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学者，小有名气，便高视阔步、神气活现、毫无礼让。冲门而出，见者躲闪；入室喧哗，闻者避席，似乎只有如众星捧月般热闹或闲人回避般寂静，方称“大腕儿”。这看起来是名流的不羁，实则是暴发小人的粗鄙。前人有诗曰：“红帽哼来黑帽哈，风流太守赏梅花。梅花低首开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爷’。”不图昔日官场之鄙俚，今日复见于学界。
二
学术文章、批评争鸣，总要靠道理取胜。鲁迅先生的笔够尖刻，但从来不涉谩骂。他那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以为论争获胜，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周谷城先生在学术论争中是不留情面的。记得在关于形式逻辑的论争中，他著文批驳我的另一位老师，说这位老师讨论形式逻辑的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是对的”，读后颇以为过分，但细细想来，他也只是说理，绝无骂詈。
以理服人方是优雅，方是身份，若一味谩骂，不过青皮者流。破口大骂之后，对手因嫌污秽不与之辩，便洋洋得意、班师回朝，更是迹近无赖。这种青皮无赖的战法，今天颇有传承。
三
书名的粗鄙化已经不限于流行小说，内容的粗鄙化也已渗入所谓名家之作。美术作品粗鄙也成了时髦。专画穿着内裤、吊着半拉子奶罩的丑陋女人，也称名家。很有才气的画家随波画起了春宫。
侯宝林先生净化了相声，使之摆脱粗鄙。今天的趋势却是回归粗鄙，我担心，粗鄙化的泛滥会使几代人丧失审美的判断。
四
政府官员，位居上流，西服革履，俨然“领导”，但满嘴粗口，不以为耻：“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谁耽误我一阵子，我就耽误他一辈子”。竟似全无文化。
如果那人犯法，裁断自有法律；如果那人失德，评判自有公论。公共权力，社会之公器，官员只能依法行使，岂能凭一己之好恶，图个人之报复？看似快人快语，实则毫无政治理念。此类语言出诸市井，如《水浒传》中牛二之流，不足为奇，出自政府官员，则正是官场粗鄙化之一例。更有甚者，黑白勾结，雇凶杀人；官商一体，枉法贪赃。此辈等而下之，不足费口舌了。
五
粗鄙化，由来已久，其缘起，在于鄙视文化。
以为学校传授的知识九分无用、一分捏造，是外来的思想；以为读书比做饭、杀猪更简单，是本土的创造。为了打击知识分子，剥夺所谓知识分子的“资本”，数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强化知识无用、读书无用，知识分子无用，使得社会弥漫着以“大老粗”为荣、有文化为耻的氛围。张嘴粗口，闭嘴“国骂”，成了“工农化”的标志。优雅似乎只属于资产阶级。
八
更可怕的是心灵的粗鄙化。社会秩序的紊乱、纲纪的隳颓，使各种正常社会中上不得台面的行为都以“革命的”模样登台表演，而各种过去只能隐蔽操作的阴谋诡计，这时都堂而皇之地抛头露面。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以权谋私，污蔑造谣、打击报复，营私舞弊，卖身投靠，腐化堕落，说一套、做一套，效忠信、小报告，这些卑劣行为的风行，使一代人的心灵受到污染，以为这些才是立足社会、飞黄腾达的要诀。而这种立身行事的方式，其影响又何止一代。
九
“四人帮”可以粉碎，心灵的粗鄙化不会随之消失，语言、行为的粗鄙化也在继续传承。文艺作品的粗俗，网络的语言暴力，对各种丑恶行为的见怪不怪甚至同流合污，追根寻源，仍旧脱不开鄙视文化造下的恶孽。社会文化的水准，总是相应于社会成员的平均水准。
十
市场经济在西方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一切运作规则已经趋于完善，制度文明完全可以借鉴。但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许多成熟的制度文明却似乎无法借鉴。其原因在于经过了几十年鄙视文化的折腾，尤其是“文革”的无法无天，粗鄙已经弥漫于社会。西方的制度文明到中国经过粗鄙化的改造，规则已经不成其为规则。不加警惕，完全可能成为经济学家所斥责的“权贵市场经济”即权钱勾结的无法无天的市场经济。
或曰，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也一样充满着血污与不洁。不错不错，但我们是在几百年之后。如果历几百年而毫无长进，历史还有什么用处？
几十年粗鄙化的改造，要恢复那份优雅，恐怕要双倍的时间，这就是粗鄙化的代价。
原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7期
样板戏入教材的“三宗罪”
朱大可
教育部最近对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标准实施修订，增设有关京剧的教学内容，并在10个省市区的20所中小学进行试点，其中15首京剧教学曲目已被确定，除4首出自传统京剧，其余11首均为文革样板戏唱段，分别隶属于《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智取威虎山》（《甘洒热血写春秋》）《沙家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智斗》《你待同志亲如一家》）《奇袭白虎团》（《趁夜晚》）以及编外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接过红旗肩上扛》《万紫千红分外娇》）等。教育部此举虽属好意，旨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却适得其反，引发了民间的广泛质疑。
