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对文言小说领域的学术史的梳理。顾名思义，陈文新先生的《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研究的是文言小说审美发展的历史，学术史的梳理不是它的研究重点，但是著者却在《绪论》部分专设了两节介绍学术界的种种见解。对此著者是如此说明的：“我们进入某个研究领域，倘若对相关学术进展不甚了然，而只是自己说自己的，不免有盲人骑瞎马之嫌，我们的研究从何处起步？只有掌握相关的研究状况，才能胸中有数。”（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著者的说明固然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所应具有的常识，但是在学风甚为浮躁的今天，却少有人愿意花时间做这样的基础性工作。著者对这一领域学术发展史的梳理，不仅为他自己的研究找到了突破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为读者了解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文言小说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我们还看到，著者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只是简单地罗列介绍，而是对之进行认真地比较，指出它们之异——即各家在研究中的继承和创新的方面，以及研究的不足及面临的问题等，这也为读者更深入了解该学术领域的研究进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最后，注重对文言小说研究资料的占有。我们民族的学术传统十分注重资料的占有，讲究证据的搜罗。陈文新的《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引用古人典籍和“五四”以来中外学者的专著及论文达数百种，其知识之丰富，资料之齐全，令人惊叹。陈先生就是依据这些丰富的资料来梳理古代文言小说发展历史的，他详尽地介绍每一部文言小说的出处、时代、作者、版本以及影响等，对于年代久远、尚存疑义而又缺乏第一手材料的作品，他就尽可能地把相关的考证资料集中到一起用专题形式来介绍，如“旧题汉人小说的文献问题”、“部分六朝小说的史料问题”等。但陈先生并不是简单地堆砌材料，而是在列出众多疑点或不同的看法之后加以认真地辨析和取舍，表明自己的观点或倾向。比如关于旧题汉人小说《汉武洞冥记》的作者问题，陈先生列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见：《旧唐书》旧题郭宪撰，当代学者李剑国支持“郭宪说”；胡应麟、纪昀、鲁迅等均认为非郭宪作，但未提出另外的撰者；而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指出该书作者实为梁元帝。陈文新先生在引录了余嘉锡约千字的考证材料之后表明了自己的倾向：“所考较为可信。”（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这说明陈先生搞研究是靠资料证据说话的，不妄加臆测，不轻易作结论。陈先生这种遵守学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陈文新先生《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是在归纳总结前人基础上，有自己独特建树的一部文言小说研究力作。对此，王前程这样评价它：“《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是一部系统研究古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历史和美感魅力的学术专著，具有资料完备齐全、观点新颖独到、文笔优美等特点，是陈文新先生多年来坚持走民族学术研究之路的结晶。”（王前程：《坚持民族学术传统的结晶——评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蒲松龄研究》2003年第3期。）另外，罗小东也认为：“该书从审美发展的视角，沿波溯源，左右勾连比照，对文言小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审美表现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可以说，它从理论到方法、从观点到材料、从逻辑到语言，都可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研究之作，是目前该领域一部重要的研究成果。”（罗小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评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蒲松龄研究》2004年第1期。）（二）《话本小说通论》
话本小说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重要一支，与长篇章回小说一样，深受读者欢迎，流传广泛深远。但是长期以来对话本小说的研究，尤其是专题系统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石麟先生是学术界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颇有成就的学者，继1994年出版的《章回小说通论》之后，石麟教授的《话本小说通论》于1998年8月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通论的方式研究了从唐代到清末一千多年的话本小说。它的问世是话本小说研究的重要收获。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略谈该书成绩。
首先，该书秉持《章回小说通论》的研究体系，分为导论、类别论、作品论和流变论四大板块。
