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老师是严肃的、严格的。“文革”后与邢老师联系上后，他告诉我的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以文会友”。我理解这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拿出成果来，用成果说话，不要搞歪门邪道。正是基于这一点，几十年来，我没有给邢老师送过一次礼，在评定职称、发表论文等问题上没有向邢老师开过一次口。很惭愧，我的学术成果并不多，但是每一篇、每一段、每句话、每一个材料都是我自己的研究成果，没有一处掺假。1983年我为邢老师的《词类辨难》一书写了一篇评述《难归类词的归类》，发表在华师中文系的《语文教学与研究》上。为了写好这篇短短几千字的文章，我遍读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学术界关于词类问题大讨论中所有的重要论文和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等专著，弄明白了汉语词类问题的理论背景，才开始动笔。在学术问题的严谨性上，我是对得起邢老师的教诲的。邢老师主持工作的湖北省语言学会举行年会，从来不搞那些早就风靡全国的“公款旅游”。有一次，在湖北师范学院举行湖北省语言学会年会，安排我负责一个小组的讨论。讨论中邢老师进来了。这时邢老师的一名研究生正好宣读完了论文，我提了一个问题。这位研究生没等我的话结束就急于解释。邢老师马上制止了他：“让老师说完！”事后我对这位研究生很有一番歉意，不过我没有去向他表白。我想，邢老师自有他的道理。
邢老师是真诚、热情的。自从“文革”后我以学生和一名现代汉语专业课教师的身份与邢老师联系后，邢老师就始终无微不至地关心、关爱、关照着我。他每出一本专著都题字、签名邮寄给我。有时候我抚摸着这些著作，心中想，这也应该算是一种“历史文物”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江汉论坛》上发表了一篇考据性的文章，自认为这还算不上正宗的语言学论文。不料邢老师却在一些长者面前介绍我和这篇文章，激励着我继续努力前行。1990年，邢老师主编《文化语言学》，在我的印象中，我似乎是唯一一位在武汉市外受邀参加编写的作者。1995年6月，邢老师主持召开了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所“世纪之交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之走势──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座谈会。我在会上作了发言，也是唯一受邀与会的武汉市外的人员。邢老师对我的关心是默默无言的，就像春风春雨一样温暖、舒适，润物于无声，催化着我不断成长。
邢老师的心胸是广阔的。在邢老师担任湖北省语言学会会长期间，始终把团结、组织、扶持和帮助全省青年语言文字工作者作为一项要务。1987年，我们在湖北省各地师专的语言学教师想自编一部现代汉语教材。大家怂恿我去请求邢老师指导、支持。当时我心里很有些忐忑，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开口向邢老师求过什么事。孰料我一提这件事，邢老师就毫不迟疑地满口答应。我和大家一起都舒了一口气。第二年，我们自编的这部《现代汉语》教材就顺利出版了。大约是湖北省语言学会成立20周年的一次年会，邢老师还亲笔签名，专函邀请我出席。事实上，在湖北省、在全国，能够感受到邢老师的关爱、扶持的学人，不知有几何。仅在我们华师中文系6201班，就有邢老师的四位学生同时担任了湖北省语言学会理事（王一军、张东辉、周光庆、舒邦新）。
邢老师是亲切的、亲和的。在我的心目中，邢老师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只可仰视、不可接触的“学术权威”，而是一个和蔼的长者。他给我写信，最开始的称呼是“舒邦新同志”，后来就成了“邦新同志”，最后是“邦新”。每次到他家中拜望，一见面就是“邦新来了”四个字。坐下来之后，邢老师往往主动说，“来，我们来抽支烟”（邢老师是从来不抽烟的），点上烟后我们就随意地聊起来。每年春节我打电话给邢老师拜年，电话中邢老师一开口就是“喔，邦新！”热情、关切的语气溢于言表，温暖着我的心。一次我去华中村直接上楼到了邢老师家中，师母谭老师说他在楼下。下得楼来一看，哇，邢老师正在不远处和一位工人师傅站着下象棋，那棋盘就放置在一堆砖瓦什么的材料上面。这情景，颇有一番“升堂问师母，言师下棋去。只在此村中，擦肩不知处”的意味。
我知道邢老师很辛勤，很劳累。他似乎有着永远也做不完的学问，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忙。谭老师生病住院时，我和湖北大学卢卓群老师一起去医院看望，见到邢老师正在照护谭老师进餐，顿时感到邢老师太不容易了。我想，我远在外地，不能给邢老师分忧，就不要给他添乱了。所以，此后我就主动淡化了同邢老师的联系。渐渐地，信不写了，电话不打了，不上门打扰了。只是每次在学术会议上当面向邢老师致意。