在我看来，样板戏成为教材，至少包含着下列“三宗罪”。第一宗罪，就是有关职能部门将指令范围无限延伸，连学生的唱段都要加以硬性规定。行政官员总是热衷于用大一统的思维管理中国事务。多年以来，不仅中小学教科书实施全国统编，高考题目实施全国统拟，甚至发展到连研究生专业考题都要全国统一出卷。这种管理权力的过度扩张，以及一刀切的行政逻辑，严重违反教育学的基本规律，颠覆因地制宜、因人施教的科学方法，只能导致教育质量的日益下降。
第二宗罪，就是把京剧当作戏曲教材的唯一选择，宣称其为“国粹”，并明确表示不会扩展到其他剧种。这是京城文化以“国标”名义对地方文明实施的又一次文化霸权。此前，京城文化的过度扩张，已经导致其他区域文化的严重萎缩，制造文明同质化和单一化的危机。如果没有港台区域文化的独立生长，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形态恐怕已不复存在。
此次增设京剧教学之举，再度表露出对地方戏曲的藐视。每个省市区无疑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戏曲品种，仅定点省市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广东、甘肃等，就拥有河北梆子、评戏、单弦、粤剧、沪剧、越剧、绍剧、汉剧、赣剧、秦剧、秦腔等诸多品种，此外更有举世公认的“国粹”昆曲和黄梅戏等，完全值得中小学生大力学习和传承。这种“罢黜百家，独尊京剧”的做法，也许能够维系京剧的霸权地位，却只能加剧地方剧种的生存危机，令岌岌可危的传统文化雪上加霜。
第三宗罪，就是以传承文化的名义，促进了“文革”美学的死灰复燃。这场样板戏的回潮，并非一种孤立的现象。各地电视台，在这方面先声夺人，引发了民间热唱样板戏和文革歌曲的浪潮。就60年代的过来人而言，当年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能享用被强行灌输的文化口粮，由此构成特殊的文化记忆和怀旧心理，对此应当予以宽容和理解。而此举令知识界感到震惊的原因在于，作为21世纪中国的行政主管部门，强行部署文革样板戏的学习，极易让人产生“以郑重的官方立场，称颂那种早已被历史唾弃的专制文艺体制”的推论。
样板戏的旋律简单，便于学习，但这不能成为制定教材的理由。而这些指令曲目，旋律节奏快捷强烈，只是为了迎合斗争需要，其唱词更是充斥着“革命到底永不下战场”、“痛歼敌人在今晚”、“燎原烈火旺，工农齐武装”、“誓把……一切反动派统统埋葬”等仇恨话语。作为特定年代的产物，样板戏的另一个功能，则是在高举“斗争美学”的同时，围剿整个中国文化，制造出远甚于嬴政焚书坑儒的惊天大案。“文革”、江青、样板戏，作为中国60～70年代文化的三位一体象征，已经接受了历史的严正审判。样板戏不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更不应变成教材来继续戕害我们的子孙。这是不容置疑的政治常识。
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刻，样板戏的历史回声，令人感到恍然如梦。重审这个畸形物种的唯一良性作用，就是推动世人的历史反思，引导青年一代去认知其丑恶，并捍卫思想和生活的自由信念。尽管在所谓“保卫传统”的名义下，“磕头党”和“样板戏帮”正试图卷土重来，但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拉回黑暗岁月。终结历史噩梦并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中国社会的唯一进化路线图，此外更无其他道路可言。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3月3日
制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邵 建
在近日北京举办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与会者认为：“三十年来，中国各个领域的规则、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举其大者如私人产权获得一定程度保护，公有经济迅速缩小，私人企业逐渐发育以至于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据此，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断言：“这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讲，这话自然没有问题，但其实所谓制度，无论哪种，从不会有“最好”之说。
中国改革30年，主要是经济改革，它所取得的成绩，正如与会者以上的客观肯定。但我个人并不如此乐观。前些时我看到一个数据，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的比例中占75％以上，相反，民间总资产还不到25％。这个数据如果是确实的，那么，公有经济还谈不上迅速缩小，非国有经济更谈不上半壁江山。如果不加快经济改革的速度，即使再来一个30年，也不过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一半对一半。饶是如此，这依然不是健全的市场经济。因为，在理论上，市场经济不应有如此庞大的国有经济身影。市场经济是向民间权利开放的，不是面向国家权力的。权力和权利本不平等，市场的本性又在于竞争。问题是权力厕身其间，权利和权力还会有公平的竞争吗？更何况在许多国有垄断领域，权利被排斥，压根还谈不上竞争。