一方面，它纵贯横铺，史的线索非常明晰。源与流，承继与变异，高潮与低谷，都经过了作者非常认真的考索与辨析。中国古典小说形成与发展深具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所谓小说的内涵与外延自古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和分类，众说纷纭，所以它自身的发展脉络并不是那么容易探寻的。但是，石麟教授《话本小说通论》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它将话本小说的流变先分为“形成、兴盛、转变与衰亡”四个阶段，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其总体特点小结并对其影响描述。这样一来，不仅话本小说的流变轨迹异常清晰明了，而且其内在的功能以及外在的影响也得到了准确的概括与说明。同时，其对话本小说的流变分析，并不是大而化之的凿空之言，而是具体到分析其流变的特征和原因。诸如，石麟教授认为话本小说衰亡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伦理纲常的宣传、因果报应迷信的鼓吹，从思想内容方面决定了拟话本小说的必然衰亡；第二，告诫连篇，喧宾夺主，几无娱乐意味，这又从表现形式方面决定了拟话本小说的必然灭亡。由此可见，作者不仅仅是对一种文学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从本原上对深层原因的挖掘，从而使其对流变的总体分析和把握，有了可信度。
另一方面，书中四大板块各自相对独立而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导论述本旨、辨内涵、提纲挈领。类别论则耙梳材料，分门别类，作者按照自订的标准，把话本小说分为风情类、市井类、宗教类、信义类、公安类、历史类、神异类、士林学、豪侠类、伦理类共十大类。其中交叉之处，分别予以厘清和说明。作品论则重在对作品分析的展开，既对各类别中的重点作品之主旨和特征加以分析，又对同类的作品作概述性的描述。两者结合，主次分明。这是从横的方面来铺开。最后是流变论。因为前边有了类的概述、点的透入和面的展开，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流变之描述，就不再是空中楼阁、镜月水花。读者一书在握，既可总体把握，又能入乎其中。这种体例应该说是很有独到之处的。
其次，《话本小说通论》虽然把重点放在对文学现象的描述和归类上，但是它的“论”也是很精彩的。这一方面是书的体例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所追求的叙述风格：不是拉开架势来作一种理论建构，而是平实道来，为前边文学现象的描述做提升与总结。这在《话本小说通论·流变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作者对宋元话本的基本特色概括：思想观念的“平民化”，表现形式的“通俗化”；再如作者谈到晚明“拟话本”两重性对拟话本小说的决定性影响“既要满足民众的审美要求，又要表现文人作者的审美习性”时，将民众的审美要求概括为“现实性”、“娱乐性”两个大的方面，而将文人的审美习性概括为“抖露文才”、“发表见解”两个方面；又如作者在谈清初拟话本“文人化意味”表现时，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出于一种争奇斗胜的心理来编织奇特的故事。二是在作品中表现自我。三是愤世嫉俗——文人的正直心肠。四是劝诫、议论——文人们的苦口婆心。并将清初拟话本创作的文人化倾向问题作为话本小说发展进程中发生巨大转变的一个根本标志。……总之，石麟教授在理论建构方面摒弃了晦涩、乏味的传统，倡导一种朴实、实用的原则。
再次，该书依据史料的掌握对话本小说进行研究，极具有说服力。做文学史的研究，不充分占有文学史料是无法进行的。石麟教授在对话本小说史料的搜集、耙梳、鉴别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如在谈到冯梦龙编撰“三言”过程中对旧话本改造时，作者依据现有的与“三言”中作品有对应关系的旧话本材料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得出了冯梦龙对宋元明旧话本改造方面显著成绩；再如，在谈到话本小说的体制问题时，作者强调：“必须以今天所能见到的数量较多的宋元话本为依据，再参考若干相关的文字材料，方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要讨论宋元话本的体制，又必须先弄清当时说话的“家数”，因为说话的家数决定了话本的家数，而不同家数的话本小说在体制上并非完全一样。”并因此依据现有材料，找出了最早涉及到说话家数区分的是南宋耐得翁所谓《都城纪胜》和吴自牧的《梦梁录》。但同时必须指出，作者在利用史料时，并非一味的照抄照搬，而是经过自己的排比和甄别。尤其是对某些尚有疑点的问题，作者更是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对南宋说话之家数的话本体制问题研究时，存在说话家数究竟是“四家”，还是“三家”的分歧，作者就依据材料和学界共识，着重探讨“三家”话本的体制问题。
总而言之，石麟专著《话本小说通论》是话本小说研究领域里取得的重大成果。它提升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水平，是一部既具有开拓性又带总结性的学术专著。
（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
吴道毅教授的专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于2006年8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由导论和五个章节构成。导论部分着重从中外文学史的视野观照传奇、英雄传奇与新英雄传奇的文体特征；接着作者就从发生学（第一章）、主题学（第二章）、叙事学（第四章）等各个层面对新英雄传奇进行了综合性观照。各章节之间紧密承接、过渡自然，清晰地勾勒出新英雄传奇小说的发展脉络。下面我们着重从以下四方面略述该书的突破与创新。
