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书的手稿还在我这儿，它是我们在哥廷根重逢的见证。在沃尔夫拉茨豪森，农夫的草帽上都有一面小旗帜，为了纪念旗帜上的题词，我们用它做了书名。我现在依然能够想起里尔克躺在一个偌大的啤酒桶上的样子。那啤酒桶就放在门口，正对着阳台，飘忽不定的书页把光与影都映照在他的脸上。
《时间之书》中的“上帝”，跟里尔克在俄罗斯所发现的那个上帝并不一致。书中表达了里尔克在上帝保护之下的虔信态度，所有的情绪——从颤栗的谦卑到文雅的温柔，全都流进了他虔诚的态度里。在下面这首诗中表现得最为亲切：
你从巢穴里掉落，你是
一只小鸟，长着嫩黄的爪子，
眼睛盯着我让我感到悲哀。
我的手对你来说显得太大。
我用手指从喷泉里蘸起一滴水，
看你是否口渴想喝，
我感到了你的心跳，
我还有你受到的惊吓。
我们用颤抖的双手，
把原子一个个地堆起来。
但是，谁能把你建成呢？
你这么大的一所教堂
这首诗的语调快乐而甜美，没有内心的矛盾，这是前所未有的。在里尔克的诗歌中，“上帝”在创造自己；在没有恐惧的信仰中，人们是把上帝当成一条和谐而有序的原则去体验。
我们内心的每一样东西都像波浪一样，奔向有意识的情绪表达的岸边，并且撞碎在那岸上，就像我们的奉献和祈祷：一切都会在我们的心中聚集成沉思；一切都会在一个未知的中心联合起所有的狂热。 里尔克诗集《祈祷》则是自我放纵或自我赞美。在这里，表达是第二位的，它跟经验本身没什么关联。不过，它会变成一种独立的冲动，其目的往往在于对奉献精神的释放。
在我们第一次去俄罗斯旅行时，在创作《时间之书》的早期阶段，所有这一切都已经非常明显地露出了端倪。不过，首先使这问题清楚地显现出来的，是我们在俄罗斯的第二次旅行；因为正是在那时，我们的旅行和我们在旅行中所遇见的俄罗斯人促使里尔克把自己全都奉献给了“俄罗斯”。当我们回顾的时候，他痛苦地抱怨说：他用诗歌表达了他所接受的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诗集《祈祷》的大部分内容。不过，那是因为他在祈祷，祈祷和祈祷的实现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的艺术作品的效果在诗作中，甚至在里尔克的内心，从来没有实现过；而现在却在他非同寻常的幻象中得到了体现。这种幻象是由他的内在自我提供的。他往往会发现自己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就像是着了魔似的，在安静的地方尤其如此。他会冲过一个个城镇、一道道风景，就像是站在一列快速奔驰的火车的窗口，没有任何回家的可能。
甚至在几个年头之后，他还谈到记忆中的缺口。这些缺口永远不可能得到填补。他曾引用过这样几句诗：
他再次看到了自己的童年，
那些精彩和本能的东西。
那早年黑暗而丰富的传奇
是无穷无尽的圆圈。
对于我来说，直到后来，许多事情才变得更加明朗：里尔克是在我的鼓动之下进行这场旅行的，就好像他是为了治疗他内心的一道秘密伤痕似的。他的本性过分优雅，过分欧洲化，正是这种本性驱使他走向了东方。
在旅行中，我们经常询问自己：如果我们更加深入地在亚洲旅行，那么俄罗斯文化是否会以一种“更加纯粹”的形式凸显出来？不过，我们感到事实正好相反，我们经常碰见一些异样的的事物。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到达真正的东方，似乎都会有一段中国的长城出现在我们面前。东方被古老的文化包围着——不过对于陌生人来说，它的古老传统中具有不可企及的、十分奇妙的智慧。每一个东方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出生在那种传统里。但东方却对我们遮住了脸。从相互分隔的个人角度来看，东方似乎跟我们完全不同，如果东方容纳了我们的脸，那么它自己的脸就会毁掉。
不过，俄罗斯大地展现的是另一种情形——甚至在最深远的西伯利亚，它都是向着西方的。综观整个历史，它受到过来自各个方向的侵略和影响。接受那些最异质的因素，时刻准备着去融合那些相互对立的事物，就好像那是它的命运。其结果是，他们不断地从东部走向西部，又从西部走向东部，这步态是缓慢的、沉重的。为了不至于丢失任何他们所背负的珍贵负担中的东西，他们学会了应对——在那些哪怕是最忧伤的歌曲中，我们都可以听出演唱者的欢乐情绪，而那些歌曲听起来像是在预示西方世界的没落。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属于古老的俄罗斯，在那场生死攸关的革命之前的俄罗斯。在那场革命中，道德的典范受到了考验。因为我们只有从古老的俄罗斯的角度，才能了解俄罗斯的未来的情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误解。许多穿越俄罗斯的旅行家都误解了俄罗斯，以前俄罗斯人被认为是笨蛋，但现在他们惊奇地发现：俄罗斯人已经被变成了兴高采烈的机器，那只是因为有一条过于现代的皮鞭盘旋在他们的头顶，取代了那条沙皇时代的老式鞭子。
1905年的圣灵降临节到来了。在此之前，里尔克曾经多次给我写信，他正陷在困境里，希望能够见面谈一谈。出于已经分手的考虑，我一直没有答应。
圣灵降临节在六月份。我把邀请里尔克来家做客的想法告诉了安德烈亚斯，得到了他的同意。
