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中间穿插大量独立的段落和部分进行议论，对某个历史概念进行追根溯源的大幅探讨。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地主之殇》，这是少有的描写与反思“土改”的文字，对家族的灾难史的记述中穿插了很多独立的议论部分，集中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知识底蕴和敏锐的洞察能力。第三部分，对士绅阶层的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指出他们是“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是“代行政府职责”，维持民间社会秩序的“守护神”，他们值得人们的尊重。从而写到家族历史中，祖父靠着自己的聪慧和勤劳而薄有田宅，晚年成为德高望重的族长，最后却不堪重刑而自尽身亡。第八到九部分，作为背景知识，展示了从封建社会，民国时代对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土地是农耕社会的根本，妥善地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宁，这也成为“土改运动”必将进行的现实基础。现政权为了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发动农村的流氓无产者对地主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张炜的《古船》里的赵多多就是乡村流氓无产者的典型形象，政权对此类人的重用，导致了乡村士绅的灭绝和人伦的惨剧。《地主之殇》中作者的家族在土改运动中遭受了巨大的灾难，祖父，伯父们和伯母们相继遭受厄运，而年幼的下一代也因为无人照顾和饱受歧视一辈子贫困交加。透过家族的血泪史，野夫看到的是整个时代的悲凉和荒诞，尤其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那些美好的优秀传统，仁慈，善良，宽容在运动中被不断被挤压，充斥着残忍的盲目仇恨。家族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家族的悲哀必然反映了时代的悲哀。
对中国人精神的拷问，对中国人性的探讨，远远不止于此。除开这些人物传记之外，野夫单独撰文以便作进一步的探索，于是就有了《残忍教育》和《童年的恐惧与仇恨》。这两篇文章都是基于作者童年时代的回忆，对亲身经历或是亲眼目睹的各种野蛮行径的反思。作者小时候学会的第一种游戏是用生石灰杀死癞蛤蟆，使它丑恶的皮肤自动剥离；六岁时一群孩子在大人的鼓励下用竹条鞭打一个小偷，他试图偷走裁缝铺的三尺布；在煤矿中看着下井工人用各种残忍的方法杀死老鼠的场景，使年仅十岁的“我”触目惊心；在学校整风运动中，孩子们为了一些可笑的事情而互相检举揭发。这些都是暗藏在童年中的阴暗记忆，也是作者确认了残忍教育的起点。在那个丑恶的年代，天性纯真的孩童早早地被洒下了人心险恶的种子，慢慢生根萌芽，直至影响人的一生。“我”幼时便牢牢记住了架着机枪面对全家，用恶毒语言咒骂父亲的造反头目的面目，儿时的恐惧酝酿出来的是深刻的仇恨，以致时隔十五年后遇到已经衰老的仇人便扑上去暴打一顿。在文革中，淳朴的深山小镇失去了它的安宁，变得狂热的人们好像所有的仇恨都爆发出来，无情的拷打和施刑，全副武装地准备随时战斗，时不时的突击检查，一切都惶惶然，到处在流血，弥漫着恐怖的气息。这些对恐惧，残忍和仇恨的描述，使作者在思索，到底是何种原因造成了这样一场灾难，我们的人性在这场变革中到底是出现了怎样的变故，以至于怀疑是否“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天生包含这样一种残忍的毒素”？所幸的是，在野夫的散文中，虽然描写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年代，有那么多触目惊心的丑恶发生，人性之美却在一些人身上持续地散发着光芒和希望：坚韧顽强的母亲，儒雅温和的幺叔，重情有义的故友老李，善良达观的瞎子哥，平实执着的守望者仇老汉……由于多是回忆性的文章，所以野夫的散文模式多是由于现今的某一个触发点切入进行叙述，从开头的回首经过一段轨迹回到结尾的总结，形成一个完满的圆环式的结构，因此开头和结尾往往别具特色，尤其是开头引人入胜。看《江上的母亲》的开头，“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须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整篇文章就此定下了深沉哀伤的感情基调，细腻感人的比喻，更让读者感受到了这必将是他一个心里尚未结痂的伤痕故事。野夫的语言功底非常扎实，无论是描写景物，还是勾勒人物，几笔就将神韵透露出来。语言一般是白描式的，表达顺畅自然，而《大德无言——记老校长刘道玉》和《小鸡的故事》这两篇却采用了半文半白的语言，显示了作者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另有一番味道。
野夫用一颗诚挚的赤子之心追忆过往的历史，用笔凝重，情之深切，谱写了一首首尘世的挽歌。他的好友余世存给予了其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些挽歌是在文明转型退潮之际的一次庄严洄溯，是乡愿和犬儒社会里的一次人格演出，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透露出若干重大消息。如同华夏文明需要荆楚蛮地的屈原来增富其诗性品格和灵魂维度一样，当代汉语世界在野夫那里找到了最恰当的情感形式：野夫先生为我们确立了心灵、肝胆和魂魄。”他经历的一切苦难都变成人生中一笔丰富的精神食粮，化为笔下那些高贵的人和事，感染着更多的读者，引发更多的理性思考。他对国家、历史、命运的思索从未止步，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时，野夫正在四川德阳市罗江县做农村调查，他积极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的同时，部份关于乡土社会问题的文章《治小县若统大国》、《废墟上的民主梦》、《余震绵延的大地》已经发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探索之路会走得更远。