首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合理界定了“新英雄传奇”的范畴。该书所要论述的“新英雄传奇”，是指我国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种独特小说叙事类型及创作潮流。该类型的小说作品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与革命斗争历史的书写，展开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同时歌颂工农兵新英雄人物的思想品质，藉此参与新型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在审美取向上，采取民族化、通俗化的叙事手法，并将传奇的审美情趣融入小说的人物、故事及人物活动的环境中，从而保持了与民族叙事传统的承接关系。相对历史上的旧英雄传奇而言，它在话语类型及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显示出了一种全新的素质，因而被称为新英雄传奇。诸如，解放区的《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新中国成立后的《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红岩》等是其代表作。新英雄传奇包括抗日英雄传奇与革命英雄传奇两个系列。
其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对新英雄传奇小说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笼括当代英雄传奇这一叙事类型与创作潮流，而且着重论析了新英雄传奇与古今中外传奇叙事的承接性。尤其是通过分析研究，作者提出了新英雄传奇是古代英雄传奇在当代文学中创造性转化的论断，并且，作者特从主题、人物、叙事三个方面，分析了新英雄传奇创造性转化古代英雄传奇的诸多表现。例如，作者认为新英雄传奇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和“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隐含了“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积淀”；再如，在“英雄谱系”章节里，作者对新英雄传奇中的英雄人物，作了类型与等级的区分，分为三种类型：理想型英雄、草莽型英雄和平民型英雄。其中的草莽型英雄，实质上就是古代英雄传奇中的“草泽英雄”或“草野豪杰”；同时，作者在该章对新英雄传奇中的人物又作了结构与功能的分析，作者指出：“在新英雄传奇中，这种在革命集团内部形成的‘精神结构’，也体现在各种人物关系之中，尤其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英雄谱系之中，成为这类作品塑造英雄群体的一种主要艺术模式。在这种艺术模式中，不同类型的英雄分担不同的功能，体现了革命集团的“精神结构”的不同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其中较典型也较有代表性的有：金字塔模式和泛五虎模式。”（吴道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页。）其中的“泛五虎模式”就是新英雄传奇对古代小说“五虎将”模式的直接借鉴。
再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虽然把重点放在对新英雄传奇小说描述上，但是它的“论”也是独立而又中肯的。例如，在谈到从新英雄传奇诞生的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评论界及读者就有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和研究——邬守信《〈吕梁英雄传〉是文学教员的好助手》、陈涌《孔厥创作的道路》、吕哲《读〈铁道游击队〉》、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等等时，作者认为：“这些评论虽然由于时代局限，具有政治批评的浓厚色彩，但对个各部作品的主题意蕴、人物形象、传奇精神、民族特色等等进行了较为细致而中肯的分析。”（吴道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页。）再如，在对陈思和的新英雄传奇中英雄人物的“五虎将”模式分析时，作者认为：“该书立足于对当代战争小说或新英雄传奇英雄形象‘性格配置’或‘角色关系’的剖析，较之学术界以前的单个形象分析，无疑是一种难得的推进。尤为重要的是，运用传统小说的‘五虎将’模式来论述《林海雪原》等新英雄传奇作品的英雄群体结构，指出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关系，在当代文学界也是有开创意义的，不仅打开了深入探讨问题的思路，而且也颇具说服力。”（吴道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9页。）一方面肯定了陈著中关于“五虎将”模式论析，另一方面又对陈著“五虎将”模式提出了自己建设性的意见。吴道毅教授认为：“但是，仔细考虑该书关于‘五虎将’模式的论析，似乎又感到尚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或完善的地方。其一，该书明确把‘五虎将’的人数限定为五人，似存在某种机械性。……其二，该书没有指出‘五虎将’模式的轴心关系或等级关系……其三，该书对于新英雄传奇‘五虎将’内在结构的分析只注重了性格互补的一面，没有注意到才干分担的一面。正因为这些方面的缘故，本文在充分借鉴该书诸多合理精神的同时，尝试提出‘泛五虎将’模式来对新英雄传奇的英雄群体结构与功能关系作出进一步分析。”（吴道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6页。）当然，这样精彩的“论”在文中随处可见，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