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和刘芬是不怎么般配的夫妻。首先是他们的外形不对称，王贵一米八几的个头，五大三粗，眼大、嘴大，手大、脚大，皮肤黝黑；老婆刘芬呢，娇小玲珑，眼睛小，鼻子小，樱桃小口，一米五的身高，身材矮小，五官尽管小但摆放周正，加上脸色白净，她和王贵并排一站，落差一尺多高，给人一种“一树梨花压海棠”之感。
王贵是汉口人，都说汉口人嘴皮子利索、会侃，可王贵是个特例，就是言辞短少，不会说，但有两句口头禅，几十年不变，一是“斑马的”，再一就是“卵子”。“斑马的”是汉口人的国骂，仿佛不骂“斑马的”就不是汉口人一样，王贵为了证明自己是汉口人所以常骂“斑马的”。他说的“卵子”也不是指动物类某一器官，而是说某件事不可能做到、做成，或者是根本没有此事，当然他说“卵子”时，肯定是对某人某事带有看不起，不相信，鄙视的感情色彩。刘芬是本乡本土的，他们的结合是典型的“本地小姐外地郎”，他们一起进厂当工人，刘芬能说会道，进厂不久，就借调进了厂团委，后来提干，当了厂团委副书记，后调任厂党办主任，职务虽说不高但工作条件和环境在一步步变好，可王贵基本原地不动，进厂时分在金工车间当学徒，三年期满后当车工，一直到厂改制，下岗都没有挪窝。下岗后年龄已过不惑，再就业各方面的条件有所欠缺，就凑足两千块钱买了部二手摩托车跑客，赚点小钱，收入不稳定。刘芬自从厂改制后，继续留在原厂留守处清算组，协助处理原单位相关事务，工资保留原来的不变，两人收入不多，但支出花销不少。
王贵在婚后已形成看刘芬眼色行事的习惯，刘芬不同意的事他决不会去做，刘芬说干的活，他会一马当先，在他理解为这叫“互相尊重”，意见相同时尊重自己的，意见不相同时就尊重刘芬的。
王贵一辈子没有什么嗜好，唯独喜欢喝点小酒、抽点烟，自从下岗跑客后，刘芬就不让他喝酒了，王贵嘟噜着嘴巴，轻轻地说了声“卵子”表示抗议，刘芬听后说：“你还别不服气，不让你喝酒，理由有二：一是骑摩托，就如驾驶机动车，喝酒不安全；二是现在家庭经济不宽裕，除了生活外，每月还得存500元，为儿子预备着，将来读大学什么的。”王贵听刘芬说了之后，只是瞪瞪大眼睛，再不敢说什么了。其实“家”是个避风的港湾，是个释放自己任何情感的地方，是个说理的地方，也是一个说不清理的地方。其实王贵很恋家，对家是很忠诚的，他每天跑车，收入是不固定的，刘芬也无从知道，按说他每天留下三块五块作为“私房钱”，不让刘芬知道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王贵有时下决心这样，有时甚至把私留的钱藏在了另一个口袋，但一见到刘芬，他掏完了一个口袋，紧接又掏另一个口袋，直至分文不留全部上交。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很莫名其妙，很难以解释为什么瞬间就能改变先前所有的预想。王贵最后得到的只是从刘芬那里“反哺”回来的零用钱。他也乐得这样，人总是要被人管受制约的，单位已经破产，无事可做，也无人管他了。政府的事他无从知道，他就本着：“犯法的事不做，闹人的药不吃”的原则过日子；社会上的事他管不了，剩下来的只有“家”了。若家乱了，那后果不堪想象，因而他对家中的大事小事都特别上心。“家”是宗族生命的延长线；“家”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场所；“家”是中国文化的根基。
刘芬对“家”也忠于职守，她上班的留守处，工作相对轻松，因而家务事就干得多些，每天早晨家里一般不外出买早点，总是刘芬早早起床将早点做好，孩子吃完上学，王贵吃完出车，自己收拾完毕再上班。
他们都是平常人，日子在平常人那里就顺着季节往下走，不疾不徐，不知不觉。立冬已过，冬天是跑摩托的淡季，白昼变短气温变低，加上那天又是初冬的第一场雨，还不到五点，夜幕就开始降临，王贵候在菜市场门前候客，想接今天最后一单再回家。街上的路灯亮了，他看着路灯光柱下，很细的雨丝，斜斜地飘着，拎着菜袋的人群一拨又一拨从他的摩托前匆匆走过，就是没有人来雇他的车。细细的雨丝粘在他密密的头发上，粘在他的脸上有些许寒意。淋湿了的衣服黏在身上很是有些不舒服。他的“小灵通”响了，是刘芬打来的：“天黑了，下雨了，你是个苕，还不回家。”王贵预定的目标没有达到，心情有些灰有些暗，只有骑着摩托回家了。
回到家里，菜已上桌，有一条清蒸武昌鱼，还有几样其他小菜，儿子已经放学回家，正坐在桌边等饭，刘芬在厨房忙碌。看着暖洋洋的家，王贵刚才所有的灰暗心情烟消云散，王贵进厨房洗手时看见刘芬的紫菜蛋汤已盛进碗里，他迅速接过汤碗登上餐桌。他正准备和儿子拿碗盛饭，只听刘芬说：“么办呢，反正晚上不跑车，你又淋了雨，让你喝点马尿，但只准二两，不能得寸进尺。”说完刘芬从碗柜里拿出一瓶“纯谷酒”递给王贵。王贵接过酒瓶，心里特别温暖，他打开瓶盖，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他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这时电视里正在播放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全家人随着相声不断发出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