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阻力显然不在经济，而有更关键的所在。最近媒体在检讨前不久发生的瓮安、孟连事件，在我看来，问题的要害之一，便是县乡两级的民主在制度层面上未曾落实。有论者把瓮安事件归结为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因为事件发生后，当地主要官员未能当机立断，而是县里等州里，州里等省里，以致事态一发而不可收。这样的见解未免皮相，因为官员的逻辑是谁给他权力，他便对谁负责。如果他的权力来自上边，他当然要看上面的意图办事。至于孟连，不惜对村民动用大量警力。云南省的处理报告这样两条应该引起注意：一是该县县委书记“个人长期使用橡胶公司提供的豪华越野车”，二是“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出警究竟为哪般，结论已昭然。两起事件不是什么举措失当，它们凸显的是基层体制存在的问题。如果不从这方面着手，局面就难有改观。
我并非是个否定论者，取得的成绩摆在那里，不用多说。所以多说问题，乃是为了进一步改进。因此，就问题而言，我相信我以上基于本土感受的表述，不难获得相当的共识。但张五常先生却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该论坛主旨之一，是三十年之后，中国下一步应当如何变革。按张氏逻辑，什么都不需要做了，我们已经最好。还是民间表达得精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张氏肆言，却见不及此。殊不知，在制度选择上，人类的确找不到“最好”。即使上述民主，在丘吉尔那里，也是一个并不好的制度。因此，即使民主社会对民主制度的评价也不过是“最不坏”。
在市场与民主上，如果我们的制度改革还没有完成，还需要进一步转型，那么，我们除了继续努力之外别无选择。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9月11日
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用语应该更新
沈敏特
斯大林有一本关于语言学的著作，认为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此话不假。但为了表达一定的意思，在具体的时空使用的语言是包含着具体的社会内涵的。譬如，对毛主席我们喊“万岁”，对邓小平则用“你好”表达敬意。“万岁”与“你好”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内涵。从“万岁”到“你好”，是认识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但，循此细想，我们目前仍在广泛使用的语言，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用语，并没有彻底更新，似乎仍然停留在“万岁”阶段，反映了我们观念的陈旧。譬如，当某个领导要讲话时，会议主持人先是请大家拍手欢迎，紧接着会说一段我们很熟悉的话：“感谢某某领导在百忙之中亲临会议，现在我们欢迎某某给我们作指示！”（又是一通鼓掌）细想很不对味儿。领导参加会议是他的工作，再忙也是履行本职，这和清洁工该扫地、司机该驾车一样，无须格外嘉奖。有谁格外赞美过清洁工和司机“在百忙之中”“亲临现场”扫了地、开了车？至于领导讲话，不外传达法规、政策、决定或表达个人意见、个人体会，大多不具指令性，也就不是什么“指示”。
我们还常常听到这样三个词儿：一是“重视”，二是“关心”，三是“照顾”。如某某领导如何如何“重视”什么事什么人，对什么事什么人如何如何“关心”，又怎样怎样给予了“照顾”。从工作关系上讲，领导“重视”、“关心”、“照顾”，有利于被“重视”、“关心”、“照顾”的一方，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从这些方面来说，对领导的这些行为的肯定也是对的，但是不能过分。如果过分宣扬这几个词儿，从政治角度说，就会压抑公民意识的成长。因为它反映的不是平等意识，而不自觉流露出的是感恩意识，是对上的仰视。
先说“重视”。不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公民，重视自己的本职是天经地义的，无须另加赞美。清洁工重视自己工作，不懈怠、不失职，司机重视交通法规、驾驶技术、车辆保养、行驶安全，不应另加表扬。为什么领导重视自己的工作就要百般说好呢？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不把领导看作公仆，仍看成是高高在上的救星。
二说“关心”。无论领导人，还是普通公民，都是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人民的利益，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心，也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相互的、和谐的、美好的关系的表现，你的“关心”价值连城，我的“关心”就不值一文吗？一个民主国家，最需要关注和提高的首先是普通公民对国家大事的关心。这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再说“照顾”。领导对待他职权范围内的人和事，只有一个原则：依法办事。反过来，公民也只能要求领导按照这个原则来处理涉及自己的事。如果领导总是喜欢施行厚此薄彼的“照顾”，轻则属办事不公，重则属违章违纪。额外的照顾是“乱套”的同义词，它的背后是“人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