里尔克来了。这对我来说，这就像一篇诗歌作品降临在诗人的头上。我的心急速地跳动，就好像在我体内有某种东西在往前冲，它穿越了几十个年头，直到成为那尚未出现的挽歌。在那以后，我独自阅读了里尔克的作品。我把自己打开来欢迎它，来接受他的宿命感，我感受到了里尔克的作品已经预示着他的未来不可阻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不仅深深体会了里尔克的创作，并且再度成为他的女人。
“谁知道我会不会在黑暗的时刻到来呢？”里尔克曾经这样地向我发问。在我们分手四年多之后，我们重逢了。
这是一次短短的相聚，11天，足以聊慰平生。
在以后长达8年的岁月里，我和里尔克没有在哥廷根见过面，只是巴黎有个短暂的相逢。
这正如里尔克在诗中所说：
谁能解释得清：
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寻回了一切，
而时间总是不够。
青春流水一般远走，
奇异的青春刺激着我成熟起来，
亲爱的你俘虏了我的心，
把我带回了最顽劣的童年。
无论里尔克在何方逗留，无论他是否向往安全和健康，或者更加强烈地向往流浪者的自由，愿望总是被变化的欲望所驱使。在里尔克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家可归感，而这种感觉是无可救药的。由于德国人在国内遭遇到了严重的政治问题，里尔克对自己的奥地利血统是如此憎恶，这可以说是他的宿命感。
有一段时间，我问自己，这种宿命感会对里尔克造成多大的伤害？我可以想像，如果里尔克爱自己的祖国胜过其他所有地方，如果他的血液中有一种归属感，那么它可能会保护你，使他在那些不能写作的时期免于绝望。里尔克最大的危险一直是放弃自已。关于自己的祖国及其石头、树木、动物，我们总会有一种神圣感，那种的感觉直穿我们的内心。尽管里尔克在巴黎的日子里已经满脑袋都是法兰西，几乎宣称那个国家才是新的祖国，里尔克学说法语，寻找法国朋友，并且在创作上寻找一个新的开端。这就像几年前的俄罗斯之行一样，当时里尔克对俄罗斯充满着神秘和尊敬之情。但是，在瑞士的时候，那种神圣感给里尔克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呢？里尔克的信写得很悲惨。
里尔克年近三十岁，这正是他心智成熟的时期。在这几年里，正是里尔克的高产期。
他的散文体的《马尔特.劳利茨.布里格》完成了，这是一部“重塑童年”的作品，写的是他在军事学校的印象，他一直缺乏勇气来回忆那遥远、幽暗的童年。这本书充斥着希望和恐惧，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自我倾诉，语调格外沉重：“你看，这就是一个童话，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人半夜被推到了深井......拯救的时钟敲击了三夜......徒劳。我该从哪里获得勇气呢？”
早年藏在我这里《定时祈祷文》手稿也顺利地出版了。这是一本广受俄罗斯之行影响的一本书。书中说：对上帝的毫不保留的爱，不仅可以将恐惧驱逐，还会让人抛开那种纯感情的、希望获得对方回应的爱，因为在实实在在的融为一体的状态之中是不需要回报的。
后来，他又进入了长诗《杜伊诺哀歌》的创作之中。这是他继《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之后的又一首里程碑式的长诗。
里尔克在巴黎期间，还写过很多抒情诗。由于我不能对法语作出精细的分辨，我真的不能对里尔克在这个时期写的法语诗歌的抒情性妄加评论。不过，在我看来，有些段落似乎表现了怀疑。比如，当他说到玫瑰时，说它是“失落的果实的盛宴”。难道这仅仅是忧郁，亦或是狂喜的、渎神的受虐狂？有一张里尔克在瑞士拍的照片，第一次看到它时，我感到脸上吃了一记拳头，因此我把它藏了起来。我刚拿到手时，内心里有个声音在警告我：难道里尔克是在利用脚下的这片异国的土地吗？有一种东西在悄悄地把里尔克引向深渊，难道用法语写作，就能把他从深渊里解救出来吗？
这让我怎能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公正的判断？我自己也在悄悄地跟里尔克的那种宿命感较量，没能得出任何结论。
我知道，人一方面受到命运的加冕和垂顾，另一方面却被命运的轮子碾得粉身碎骨。他天生要承受这种命运。里尔克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因此在里尔克的诗歌中，表现这种东西成了里尔克的使命。每次我们相遇时，我们都在谈论这种东西，每次里尔克都会表现出自信，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孩子，他的双腿总是保持在完全稳固的地面上。我跟里尔克就是这样手挽着手，坐在那样的地面上，感到万分安全，他的诗歌也包裹着一层闪闪发光的安全感。
如果我不是看到了《时间之书》的那首最短的诗篇，我也许永远不会回想到这一点。当里尔克对着我朗诵它的时候哦，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样的时刻我仿佛听到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的天籁之音：
我总是在奔向你，
我走路就像在奔跑。
如果我们的心不在一起，
那我是谁，你又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