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重视对昙华林历史的追寻、考察和研究，积极挖掘它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推进武汉的城市文化建设作贡献。就我所知，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早在1948年11月撰写的《洪波曲》中，就热情地赞扬了1938年聚集在武汉的来自全国各地文学界、艺术界、文化界的精英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国情怀，也满怀真情地表示“要感谢武汉三镇的爱国市民，为了保卫大武汉他们捐献了自己的心血”。（《郭沫若选集》第二卷200－2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王远坤主编的《趣闻湖北》更把武昌昙华林旧城称为“一部活的近代史”。（《趣闻湖北》第89页，旅游教育出版社，2009年）我认为，武汉市党政领导和武昌区政府对昙华林街的历史文化资源已经做过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建议继续加强这方面工作的力度，进一步挖掘和搜集100多年来昙华林街道及其周边的学校、医院、教堂、名人故居、有武汉地方特色的民居，有西方特色的建筑，革命家和文化界、教育界精英曾经工作与生活过的旧址等各方面的图书、报刊、图片等资料和实物，可考虑在今武汉十四中扩建当年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抗日救亡活动纪念馆；将今湖北中医学院迁移他处，把原华中大学校区建成昙华林历史文化公园。这对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和继承武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和发扬新时代的武汉精神，把武汉建成名副其实的文明城市，都会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第二，要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文系在昙华林阶段为培养合格的人民教师与其他人才而拼搏奋进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华师中文系师生员工从1952年算起，到1965年夏天，在昙华林总共生活、学习、工作了十几年（其中1956年8月到1958年夏天大约两年住在桂子山）。这十几年是中文系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昙华林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前期，即1952年到1957年春天，由于全国形势稳定和“向科学进军”的春风吹遍华师校园，中文系在重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稳步进行教学改革、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即上世纪60年代的前五、六年，中青年教师在老教授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刻苦学习和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在名师指导下进修、编写教材和攻读硕士学位，都较快地成长为中文系各专业的学科带头人、业务骨干或系室领导骨干。中文系在昙华林阶段一些崭露头角的教师后来都在他们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中甚至在全国都是有相当成就和较大影响的学者，也都为中文系和华师增了光、添了彩。
我在昙华林教过的中文系几个年级的学生——校友，在他们告别昙华林以后的几十年里，每个年级少则几个人、多则几十人都与我有联系。其中有一些校友，如刘天赋、张泽萱、涂光雍、康多莉、朱光汉、黄瑞彩、陈荣权、李崇兴、李汉威、骆道书、李耀楠、江伙生、王建军、郭孟根、王志方等等，多年来一直与我和我们家常有交往。追根溯源，还是因为在昙华林阶段生发出来的华师情结与师生情谊。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9年王建军、骆道书和晓苏等人一起积极发起刘兴策从教43周年纪念会，为举办纪念会做了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参加纪念会的昙华林阶段的中文系校友有40多人，其中61级同学有骆道书、李崇兴、李汉威，他们都为纪念会文集写了文章，程本兴也写了文章，还发来贺电，李崇兴和63级王建军都在纪念大会上发了言，他们两位还共同主编了纪念文集《永远的微笑》；63级校友、时任武大出版社社长的熊玉莲为出版这本书也帮了大忙。我感谢校友们的盛情，也珍惜昙华林阶段的师生情谊。在21世纪的前11年中，当我应武汉大学出版社的邀请主编《现代汉语双序词语汇编》（2003）时，立即邀李汉威担任副主编，我们合作得很好；我还分别为王建军、陈荣权、刘天赋、杜琼玖、纪国寿等校友的著作撰写了序言，这也是对他们退休之后喜出成果表示祝贺和支持的一点心意吧。
