成不同表现方式的艺术作品，不同表现方式的艺术作品产生不同的审美表现原则，导致不同的审美理论倾向，形成不同的创作潮流等。所以，中西方各种美学理论、古今各种艺术作品，都可以从审美感应的不同类型和不同模式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参见郁沅、倪进：《感应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对中国文艺理论体系作出更加周详、完备探讨的是陈望衡。他的《中国古典美学史》《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古典美学史》是二十世纪末中国古典美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硕果。该书近百万字，规模恢弘，自成体系，有许多观念上的独创和体例上的突破，在对中国古典美学精髓的提炼和史学脉络的整体构建上，体现出他独特的思考和对宏观事物的驾驭能力。该书比较清晰地勾画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轮廓，描绘了传统美学的大致走向，厘清了各个时代美学观念的内在联系与差别，从而比较全面地总结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特征。作者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质作了整体上的观照，总结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他将这一理论体系概括为四个系统：以“意象”为基本范畴的审美本体论系统，以“味”为核心范畴的审美体验论系统，以“妙”为主要范畴的审美品评论系统，以及以真善美相统一的艺术创作理论系统。这种概括是颇富有创造性的，也是精当而科学的。
继《中国古典美学史》之后，陈望衡的《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美学问题研究的焦点转移到20世纪，并把中国美学的本体论这一重要课题作为该书论述的中心问题。作者以深厚的笔力，扼要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三大思潮、五大本体论的概貌。他把20世纪中国美学五大本体论思想概括为：（1）以梁启超、早期的朱光潜、范寿康等为代表的情感本体论；（2）以王国维、前期的鲁迅、宗白华等为代表的生命本体论；（3）以后期的鲁迅、陈望道、周扬为代表的社会本体论；（4）以蔡仪、冯友兰为代表的自然典型本体论；（5）以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和后期的朱光潜为代表的实践本体论。除对这五人大本体论作系统、详尽的阐述外，他还对近年来在美学界影响较大的多种本体论如“关系本体”论、“活动本体”论、“意象本体”论、“创造本体”论、“否定本体”论等分别给予了相应的评述。《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在构架上以问题为纲，以人物为本，从本体论的高度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美学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书中贯穿着一条总原则，这就是：“大处存同、小处存异”，作者以其丰富的学识和他所擅长的资料分析与理论提升相结合的方法，对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林林总总的观点作了一番深入的异中见同、同中辨异的归纳和整理，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关于陈望衡《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一书的评介部分观点参见万志海的《中国现代美学的新审视——评〈20世纪中国关学本体论问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9月第5期。）以上诸位学者，或以一种整体眼光来梳理和总结中国的美学发展史，或以一部中国古代美学经典生发开去，从而深刻地剖析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与理念，或从本民族的文化精粹中抽离出一个核心概念，以之为逻辑起点来阐释本民族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方式，尽管他们的思路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都为构筑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而作出了有效地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