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节骨眼上，除了执勤点，配发给士兵的武器一律收缴集中保管，特殊时期，上级认为，采取这种防患于未然的举措是必要的，但激怒了一些士兵，他们认为这是组织上对他们的不信任，他们就站在我和连长门口抗议，有人甚至朝我们门上扔石头。面对一群失去理智的士兵，我也失去了耐性，我向他们喊：“没什么好说的，必须服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咚、咚、咚”，夜里十一点钟，有人敲门，动作急促而且生硬，之前从未有这种敲门的。我本能地摸摸别在腰间的手枪。是的，我真就下意识的摸了腰里的家伙，这硬硬的家伙在，我的心里就踏实。
坦白的说，不是我多疑和紧张，头天传达了上级一个通报，因为部队精简整编，某部一个战士用冲锋枪把连长、指导员给射杀了。通报文字表述的非常简单，没有细节，但在我的头脑里却出现了一个特定的细节和场景，地点就在我宿舍门前的台阶上。昨天以来，这个想象的场面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赶都赶不走。
我去开门。我用左手开门，却把右手放在腰间，那硬硬的家伙就在手掌之下。门打开了，几个我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是几个服役未满两年役的士兵，是我从大别山把他们接来的。其中一位战士话还没说出口便抽泣起来，他说：“指导员，您给上级说说吧，就算帮我们求个情，让我们把义务期尽完，要是这样回去，父老乡亲还以为我们在部队乱来被开除了呢，我们无脸向父老乡亲交待。我们不求什么了，就满足我们这个要求，让我们干完三年再走吧！”
我无言以对。心里很难受，真的。这是多么质朴的山里孩子呀，但我无能为力。我拍拍年轻战士的肩头，我甚至动情地去拥抱他们一下：“这是中央军委的决定，你们想想看，我一个小小的指导员有能力改变吗？”
才把几个战士劝走，又来了几个，其中一个进门就“扑通”一声跪下了，他说：
“指导员，当了三年兵，站了三年岗，尽了三年义务，我们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入个党吧。你是指导员，党支部书记，这事你办得到。给我们入个党吧，入个党回去好找工作！”
接着，几个战士都跪在我的面前。
无法不动容，我一个农民子弟，和眼前的士兵一样，都是从乡间的田垄上走进军营的，我能不理解他们的心情吗？但那个时候我感到身单力薄，我无法满足他们这一要求，因为，自宣布精简整编工作开始之日，上级就同时宣布关闭了党员进入的大门。没有办法，我得告诉他们这一事实，同时也告诉他们，加入党组织是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党员这个称号，是无法相赠相送的。你们都很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只要你们努力，加入党组织那也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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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百一十八名士兵就要离队返乡了。头一天晚上，按惯例连队要加几个菜，聚个餐。开始连长不同意，不同意主要是怕士兵酒后闹事。我说这怕不好，连队就要散伙了，不加几个菜，喝几杯酒，肯定说不过去，士兵们也不会干的，还可能闹更大的乱子。连长说也是，就答应了。我和连长商定，要求连队干部要注意控制局面，不但不让士兵酗酒，干部自己也要有节制，适可而止。
建连史上最后的晚餐，我想这顿晚餐注定要吃得轰轰烈烈，悲悲戚戚。
那天晚上没敢上烈性子的白酒，但啤酒喝了一百二十多箱，半数士兵都被放倒了。
7
连长似乎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他一开始就表现出很动情、很诚恳、很生死别离、很黯然神伤的样子。他一手拿着军队配发的搪瓷缸子，一手提着啤酒瓶子，去给士兵们敬酒。颇有几分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起初，我都有些感动，但一会儿我就发现味道不对，他毫无节制地往下敬，一口一缸地干，一桌接一桌地喝，完全违背了我们约定的不酗酒的初衷。由于连长的推波助澜和不断掀起新的高潮，食堂的局面不久就变得紧张和复杂起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连长啊连长，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有意无意中把自己弄醉也！
一醉不起，一醉拉倒，一醉解千愁，一醉阿弥陀佛！
怎么说都可以，反正，等第二天醒来，什么精简整编呀，什么思想政治工作呀，什么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呀，统统见鬼去吧，因为，当东方红日升起的时候，亲爱的战友们，我要和你们拜拜了。
果然，没有多长时间，连长就把十几瓶啤酒灌到自己胃囊里。等士兵们找他要回敬时，他已醉趴下了。后来，被人抬到宿舍里，把个群情激昂，混乱不堪的场面交给了我。
的确，那天晚上有不少士兵去找连长借酒“说事”，可连长死人般躺在铺上喘粗气，床头还有一摊刺鼻的呕吐物。“事”说不成了，兵们嘴里就不干不净地骂着，跌跌撞撞走了。
我极不胜酒力，大约喝了不到两瓶啤酒，微醉，有头重脚轻胸闷的感觉，就不敢再喝。我的宿舍里挤满了退役的士兵们，他们哭、笑、嘻、骂，闹了个天翻地覆，地覆天翻。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不成体统的一夜，有两个兵醉透了，在我的床铺上尽情呕吐，满床铺都是污秽之物，而后躺在上面睡了一夜。
