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去国外旅行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我的足迹只涉及到欧洲的一小片地方，我从来不曾被欧洲的最西端所吸引。我去欧洲南部的最长一次旅行是经过波斯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地，最后进入土耳其。现在被称作南斯拉夫人的民族给我带来了洪水般的记忆，就如同俄罗斯人已经从被压迫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进人了快乐与自由的状态。土耳其人相互之间很友好。我几乎没有见过比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南斯拉夫美女更加可爱的尤物，她们跟土耳其女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往往因为身材壮硕、步态蹒跚，而显得十分沉重。在南斯拉夫，街道上的孩子尽管衣衫褴褛，但我几乎没有见过比他们更加迷人的孩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美的韵律，就好像是合乎某种远古的传统似的。他们整个的身体语言似乎都含有这种美的韵律，感觉特别地协调，那些穿着民族服装、赤膊骑着车滑下山坡的人是如此，那些在水边劳作的人亦是如此。他们在洗澡时，或在祈祷时，姿态显示出了同样的节奏。我们有时会经过某个年老的乞丐旁，他蹲在草地上，手向外伸着，但看起来像是某个落魄而友善的老王爷，以至于第二回当我们看到他用另一只手把一个蓝色的珐琅烟盒从怀里拿出来递给我们时，我们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这是一个民族的气质和品位，对于后来者来说，几乎是与生俱来。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比俄罗斯更富于东方情调，更加古色古香，更加充满原汁原味。
一年多后，我跟里尔克曾就此有过一次生动的讨论，就好像我们俩享有相同的记忆似的。那吸引里尔克转向俄罗斯的宗教生活的因素，似乎以某种更加深刻、更加实在的形式，把这里的一切都感染了。也许这种因素显得有些呆板，但正是因为它的古老和“僵化”，它才显得更有吸引力，甚至在俄罗斯的教会仪式中也是如此，在亚美尼亚则更是如此。
接照这种宗教，一个乞丐把一只空空的银碗递给陌生人寻求帮助时，他也可能会在其中放人他自己所奉献的东西。伊斯兰教的信仰也是如此，它跟希腊正教的仪式很容易合得来。当我们意欲跨入清真寺，加入那些静静地祈祷的人们中间时，我们会顺从地脱掉鞋子，不需要任何人来提醒。那些人在美丽的地毯上或站或坐，我们会被带入一种内在精神的共同氛围之中，整个身心不可抗拒。
我想起了在那儿的第一个晚上的情形，这让我意识到了他们那种宗教奉献精神的本质。我们的窗户朝着一条狭窄嘈杂的街道，售货员的叫卖声、过往车辆车轮发出的声音和驴子的嘶鸣声掺合在一起，窗前是一片乱哄哄的。突然，一切都安静下来，就好像整个宇宙屏住了呼吸，甚至那些嘶鸣着的驴子都变得安静了。清真寺的尖塔像一根伸直的手指耸入正在暗下来的天空，仿佛是指向夜的天国。从那儿，传来提醒祷告的声音：“阿拉，阿克巴。”这声音仿佛来自所有生物的心灵，带着恐惧和渴望，回荡在光明与黑暗的边缘。我们听到这声音，不会停下来思考它后面的意义，而是情不自禁地参与到那种普遍的奉献中去。仿佛还在深夜，黎明的曙光还没有显现，那同样的叫喊声又穿透了沉睡中的心灵，如同起起落落的人生的潮音。所有的生物都能够感知，何况人们。
我的最后一次旅行是在1911年，去的是彼得堡和瑞典。从斯德哥尔摩回德国的路上，我跟当地的心理医生比埃尔博士一起去魏玛旅行，就在那年9月，弗洛伊德研讨会在魏玛召开。一年之后，我到了维也纳，直到1913年4月结束精神分析讲座的学习。从那以后，我没有再进行任何旅行，除非是跟里尔克或弗洛伊德教授同行。
我曾在不同的地方和民族之间无忧无虑地旅行，而战争在那些旅行岁月和现实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当我回顾时，这些地方和民族似乎形成了我人生的一个独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熟悉的和陌生的东西结合了起来，使我充满快乐和信任。现在这一切都成了记忆。从1914年到现在，已经有16年了，在这段时间距离中，我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不仅是时间的问题，更多的是受世界大战和俄苏革命的影响。
在一个既有新朋友又有老相识的地方，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那几年，性情相投的伙伴关系比较近，会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在维也纳，围绕着弗洛伊德有一个朋友圈，那个圈子因为战争的原因，相当地小。我发现自己被这样一个团体所吸引，在这里，人们虽然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但大家像兄弟姐妹似的聚在一起。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团体在某些方面，具有跟保尔的圈子具有相同的效果。事实上，这让我感到像是回到了相对的自然状态，不需要去对人心进行猜测。我曾经跟我的亲兄弟们享有过这种状态，尽管我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我们是同一对父母生的，互相间有的是只是善意。甚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发现我们共同拥有这一切——与人为善。
弗洛伊德教授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都去过前线。战争爆发后，弗洛伊德曾给我写信，间接地提到我对男人的高度评价：“现在关于兄弟情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虽然你天性快乐，但你是否能再度彻底地高兴？”我曾被不同的参战国家撕扯过，也曾在深刻的孤独体验中发生过内心的斗争，因此我对他的问题只能说“不”。
战争是种意外，不为女人所需。战争是典型的男人们的事：我们很容易设想，如果只有女人在操纵世界事务，那么这世上的事情会多么地不同。我们常常掂量这个梦想，有时我们几乎能够看到这样的女人了，她像一块巨大的纪念碑似的，在所有相互争斗的国家的边界之上高高站立——那是母性的善于忍耐的形象，她倾身向着每一个倒下的战士、每一个母亲的儿子。我们的眼睛却看错了，在那些看不见的事物中看出了清晰而具体的意义。这跟看起来的样子是不同的。人类来自母亲的肉体，这肉体不仅一直要承担发生在她的每一个儿子身上的不幸，而且那种生生不息的永恒的重复，威胁着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作为一个母亲，她必然要在爱与恨之中介人那最富于激情的偏见。战争就是一种激情的偏见，也是一种顽固的偏狭，一种毁灭性愤怒的爆发。母亲把她的奉献精神和野蛮性格传给了所有的孩子，无论何时她卷入战争，作为她身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要么向左，要么向右，总是要做出自己的表示。那是我们人类无法改变的局限。
不管我们多么渴望和平，但大家内心里都明白，完满的人生就是要时刻准备着，跟所有威胁和平的东西展开愤怒的战斗。事实告诉我们，那些最诚挚、最高尚的人所抱的和平主义都是值得怀疑的。和平主义虽然带有某种正义色彩，但总是显得有点冷冰冰的理性了。在这一方面，原始的更加野蛮的时代跟我们自已所处的这个更加文明的时代之间的真正区别非常小。我们往往骄傲于自己时代的文化。它一方面能够制造出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这些武器越来越具有致命的毁灭性；另一方面，它会出于道德的考虑去诊治它给敌人所造成的伤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