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的庙堂里
在一首诗里，我这样说过：“自然乃庙堂，山水是我的导师”，确实，我对于美、对于诗的最早感觉，都来自自然山水的启蒙。
小时候我在农村长大，一个城里的孩子，由于父母担心城市的混乱遭遇意外，就将我送到了乡下，由奶奶带。在湘中的青山绿水间，我过上了真正的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奶奶行动不便，完全管不住我，就放任我在自然的怀抱里摸爬滚打。于是，我愈发无法无天，肆无忌惮。有时候，我会跋山涉水，去看一个传说中的湖，赶到时被夕阳西下、云飘湖面的瑰丽景象惊呆，返回时一路沉浸在少年的初次忧伤中；有时候，我会和同伴在山上追逐，不慎踩空，然后一直往山下滚，最后为树枝拦住，留下一小致……就这样，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乡村野孩子。刚回到城市时，很长时间不能适应，以至由一个开朗活泼的孩子变得孤言寡语，内向自闭，沉默而孤独，并开始喜欢上了文字，并从中感到安慰。或许，那时候我开始隐秘地领悟到了诗。
后来又有大的震撼。我从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一度投身商海大潮，中止写诗。但有一天，又突然恢复了。我清楚地记得我十年后的第一首诗的创作过程。2006年底，有一天，我去黄山开会，住在新安江边的一个旅馆里。深夜出来散步，正好细雨蒙蒙，我看着烟雨迷蒙下的新安江，显得格外宽阔，河水浩淼，一条大河似乎是从天那边蔓延过来，我突然心里一动，看着蒙蒙细雨，就想：要是几百年前，这里该是一个村庄，河流流到这里，村庄该有一个码头，古时叫渡口。于是想到一句“一个村庄，是一条大河最小的一个口岸”，然后我的脑子好像一下打开了，豁然开朗，我就这样想着，就这样写出了一首诗，后来《诗选121刊》和一些年度选本都选了这首诗，叫《河流与村庄》。随后，我一发不可收拾，写了很多。我现在有时和朋友开玩笑说：这是天意，黄山是一座伟大的诗山，历史上有过无数关于黄山的诗歌，新安江是一条伟大的诗河，李白等曾经在这里流连忘返，所以，我的诗歌乃是神赐，冥冥中，乃是伟大的自然和诗歌传统给了我灵感，是自然的回音，传统的余响，是我内心的感悟与致敬使我重新写作。
这些年，由于酷爱山水，去了不少名山大川，由这自然的教堂的启蒙，我写出了《抒怀》、《南山吟》、《神降临的小站》、《夜晚，一个人的海湾》、《山中》、《在海上》等一系列诗作。以至被一些人称为“自然诗人”。
在我看来，自然，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最高价值。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里，“自然”是比“道”更高的价值。三国王弼称：“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古代中国遵循着这“道法自然”的传统，山水诗因此成为最主要的诗歌品种，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的亲密的相互参照与关系中。杜甫看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体味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苏东坡则“侣渔虾而友麋鹿”，诗人们在自然中流连，向自然学习，与自然为友，在自然中获得安慰温暖。所以说，自然是中国人的神圣殿堂。
还由于自然是最高价值，所以，中国人对尘世生活因此看淡了，确实，与伟大的永恒的自然相比，人的那点小恩小怨、蝇头微利都是可以看开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人们以自然为借鉴，因此取得了心理平衡，自然皆如此，何况人间。所以，诗歌也就给中国人提供了超越性的精神解释和价值系统。人们只要一吟诵起诗歌，就可以忘却忧伤烦恼。所以，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歌具有多样的心理疗养功能，诗歌释放不良情绪与反应，诗歌提供精神依靠与寄托。诗歌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在根本上就有分野。在西方，西方诗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强调“对抗”、“个体”观念，此一观点对中国诗歌界影响甚大，尤其是朦胧诗，几乎都是这一思路，最终，一些诗人成为斗士，另一些则走向崩溃，这与他们西方师傅们比如萨特、凡？高之类的结局是一样的。近几年更出现诗人自杀潮，后果堪忧。而中国传统诗学观念，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强调“超越”、“和谐”，中国古代就有“诗教”传统。重实用讲世俗的儒家文明怎样获得生存的超越性意义，其实就是通过诗歌。中国古代依靠诗歌建立意义。因为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儒家文明中，唯有诗歌提供超越性的意义解释与渠道。诗歌教导了中国如何看待生死、世界、时间、爱与美、他人与永恒这样一些宏大叙事，诗歌使中国人生出种种高远奇妙的情怀，缓解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紧张与焦虑，诗歌使他们得以寻找到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并最终到达自我调节内心和谐。所以，几乎每一个中国古代文化人都写诗，每一个古代中国人都读诗。把诗歌学习作为人生成长的基本课程，孔子更要求小孩子就要学诗。诗歌抚慰了所有中国人的心灵。诗歌在中国，既是教育、教养，又是宗教。因此，可以说：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