零时，还有个别士兵们在班里折腾，有几个家伙用木棍敲碎了窗户玻璃，玻璃破碎的响声在深秋的夜里显得非常锐利，这种声音让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它深深刺疼了我的神经，让我揪心、让我心寒。
哭声会传染，很多士兵都嚎啕大哭了。那个时刻，我的情感非常复杂，在内心，既为他们的命运鸣屈，也为我这个指导员当得窝囊而心酸；对他们的撒野和无礼感到愤慨，也为这个连队的消亡感到疼痛和揪心，同时，还为自己去路感到茫然。
皮将不存，毛何焉附？
连队没了，我到哪里去？
大约凌晨三点之后，被搅得一塌糊涂的兵营终于平静下来。
我带着通讯员到班里察看，发现不少士兵都和衣而睡。有几个兵头天就把背包打好了，他们抱着背包，枕着一个并不大的旅行包，这就是他们当兵一场的全部家当，看着看着，我就突然忍不住放声痛哭。
一点都不是矫情和作秀，真的是想哭，想放声痛哭啊！
通讯员被吓着了，急忙扶我，神色紧张地望着我。推开通讯员，我把我身上的军大衣盖在一个年纪不满十八岁的战士小丁身上。这个战士是孤儿。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失去了父母，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哭，是从内心感到这些兵们的纯朴、可怜和无助。
从班里走出来，我不知去什么地方好。
抬头望望夜空，一轮皓月高高地挂在天上，月光如银，空气中凝结着清冷。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在家乡的夜空中寻找那把扫帚星，大人说扫帚星不吉利。这时候我发现了这把扫帚星，我觉得和家乡的扫帚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有些什么不同，可能少了些神秘感。我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唯物主义者，银河系的事情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扫帚星只是星系里几颗星星的客观存在而已，与地球上的人类福与祸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就这么怔怔地立在操场的中央，这个操场曾经是连队操练和集会的地方，这里每天都活跃着战友们青春的身影，可天亮之后，这里将人去场空，留下的尽是往日的记忆了。想着想着，我禁不住又潸然泪下。
“指导员，天快亮了，你回房休息会儿吧”。通信员小宠对我说。
看看小宠，他没有穿棉衣，深秋的夜里寒气很重，这小伙子有点发抖。原来的通信员当了两年兵，已列入干部苗子培养，这次没办法留下来，确定退役。小宠才当兵一年，是临时接替老通信员而上岗的。
把小宠拉在我身边，问：“小宠，你以前是不是觉得军营特神圣？”
小宠回答：“指导员，是的”。
我又问：“现在呢？现在还神圣吗？”
小宠没有回答，我也不看他，也不追问。停了片刻，小宠说：“指导员，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我说：“没关系，怎么想就怎么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小宠怯生生地说。
我转身，两手按在小宠的肩头，把语调拉长，语速放慢，我说：“小宠，这只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短暂现象，很快就会过去的。你很年轻，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千万不要以为部队是这个样子的噢！”
小宠说：“我懂了，指导员。”
8
清晨，连队破例没有吹起床号。
黎明时分，三辆军用卡车开进连队，整齐停在操场上。
吃早饭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说话，我发现所有士兵的眼神里都充满着困倦与茫然，但是没有了之前的不平和委屈。所有投向我的目光都是和善的，有的甚至带着愧疚和歉意。
那一刻，我感到窒息。
没有谁发号施令，早饭后就要离队的士兵们自动朝大卡车走去，然后默不作声地上车。
连队为一百一十八名退役士兵准备了一百一十八朵大红花，当兵光荣，退役光荣，精简退役也光荣，都是为国防事业做贡献，为什么不给他们佩戴大红花呢？原想他们可能拒绝，甚至想到有的可能把花儿撕碎、扔掉，没想到他们都欣然接受了。
上车的时候，我一一与他们握手，与他们拥抱，战士的眼泪弄湿了我的脸，弄湿了我的草绿色军装。这拥抱不似礼仪上的那种拥抱，这拥抱自然，贴切，完全发自真情实感，是心贴心的拥抱，是心灵与心灵的拥抱。
一百一十八名退役士兵全都上车了。他们把头探到车外。一班长泣不成声，仍双手抱拢，成作揖状，向我和其他连队干部示意。孤儿小丁“哇哇”地哭起来，弄得车上车下一片唏嘘之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流泪，他们在行注目礼，与虽然简陋但留有他们青春梦想的营房作最后的告别。
连队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士兵列队两行，神情伤感地为老兵们送行。
沉闷和压抑使我感到胸部难受，真的，太沉闷，太压抑了，我有些受不了了。在汽车发动的一刹那，我喊来司号员，命他“吹号”。
司号员喘着粗气把号送到嘴唇，鼓了鼓腮，却又停下来，迷惑地问我：“指导员，吹什么号？”
我不假思索地说：“吹冲锋号！”
冲锋号声中，三辆军绿色卡车依次开出军营。
从此，我们这个连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序列里被注销了。
至此，我就成了这个连的“末代指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