但我感到华师中文系教师和校友对中文系师生员工在昙华林阶段艰苦奋斗、勇于实践和乐于奉献的真实历史和精神风貌写的作品不多。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李汉威、敖良恕伉俪赠给我和老伴黄赛琴的《从心集》，这本由蔡华山主编的诗集，汇集了71位作者的新诗和旧体诗词260多首，其中20多位校友撰写的诗词，抒发了对昙华林的深沉思念之情，表述了与昙华林同窗重聚的欣喜之态，交流了重返昙华林所见所闻的种种感悟，石尚文校友的序言对《从心集》中的作品作了中肯而精彩的评点。今年上半年，王一民又着手主编一本新书《回望昙华林》，她和杨昌庆、蔡华山、张玉权、李崇兴、陈福章、胡德林等编委正在积极地组稿和审稿，这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想，如果在昙华林工作或学习过的老师、校友，大家都像中文系61级校友那样满腔热情地写诗撰文和编书，那对我们更好地了解昙华林时期中文系师生丰富多彩的、充满酸甜苦辣的生活，更充分地展现校友们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风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昙华林时期顽强拼搏、奋发向上的精神该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刘兴策，1952年入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华中师大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湖北省语言工作协会副会长，全国汉语言学会理事。退休后任华中师大老龄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省老年学学会理事、湖北高校老年协会理事）
难忘昙华林岁月
【刘守华】
我于1953年9月，由湖北洪湖师范学院选送到华中师院上大学，在中文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岁月匆匆已达60载。其中文革前的十几年就是在昙华林校区度过的，留下许多终身难忘的记忆。
在洪湖师范学校读书时，我已是《湖北日报》的通讯员，并在1952年《湖北日报》国庆征文中发表过短文《洪湖渔民的歌声》。来华师攻读中文系各门课程，仍然对写作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记得那时王康英先生在大一教写作课，我将家乡村民同日本鬼子“捉迷藏”式机智抗争的故事写成作文，因属亲身经历，文笔生动，深得王老师赞赏，更增强了我作为一个乡下孩子对学好中文专业的信心。我同校外报刊编辑部积极联系，又充当了《长江日报》、《中南青年报》和《文艺学习》杂志的通讯员。在校内，更是校报《华中师院》的活跃通讯员，如1955年在校报刊出的华师学生代表会见苏联英雄卓娅妈妈的通讯以及学校有关重大活动的报道，均出自本人之手。除自己主动找线索写稿外，校刊编辑杨礼伯也常找我约稿。以至一两年后，杨礼伯有一天对我讲：现在有读者反映，中文系刘守华和政治系李会滨在校报上刊出的稿件太多……于是自此我们两人就较少在校报上露面了。
在昙华林中文系课堂，胡雪先生教文艺理论，石声淮、方步瀛、谢善继先生教古代文学，邵子风先生教古代汉语，高庆赐先生教现代汉语，杨潜斋先生教语言学，他们都有很好的国学功底，教学态度十分认真，言行举止朴实谦和。王凤老师曾亲身参与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活动，当时又是武汉市作家协会的委员之一，讲课时不时插进一些文坛见闻，有的同学爱听，觉得可增长见识，也有些同学认为是“扯野棉花”。他同作家姚雪垠很熟，便请姚来中文系给我们讲现代文学。我当时是中文系学生会学习部长，由我负责联络接待。他大约讲了三次课，特别着重讲了他自己当“杆子”（土匪武装）的经历，这是他创作这类小说的生活基础。我向他请教有关民间故事的问题，他讲了元杂剧中穿插的民间故事，对我颇有启发，由此我便写成《谈民间讽刺故事》一稿，刊登在1956年第6期《长江文艺》上。即使后来姚雪垠因写成长篇小说《李自成》而在文坛享有盛誉，也始终同华师中文系保持着密切联系，并被聘为华师中文系主持的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的会长，其学术因缘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建构的。
1957年我毕业留校，即被安排从事民间文学教学。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是五四以来新兴的人文学科之一，新中国建立前在高校学科中均无正规地位。1950年钟敬文先生在教育部支持下，吸取苏联在学校开设“人民口头创作”课程的模式，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民间文学课，华师选派了来自广西的何奇雄去北师大进修，我毕业留校就作他的助手。