退休几年了。邢老师肯定知道，在远方，有一个学生在默默地为他祝福！
（舒邦新，1962年入中文系。湖北文理研究员。曾任襄阳师专教务处长）
昙华林琐忆
【沈振煜】
华者，古语花也。昙华林，该是昙花成林的美苑了。而我记忆中的武昌昙华林，则不仅是组建于1924年的华中大学旧址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第三厅驻地，更是我倍感亲切的母校——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历史系老校区。整整50年前，我有幸进入这片文化历史底蕴深厚的校园，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大学春秋。从此，昙华林便成为我毕生魂牵梦绕之所在。今奉学长之命写点回忆文字，不啻是得到了一个抒发感慨的机会。然时隔半个世纪，思绪的碎片已难联缀，在此仅琐忆一二，聊供识者一哂，亦或稍可告慰于我尊崇的师长及亲爱的学友乎？
师长
在中文系62级的开学典礼上，我首次见识了诸位师长的风采，包括系主任、明清文学史家方步瀛（日后读到他论及汤显祖《牡丹亭》的大作，方知其盛名不虚）、古汉语专家高庆赐（曾任华中大学副教务长）、先秦文学史专家石声淮（钱钟书先生的妹夫）等等，而一旦开课，我们欣喜地看到，名师教授均直接为本科生授课，这是何等的文化待遇！其中石声淮、熊庚甫、王凌云、欧阳德威、朱伯石、孙子威、邢福义、郑远志、朱道明、田蕙兰等老师为62级授课较多，对每位教师的授课我都记忆深刻。诸如石声淮先生授课，好引经据典，常随手板书引文出处（从《尔雅》到《太平广记》等），真可谓旁征博引，他的教学正昭示学生什么叫做学问，更为叫绝的是他喜好当堂吟诵古诗文，其声调优美、情致绵远，一旦入耳，便使人终生不忘。记得当时石先生年纪不过50余，却颇有几分“仙风道骨”，常著一袭宝蓝色长衫，手持拐杖，高视阔步，飘摇而至。我有时于课前或课间到教员休息室问候他，他知我家居汉口，偶尔也托我到汉口荣宝斋帮他购买一点朱砂墨之类的文具（石先生读古书仍喜用毛笔蘸朱砂墨圈点），我则视之为美差，津津乐道了大半辈子。石先生当时还坚持为学生作课后辅导答疑，多次径直来到我们宿舍，与学子谈古论今，还对闻讯赶来的女学生笑语道：“你们那个‘红楼’（注：指位于校侧门灯光球场旁那栋红砖墙的女生宿舍楼），什么时候我也想进去看看咧（注：当时的纪律真严，凡男性无论师生均不得擅入女生宿舍）。”他还出席我班举办的联欢活动，且带着七八岁的女儿石定果，其间曾命女儿吟唱岳飞词《满江红》，给大家带来许多欣喜与快乐。记得朱伯石老师讲写作课时顺带对我们进行巩固师范专业思想的励志教育，他说你们上了师范学院，要“既来之，则安之，既安之，则专之”，此话我一直铭记。欧阳德威老师讲授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吟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句时那悲怆的语调，分明是含情带泪，当场就深深打动了学生。日后我们一旦忆起，眼眶还会湿润。而青年教师邢福义的现代汉语课更是折服了我们。邢老师上课时常信手拈来昨天人民日报某文中的一段，或者今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播报中的某句话语，作为鲜活的例证，分析其语法结构的特点或语病，他实在是在向学生示范应该如何随时留心活生生的语言现象、收集大量资料深入研究学问，他常常能从人们不经意或习以为常的语言现象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邢老师不仅上课精于引导解析，课后也乐于辅导答疑。记得有时我们还径直到他家中求教，他当时居住在华中邨一栋小楼房的二楼。踏着室外的木楼梯上去，进入邢老师的书房，只见两张小书桌各抵一面墙，老师和师母背向而坐，各做各的案头工作互不相扰，而一旦学生上门，邢老师又欣然拨冗赐教，此情此景，真是令人终生难忘啊！我还记得，潜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陈安湖老师当时专为我们开讲鲁迅《野草》辅导课；田蕙兰老师主讲的现代文学课，以她急切的语调和清晰悦耳的语音，博得同学们“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赞誉。神情严肃的杨潜斋先生主讲《语言学概论》则与众不同，首先他不用著名学者高名凯主编的教育部统编教材，而讲授他独有心得的讲义；其次他讲课好引例，有时会夹杂不同语种的发音，或者告知学生“我站在讲台右边讲时，你们可记笔记，我站在讲台左边讲时，你们可不记笔记”。平心而论，杨先生的课使我颇感深奥，而未得甚解，期末考试虽然得了八十多分，但实在没有真正将这门课学懂。而高庆赐先生的《古代汉语》是极精彩的，仅凭他那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抑扬顿挫分明的语调就令人景仰，可惜我们不久就被调去担任湖北省委农村“四清”运动工作队队员，一别校园几近一年，高先生的课就没听过几节；类似情况还有黄清泉、彭端智、周乐群等诸位老师的授课，黄老师讲的元杂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连他带有浓重广东客家口音的读曲语调——“没来由，犯王法”（《摸鱼儿》）等，也成了数十年间同学偶聚回忆时模仿秀的“节目”。严谨而温和的彭端智老师开讲的外国文学课我们也只听了个开头。在昙华林求学期间，由于参加较多的政治活动等使我们缺失了许多专业学习的机会，这是那个时代使然，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言此只是格外珍惜和感谢众位师长的教诲。