西方“对抗”、“个体”的观念，是产生于西方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西方有一个外在于人高于人之上的宗教、上帝，诗人是直接听从上帝的，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与角度的，诗人就是人间的上帝，所以他要随时随地批判、纠正不完美的现实与人，诗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这样就产生了“对抗”、“个体”，这是西方诗歌永恒的主题——上帝与魔鬼之争，天堂与世俗社会之争，精神与物欲之争。所以西方的诗人们总是处于焦虑、孤独、不安、绝望、虚无与抗争之中，总是激烈的、暴力的。但其实就社会和生活的真实情况而言，“对抗”、“个体”从来就不是人类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常态。中国传统诗学对“超越”、“和谐”的追求，则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阴阳互补”，阴与阳是有差别的，但不是对立的，是相互补充并最终构成和谐圆满的。所以，中国诗人们向来相对是心平气和的，如苏东坡般，即使经常身处逆境，也总是微笑着悲悯地对待一切，对待身边的事物和人，将一切融化在诗歌中，在诗歌中化解一切。所以中国文化人一说到苏东坡，总是会会心一笑，苏东坡这个名字就缓解了很多人的精神紧张，他的诗歌更是治疗了很多人的心理疾病。
也正因为人生不完美圆满，所以需要诗歌提供升华超越的价值精神。
因此，中西诗歌颇多不同之处，西方诗人尤其是西方现代诗人讲个性，中国诗人则讲境界。前者是保持差异对抗、强调“个体”的产物，因自从上帝死后，人成了孤独的个人，而要在荒漠般的尘世获得立足之地，就要有“超人”般的强力意志，就要与他人、世界决裂，所以，“他人就是地狱”，人皆崇拜“强者”。而中国诗人没有这么激烈，没这么愤世嫉俗，中国诗人遵循大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这种超然的态度，可以说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道法自然”的必然心得。投身大道，从而获得自由，先从个人修身养性做起，从一点一滴开始。所以，达到大境界，获得人格力量，是自我修身养性、内在超越的结果，是不断自我升华的产物。诗歌就是最好的内功修养之路，可从中通向大道。因此，诗歌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结晶体，是一点一点修炼、淬取的精髓。
对于我来说：自然是庙堂，大地是道场，山水是导师，而诗歌就是宗教。
那些岁月的风云
关于
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我记忆深处最深刻的印象，居然是云。
我们常说1980年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也许武大人对此最有体会。武大是我就读的武汉大学，由于地处中国的中部，对潮流往往最为敏感，1980年代末期，几乎所有的武大毕业生都面临一个选择：北上，南下或回家。北上，就是去北京等地；南下，就是到广州、深圳、海南等地；回家，就是哪里来回哪里去。1980年代前期，北上是大部分人的选择。北京是政治中心，据说武大学生由于素质高，功底扎实，动手实践能力强，好用，是那些年重点大学中学生分配到中直机关最多的；198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经济渐起，商业大潮席卷而来，南方又成为潮流的中心。南方自由、开放、浪漫的气氛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于是，武大学生又纷纷南下，追逐理想而去。南下的学生开始超过北上的学生。在1980年代，武大是某种风向标，被誉为“高校中的特区”，确实是有一定象征性的意义的。
1985年到武大后，我写过许多关于云的文字，我把自己称为“望云的人”，总是在山上的林荫小道或湖边小径徘徊，然后，不时抬头看看天空的云，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和远方。确实，在珞珈山上，在东湖边，看云是我重要的生活。那时候春风清爽，天空明净，在山上或湖边看云，是一种享受。我住在湖滨的时候，每天早晨，一推开窗，就是一幅水墨画。湖水之上，云彩千变万化，令人惊叹，我们就生活在风景之中。躺在山坡草地上看云的感觉也不错，几根浅草摇曳，在脸上手上触碰，看着天空那些不断变化形状的云，想象着远方的一切，有时候竟然会无端端激动起来，虽然消失得也会很快。当然，也会有云雾缭绕的天气，在山间漫步，则是另外一种心情。青春模糊懵懂的心事，也恰如迷雾般看不清，但有着朦胧之美。
1987年底，我和几位武大的学生一起去海南岛。车过柳州，进入雷州半岛，风情就为之一变。南方的天空，天低云低，一有风起，云彩就迅即翻滚、流动，所谓风起云涌，就是这种景观了。到了海南岛，云彩更是一日数变，变化、移动得更快，而且感觉就在头顶上。我第一次有了强烈的岛屿意识，所谓“海到天边云作涯，人至绝顶我为峰”，在岛屿上是很容易产生这种感觉的。1980年代鼓吹蓝色文明，其实就是说一些岛国如英国、荷兰等的感觉膨胀，欲望扩张，最后竟至于称雄世界。