三精神喧嚣的疏离与批判——刘继明散文论
作为省内先锋散文的代表作家，刘继明认为“在任何时代，‘先锋’都是以与主流异质和反向的姿态出现的，因此，谈论‘先锋’不能脱离语境”，“在当下谈论‘先锋’，如果不将它与人的精神处境联系起来，我们简直就没有谈论它的必要，也的确无法谈清楚”。
因此，刘继明的写作坚持在反思自己的同时，审视大众的精神处境，执着于从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和寻找不断遮蔽的隐秘“诗意”生活的激情和独立的精神品质。他的创作几乎是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至今的文学变化同步，感受着它的飞扬与沉寂，起落和动荡。他也曾有过困惑，迷茫，而可贵的是他在精神的喧嚣中，远离人群，不间断地质询，反思，追求。在精神边缘化的时代里，他依然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审视人性的卑劣，陈述反思的必要性，强烈呼唤与向往真和美。
一、孤独地疏离
在消费时代的语境下，实用主义，惟利是图的市侩哲学借机起势，席卷并影响了甚至改变了大众的价值取向，消费时代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滚滚浪潮，更是给大众带来精神危机。于是，评论家变成热衷于制造世上话语的“策划者”“主持人”，评论界推崇“个人化叙事”以取代影响深远的“宏大叙事”，反对精英文化，削平意义深度，放弃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致力于表现生活现实，使平面化，世俗化，欲望化的叙事大行其道。
刘继明自觉疏离这种时代的喧嚣，坚守着传统的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保持其个人的特异性和独立性，不放弃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问。例如，《我们时代的恐慌－－－或对＜鼠疫＞的另一种解读》在承认人的虚妄和无知的同时，也相信人能够在灾难面前冷静下来，重新检视或反省自身的“不当”行为，人性可以克服弱点不断趋近完善，并且，这种“检视”或反省，既可以个体的方式，亦可以民族国家的方式，作为民族国家，检视其文化传统和现行体制战略中存在的某些“传染源”，使我们既能够避免因“影响的焦虑”而产生的某种现代性冲动，又能将自身的发展恰当地融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从而找到一条更加符合本民族生存伦理的路径。《信仰与呼喊》中坚信探求真理是人的本性的需要，信仰是人类生存的合法基础，人类可以在绝境中营造精神的净土，并在信仰的土地上生息，具备淡薄物质利禄，重视心灵慰藉的纯粹品质，感恩上帝创造人时，还赐予了我们一个“比海洋还要广阔”的心灵世界。
但是，现实正如《贫困时代》所述：大部分人深陷于躁动，不安和爱的匮乏与亏损的苦难之中，内心被一层厚厚的灰尘所遮蔽，长满了莠草，满心荒凉却浑然不觉，懵懂无知，不知道去打扫，甚至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这种真实处境，错以为身体的愉悦和欲望的放纵，就可以全权取代良知与信仰的缺失。如此一来，刘继明远远地走在众人的前列，也远远地离开最广大的人群，只能孤独的对抗精神和信仰的危机了，因为他的忧虑，往往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知者寥寥。刘继明是孤独的，却也是清醒的，他对于文学多元化时代中的“个人化写作”就有着非常清醒的判断，他被不同的评论者贴上过不同的标签，纳入了“60年代出生作家”、“晚生代”、“新生代”、“后先锋”等写作群体或现象当中，刘继明不赞成这种以“代”概论的“一锅炒”的方式，认为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差异性是最根本的，才是更应该被注意的。事实上，刘继明置身于同时代人中却力求保持一种自觉的疏离感，在内心召唤下写作，遵循“独立”的立场而不被流俗所覆盖。1993年之后，刘继明的创作从“先锋”转向“文化关怀”就是一次企图摆脱流行思潮的尝试。
二、锐利的批判
80年代的思想资源和90年代的生存现实，两者共同构成了刘继明的人生境遇，写作和思考的背景，视域以及价值立场；被称为“新启蒙”的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给予刘继明丰富的滋养；现代民主自由精神，怀疑探索精神，理性批判精神，理想主义的激情，人道主义的情怀……这些携带着时代特色的思想观念也是其文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借此，刘继明省思知识阶层面对人为的或大自然的灾难时那种隔离，恐慌，自私，冷漠，置身事外的看客心态，陈述反省不当行为的必要性，坚守人伦底线以维护普遍公理。
刘继明的反思同样带有批判性质，其散文中的批判是直接的，锐利的：《大众的神话》批判在这个大众文化方兴未艾的时代，大众常常是以抹杀和淡化人的个体性而以群体的面貌出现的，大众的影响和作用往往以被动的方式显现，缺乏独立和稳定的价值系统，缺乏执掌自己话语权的力量，批判精英或权力集团利用大众无根和随波逐流的本质对其进行操纵。《商业时代的爱情》批判爱情不再与人的命运和情感发生关联，只是一张万能的入场券，被制作成许许多多精致的拷贝，纸型或磁带等自由自在的进出于大众视野，获得前所未有的青睐。《论金钱》批判金钱在诱发和释放我们体内蓬勃的欲望和潜力时，它同时又在无情地毁损着人对自身的怜悯之心。另外，“自我”的丢失，放纵欲望而滋生出的狂妄与野心，人性的自私和冷漠，知识分子日益丧失的道义责任，思潮对思想的遮蔽，人群对个人的取代，历史和个人的真知逐渐被遗忘，信仰的迷失，文学写作蜕化成一种“功能性”的活动……无一不在锐利地批露时代的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