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这是一首思乡诗。呜咽的号角、散淡的秋阳引起了诗人无限的思乡情，于是登上黄州（亦称齐安郡）城楼向西北的家乡眺望，可是故乡实在太远，望也是没有用的。故乡到底多远？沿途要经历“七十五长亭”。唐时驿站，三十里设一长亭，七十五长亭是二千二百五十里。这正是诗人从长安至黄州所经历的路程，今日“回首”，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是啊，这是一次长途跋涉的苦旅，一次“断魂”之旅，怎么可能忘记呢！有趣的是，这个距离与今天乘火车从西安到黄州的距离也是基本相同的。这足以说明杜牧从长安到黄州行的是旱路，是经河南入湖北麻城再至黄州的，这在当时也是唯一便捷的道路。
第三，杜牧是在“清明时节”从歧亭路过的吗？先看看杜牧自己的说法。《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
会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蕲，某与同舟至蕲。某其年七月，归却京师。明年七月，出守黄州。（《杜牧全集》本集卷16）这是说，他于会昌二年七月出守黄州。又《黄州准赦祭百神文》：
会昌二年，岁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丁亥，皇帝御宣政楼，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圣文武至神大孝”尊号于皇帝。受册礼毕，御丹凤楼，因大赦天下，咸告天下刺史，宜祭境内神有益于人者，可抽常所上赋以备具。牧为刺史，实守黄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赦书得祭诸神，因为文称赞皇帝功德，用享神云。（《杜牧全集》本集卷14）从这段引文看，杜牧在会昌二年四月，至少是六月已经在黄州刺史任上。“七月”与“四月”或“六月”显然是矛盾的。对此，缪钺先生在《杜牧年谱》中有一段合理的解释：
考本集卷十四《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文中有“黄境临蔡”语，故知为守黄时作）云：“今旱已久，恐无秋成，”盖作于六、七月间，而文中有“牧为刺史凡十六月”之语，若七月上任，至翌年六、七月，甫十二、三月，不得云十六月，若二、三月间上任，至翌年六、七月，适为十六月，且与《祭百神文》中所言四月守黄州事合。盖《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明年七月”句中之“七月”，本作“二月”或“三月”，后人传抄，因涉上文“其年七月”而误作“七月”也。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杜牧是在会昌二年二、三月间到的黄州，四月，武宗皇帝诏令各州刺史祭祀各自境内对人民有好处的神灵，六月十八，杜牧在黄州主祭诸神，第二年六、七月间，天旱，杜牧在黄州主祭城隍神求雨，这时他到黄州已经十六个月了。这样就可以认定，杜牧是在会昌二年二、三月间到的黄州，因这里用的是农历，所以二、三月间正是所谓“清明时节”。
第四，杜牧是怀着“断魂”的心情赴黄州的吗？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杜牧的出身。杜牧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生于唐京兆府万年县（今陕西省西安市），其家自西汉时的御史大夫杜周开始，世代为官，门第显赫。杜牧的祖父杜佑在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作宰相，位极人臣，建私第“樊川别墅”为京兆一景，编《通典》二百卷，是我国典章制度方面的名著。这样的出身使杜牧深受影响，他祖父对他的影响尤其巨大。他决心继承“家风”，年轻时读书就注意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尤其注重研究兵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某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他研究的重点是“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杜牧全集》卷十二《上李中丞书》），曾注解《孙子》兵法十三篇，还写了《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军事论文。二十三岁作《阿房宫赋》，人称有“王佐之才”（见《唐摭言》卷六《公荐》篇吴武陵荐杜牧语）；二十六岁进士及第，制策登科。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实现像他祖父那样的政治抱负。这种抱负，他在《郡斋独酌》一诗中有很形象的表述：
岂为妻子计，未去山林藏。
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
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
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
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
就是说他的理想不是为了妻子儿女，而是要辅佐君主，削平藩镇，收复河湟，使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然而，杜牧在仕途并不得意：中进士第后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七个月后，即开始了长达十年（大和二年十月至开成三年冬，即828—838）的幕府生涯，先后做江西、宣歙、淮南诸使府幕僚，（其间，于大和九年至开成二年初两年的时间里，回朝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开成四年（839）初春，回京任左补阙、史馆修撰，官阶为从七品上；开成五年升膳部员外郎（从六品上），不久又调任比部员外郎；会昌二年（842）春，外放任黄州刺史（正四品下）。从进士及第到外放黄州，十五年过去了，年届四十，好不容易熬到一个京官，却又被外放到一个“户不满两万，税钱才三万贯”（《杜牧全集》卷十五《黄州刺史谢上表》）的小州任刺史，而这时他的堂兄杜悰已经做到淮南节度使，身居相位了。两相对照，其失意和愤懑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情绪，常流露在他此后所写的诗文中。刚来黄州不久，他就给时任池州刺史的好朋友李方玄写了一封信，信一开头就大发牢骚：