在岛上，云每天都不断变幻，有时候，是大朵大朵的灿烂白云绽放天空，绚丽多姿；有时候，是黑云压城，滚滚而来，层层下压，快速移动翻涌，似乎马上要天翻地覆了；还有时，是海面上微风轻拂，几片白云点缀，蓝天垂丽，好一派风平浪静。我后来写诗，立志要“拍一套云的写真集”，就是产生于此时。
1980年代的风气也大抵如此。1980年代是一个风气大开大阖的时代，时代的变化如此之快，如白云苍狗，让人目不暇接。1980年代在不同的人心里留下的印象也许是不同的，但风云多变是每一个人的感受。而武大校园，这块适合看云也是风云汇聚的地方，就产生了很多诗人。诗人是那些年代的风云人物，引领时代风尚，诗人举臂一呼，应者云集。1987年，武大在全国高校中首开学生讲座，由大学生自己来做全校性讲座。我是首讲，刚开始时还有些担心有没有人来听。结果是，桂园的大阶梯教室里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我以朗诵金斯堡的诗歌开头，慷慨激昂，豪情万丈，引得欢呼声四起，掌声雷动。由此大致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
何其芳说，诗人都是望云的人，富于想象力，自由而散漫。在武大这样风景美丽的地方，又有云可看，青春期的激情无处发泄，只能寄望于云，因此，诗人层出不穷就毫不奇怪了。所以，武大的诗人们前赴后继地涌现，就跟武大上空那些源源不断地涌现的云一样。
后来，这些望云的人又去了不同的地方看云，高伐林去了北美洲，王家新到过英伦，洪烛、杨晓民、邱华栋等到了北国，我则来了海南岛，李建春、黄斌等留在了武汉，还有一些，不知漂流到了何方。每次想起这些校园里的朋友，心里就一阵温暖，虽然见面不多，却总在相互支撑，一起写诗到现在。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看云，继续写诗。诗人，不经常抬头去看看天空的云，是绝对写不出诗来的。
诗人的失踪现象
在一个变异多端、复杂动荡的转型时代里，诗人的命运总是令人揪心。因为，在社会大幅度的猛烈的急剧变迁中，单纯而率直的诗人似乎适应能力是最差的。就像自然界的那些敏感而娇弱的小动物，在地震来临之前总是惶惶不安，四处乱窜。诗人也似乎具有这样先知先觉的预兆能力，总能预感出时代即将爆发的猛烈的震荡，因此比较常人，他们总是很早地最先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不知所措、无能为力的软弱。
因此，从诗人的命运中，常常能窥见时代的秘密与真相。有人说得好：诗人的命运里，浓缩了时代的隐私。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代诗歌史上那些最先逝去的诗人：海子，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诗人，在寒冷的冬季来临之前，在洪水般的混乱泛滥之前，将自己横卧在山海关前的铁轨上；昌耀，一个高原上的被视为生活的硬汉，最终忍受不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一走了之；顾城，一个梦幻般的童话诗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世外桃源，试图躲避冷酷的现实与矛盾，但最终无路可逃，无法回避，最后走向疯狂，把用于整理花园的斧头对准了妻子，然后自杀；还有马桦，本是浪子班头，混迹于豪华都市，有一天突然顿悟，要去过一种实在而宁静的生活。他去了云南边地，在一座小学的课堂里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然而风云不测，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永远地失踪了——这真的是一个暗喻：那些想寻找自己内心安宁的人，不得不从我们的世界里永远地失踪。
人们将这样的一些现象，概括为“诗人之死”。在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诗人之死更是被作为一个重大的事件，一个突发性的重大事件。
诗人的死亡宛如突然爆发闪耀的绚烂的烟花，瞬间即逝，却又提醒着人们什么，预示着什么。在哲学家看来，在这样的说法里，暗含着这样的一种隐喻：从远古开始，诗人的雏形巫师曾作为神的代言人，向世界宣喻神的旨意，确定世界的纪律与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可以说就是世界与时代的立法者，价值的确立者，精神的承担者，那么，现代社会中诗人的突然死亡，其实象征着价值的崩溃，人心的涣散，显示了时代的礼崩乐坏。
诗人之死就像上帝之死一样，预示了混乱时代的到来。
与诗人们的死亡同时发生的，是诗人们大规模的失踪现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是凌空蹈虚的时代，是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大肆流行的时代，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诗人无疑是舞台上的主角。到处响彻诗人高亢洪亮的声音。诗歌界高潮迭起。朦胧诗、第三代人诗歌；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等等等等，无人不知。但一转眼，时风忽变。似乎仅仅一个夜晚，诗人们不见了，消失了，失踪了。代之而起的是商业大潮汹涌而来，时代突然变成了一个巨型搅拌机，将所有的人和物都搅进去了，然后冷酷地不动声色地将那些不适应者像废渣一样吐出来。这是技术时代里机械的逻辑。这是弱肉强食的物质时代的逻辑。
而作为心灵的守护者的诗人，在这样的生活和世界里永远是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