我在洪湖师范学校就读时，因参与搜集整理洪湖革命歌谣而开始喜爱上民间文学。1956年党和政府号召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开拓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广西壮族学生韦其麟，因取材民间文学创作长诗《百鸟衣》，在《长江文艺》刊出后一举成名。我受他的激励，写成《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一文，投寄北京新创刊的《民间文学》杂志后，被该杂志以显著地位刊出。因是就中学语文课本中新选《牛郎织女》课文整理改写的得失进行评论（后来才得知此课文出自叶圣陶先生笔下），便引起热烈反响。此文受到苏联科学院汉学家李福清的关注与赞同，他在《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的重要论文中加以引述，由此帮助我敲开了这个新学科的大门，并成为我们之间此后长达几十年学术交往的契机。
这时中文系领导在审视我系国学根基远不及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情势下，决心按“厚今薄古”的思路，从当代文学、民间文学等方面开拓新的局面。王庆生、周景堂等一批青年教师致力于研究当代文学，经几年经营，集体编写的中国首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以65万字的宏大篇幅，于1962年在科学出版社问世。这部“史稿”，实际上也包含了以新民歌和新开掘的少数民族文学为代表的民间文学学科内容。中文系曾组织师生于1958年下乡采风，返校后选编成《一人唱歌万人和》的集子出版。自此，破天荒地聘请黄声孝、张庆和、习久兰等著名工人诗人和农民歌手来华师登上大学讲坛，给学生讲课。这时，我有幸被推选为全国文代会民间文学方面的代表，于1960年赴京参加了规模盛大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从此不仅在校内任课，而且后来还在省里和全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长期兼任有关职务。
毕业留校后我就同何奇雄老师密切合作，为在华师中文系开设民间文学课程作准备。当时全国没有一本正式出版的民间文学教材，我们不得不白手起家，自编教材。我们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署名“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民间文学备课组编著”的《民间文学》教材，共计24万字，由何奇雄老师承担重头，于1960年4月在校内铅印成书，授课时发给学生使用。当时虽只是在校内使用，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仍不失为按教育部规定教学科目郑重编写的少数几种中国本民间文学教材之一。在昙华林期间，我结合编写民间文学教材，致力于民间童话研究，曾写成一部十几万字的书稿。1960年《华中师院学报》创刊，第2期是中文系专辑，由周乐群主持编务，我从书稿中抽取《试论民间童话的传统形象》一节约一万余字交他刊出。在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学报用粗黑的土纸印成厚厚一大本（所有教材都是用土纸印成），这成为师生艰苦奋斗办学的一项难得的纪念。
60年代初中文系教学计划调整，民间文学不作为单独课程开设，而是并入中国当代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少数民族文学”部分着重评述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代表作。因此，80年代初系里安排我参与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材的编写。此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问世后多次再版，成为全国使用最广泛的当代文学教材之一。再后民间文学事业在全国独立发展，我校于1987年建立民间文学硕士点，以后又争得博士点，终于构建成南方高校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科的一个主要基地，但这已是后话了。
这里值得特别提起的是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中文系师生就是在昙华林度过的。那时粮食供应紧张，中文系领导一面派人下乡去收购萝卜，一面组织师生在昙华林院内荒地和城外荒废的操场种植蔬菜、红薯。系里领导和大伙一起吃食堂，共度饥荒日子。中文系工作人员在办公楼底层办公，二、三层住青年教师，大伙亲密相处，即使在生活十分困苦的情况下，也都奋发有为地钻研业务，切磋学问，编写教材。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当代文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等教材，一本又一本，全部用五颜六色的土纸印刷出版，这已成为中文系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纪念物。现在细想起来，华师文学院跨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发展，似乎同那些年在昙华林的惨淡经营，进行人才培育、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有着耐人追寻的内在关联。
（刘守华，1953年入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华中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