仆之所禀，阔略疏易，轻微而忽小。然其天与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谗谄，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复见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之交语。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违己者。知之者，皆齿少气锐，读书以贤才自许，但见古人行事真当如此，未得官职，不睹形势，絜絜少辈之徒也。怒仆者足以裂仆之肠，折仆之胫，知仆者不能持一饭与仆，仆之不死已幸，况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余，乃大幸也，敢望其他？（《杜牧全集》卷13《上池州李使君书》）这段话的意思：自己平生性情刚直，厌恶奸邪谄媚，不肯以逢迎拍马来求得仕途上的进取，因此有人痛恨自己，有人了解自己。痛恨自己的多是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排挤打压自己；而了解自己的都是些年轻气盛、无官无势、不懂官场斗争手段的人，不能对自己升官有任何帮助。在这种情形下，自己能做个偏僻小郡的刺史已经很不错了，还敢有什么奢望呢？真是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杜牧为什么被外放黄州？一般认为是遭当时的宰相李德裕排挤的结果。杜牧《祭周相公文》中曾说：“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黄冈大泽，葭苇之场。”（《杜牧全集》卷十四）这里不仅表明了对自己外放黄州的不满，而且指责了会昌初年朝政的黑暗，并且点明了造成这黑暗的人为柄政者。那谁是柄政者呢？当然就是宰相李德裕了。李、杜两家本是世交，李德裕对杜牧的弟弟杜很器重，屡次辟召为幕僚，为什么偏偏不喜欢杜牧呢？这与当时的牛、李党争有关。李（德裕）党与牛（僧孺）党斗了几十年，是宿敌，而杜牧在牛僧孺淮南节度使府做过掌书记，两人私交很好，这就导致李德裕认为杜牧是牛党的人，因而予以排斥。李德裕并非不了解杜牧的才干。在他任宰相期间，讨伐泽潞，抵抗回鹘，杜牧都曾上书论用兵方略（见《杜牧全集》卷十一《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卷十六《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李也欣然采纳，但对杜牧始终不予重用，可见他对杜牧成见是很深的。在整个李德裕任宰相期间，杜牧一直在外任刺史，由黄州而池州而睦州，心情一直都很压抑，正所谓“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郁谁诉。每遇时移节换，家远身孤，吊影自伤，向隅独泣。”（《杜牧全集》卷十六《上吏部高尚书状》）在这种背景下，杜牧只身远守黄州，其内心怎么会不抑郁惆怅呢？想他一路出潼关，跨中原，渡淮河，越大别山，到达麻城歧亭时，已离家两千余里，正遇清明时节，春雨蒙蒙，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回望长安，思念家人，想平生遭际，壮志难酬，于是，失意、感伤、怨愤的情绪填满胸臆。这就是杜牧赴黄州道经歧亭杏花村时的真实心境。
结论与补充说明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既不是山西汾阳的杏花村，也不是安徽池州的杏花村，更不是别的什么杏花村，而只能是湖北麻城市歧亭镇北三里处的杏花村，即北宋时苏轼的朋友、著名隐士陈季常隐居的杏花村。
但有一点要补充说明：这个结论的前提，是《清明》这首七绝必须是杜牧的作品；如果不是，那这结论当然也不成立。
为什么要说明这一点？因为杜牧这首诗不见于《杜牧全集》，不但本集中未录入，连别集、外集中也没有。目前我所知道的，这首诗最早见于《千家诗》。《千家诗》这本诗集是由南宋诗人谢枋得编的《重定千家诗》和明朝王相编的《五言千家诗》合并而成的，其中七言律诗全是谢编的。这本诗集因长期以来作为儿童启蒙课本使用，所以影响十分广泛。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没有人对《清明》诗的作者提出任何异议。
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本文前面已经提到，《杜牧全集》并非杜牧在世时亲自编辑，而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外甥裴延翰编纂的。而这说的只是本集，外集和别集则是由宋朝人补编的。杜牧一生著述颇多，他临终前“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裴延翰《樊川文集序》）这十之二三就是裴延翰所编的本集，共收诗文456篇，其中诗258首。由宋人补编的外集、别集收入杜牧诗178首。但可以肯定的是，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也不到杜牧全部作品的一半，大部分已散佚。这散佚的诗作一部分落入他人手中，于是便出现了像《清明》诗这样不见诸《杜牧全集》却见诸《千家诗》的情形。但这毕竟不像本集中的诗文那么可靠，所以后人选编或选注杜牧的诗，大抵不选这首诗。倒是由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周汝昌、周振甫、霍松林等古典文学专家撰写鉴赏文章的《唐诗鉴赏词典》不忍割爱，选了这首诗。
笔者深信杜牧就是《清明》诗的作者，所以才做了这篇文章。但这只是笔者的观点，读者诸君尽可放出眼光，认真鉴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