在昙华林学习期间，我还非常珍惜老师们对我们作业的批阅和平时的言谈指教。记得大学首次作文是应写作课老师命题而写的《大学第一天》，我记叙了受到迎新学长接待帮助及到校园报到首日的种种感受，作文批改后发下来，我发现评阅者是王凤老师（以后得知他在建国初期就担任《长江文艺》杂志编委，由于受“胡风案”牵连，当时已失去授课权，只能承担作文批阅等教学任务），只见评语精炼中肯，字迹大气圆熟，居然还肯定我“长于记叙描写，文笔细腻”，这真使我喜出望外，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以后又有陶才碧等老师为我们批改作文，陶老师也是十分注重鼓励引导学生的良师，她那些详细、端重的批语文字透露出为师者对学生的一片关爱之情，至今思之仍让我动容。老师们对我们各科作业或小论文的批阅，或是平时指教，哪怕只有寥寥数语，我都会反复揣摩，咀嚼再三，努力汲取其可贵的养分。十分遗憾的是“文革”动乱中我的那些作文本、作业本均荡然无存，真是感到可惜，对不住师长的谆谆教诲啊！但是，留存于我记忆中恩师的音容笑貌和片言只语，在我有生之年都将永远感念。老师们的言行也启发了我：原来教师对于学生的关爱指教，竟能对学生为人处世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这便促使我在自己数十载教师生涯中，去尽心尽力帮助每一位有所需要的学生。
当今之世，堪称中国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市场经济裹挟下社会问题最多最复杂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被功利所掌控，眼观势利、自私、冷漠、贪佞充斥的仕途与尘世，我们回忆昙华林众师长对学子的教诲，真是一件温暖心灵的幸事。人生不仅要有所谓的事业和成就，更需要有对于人本身的尊重与关爱，60年代纯洁的师生之情、学友之谊，正体现了人生的真谛和价值所在啊！
学友
我入读华师中文系初编入6205班，但不久该班编制取消，我被分到6202班。初见二班同学就感到这个班不一般，这里既有社会阅历颇丰的学兄，也多才华横溢的同窗，我年龄最小，自当叨陪末座。年龄最大的张永忠君时年三十八岁，出自内蒙古贫苦牧民之家，亲历过旧农奴制下的非人生活，听他痛说苦难家史，在座者无不动容。作为参加过南征北战的解放军战士，张学兄是带着身上的伤痕弹片入读大学的，自然赢得了大家的高度尊重。傅永昌学兄也是“调干生”，入学前曾担任武汉一中职工党支部书记，他心地宽厚、为人谦和，也是大家心目中的老大哥。历任班长、团支部书记的左文成、焦知云、黄心诚、孟荪兰等同学，都为班集体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担任年级党支部组织委员的金婉蓉同学，待人亲切真诚，我作为学弟都敢戏称她为“金娃娃”。担任年级学生会学习部长的戴官龙同学，有段时间他嘱我于本年级上大课之前先在黑板上写一段毛主席语录，供同学们争分夺秒地学习领袖的教导，而他总在上课前将大黑板擦得干干净净，他还作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具体工作。这是一些多么好的学友啊！更有一些努力践行文学梦想的同学：来自汉川农家的才子傅生文一入学便赋诗言志：“我是去拜谒普希金的塑像，还是去紧步海涅的后尘？”他掏尽囊中银子到民主路旧书店购回一套精装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在寝室里抱着书宣称：“我要把我的一生，埋葬在这里！”孝感青年沈有德对同学倾吐心声：“我要为写作而活着，我的志愿是当一名作家。”从小在汉口街巷里卖冰棍勤工俭学的肖毓综异常勤奋，随时随地赋诗撰文，并自起笔名“肖川”，不仅要仿效著名诗人肖三，而且要将“三”竖成“川”，声言自己的诗作将如同滔滔江水般川流不息！广西书生蒙万恬善写小说散文，模仿萧红笔调维妙维肖，其面壁虚构的短篇小说曾全文登载于《长江日报》，也给了我们敲竹杠索其请客吃热干面的好机会。沙市才俊邓嗣明擅写丹青，班刊《碧桃》每期都以他的国画新作为刊头，同时他善于论辩，其长篇文评曾占据《中国青年报》半个版面。在众多青年才俊影响下，平庸如我者也偶而为文，我班每年的《新年献词》之类文字多出自鄙人手笔；在担任班文娱委员期间，我甚至自不量力地为毛主席诗词谱曲，或者连夜为第二天上街头演出的“活报剧”赶写脚本……总之，在当时的6202班乃至整个中文系学子群中，多有孜孜探寻文学艺术路径或者热衷于研习学问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