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们开始怨叹自己天生不幸，既没有狮子的力气，也没有雄鹰的翅膀，只能在东怕西怕中度日，就连想安安稳稳地大睡一觉，也有什么都听得见的长耳朵的烦扰，赤红的眼睛也就变得更加鲜红了。它们越谈越伤心，就好像已经有许多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
渐渐地，它们觉得这种生活实在没有乐趣，与其心惊胆战地活着，还不如一死了之。最终，它们一致决定从河边跳下去了结自己的生命，结束一切烦恼。于是，它们一齐奔向河边，准备投河自尽。正在这时，一群青蛙正在河边蹲着，突然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如临大敌，立刻跳到深水里逃命去了。
这虽然是兔子每次到池塘边都会看到的青蛙，但是今天，却有一只兔子突然明白了什么，它大声地说：“快停下来，我们没必要吓得去寻死觅活了，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见，这森林中还有比我们更胆小的动物呢！”
听它这么一说，兔子们的心情豁然开朗，好像有一股勇气喷涌而出，于是它们欢天喜地地回家去了。
有些人经常为自己的出身、相貌、身高等一些与生俱来的缺陷而自怨自艾，想方设法地去改变最后却徒劳无功。生活中，我们需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去追求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目标。有了目标之后，不要为目标的遥远感到痛苦和沮丧，似乎自己这一辈子都接近不了成功。事实上，任何理想的实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同样的，任何付出都不会没有收获，只要你不失望，不半途而废，就有成功的那一天。只是在坚持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用轻松而不是压抑的心情去接近我们的目标。
格拉顿是美国专栏作家，他年轻时深受英国作家威廉·科贝特的影响，于是辞掉了报社的工作，一头扎进创作中去。因为没有收入，他连房租都交不起。白天为了躲避房东催交房租，他只好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走来走去，“何时才能写出自己的鸿篇巨制呀？”他感到有些绝望。
有一天，格拉顿在42号街遇到了他当记者时曾采访过的俄国著名歌星夏里宾先生，没想到这位名噪一时的人物还记得他。格拉顿忍不住向夏里宾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听了格拉顿的倾诉，夏里宾对他说：“我的旅馆在103号街，跟我一同过去，好不好？”“什么，103号街？我怎么可能一下子走这么远的路？”格拉顿惊叹道。
“是呀，从这里到103号街要过60个街口，至少也要走上两个多小时！”夏里宾换了一种口气说，“我们不到我的旅馆了，咱们向前走，过6条街，到贝里射击游艺场玩玩，怎么样？”
夏里宾的这番话打消了格拉顿的顾虑，他们到了游艺场门口，看了一会儿两名屡次射击不中目标的水兵。然后继续前进，不一会儿就到了长纳奇大戏院，“现在离中央公园只有5条横马路了，我们去看看那只奇怪的猩猩吧！”夏里宾愉快的话语让格拉顿感到说不出的轻松……就这样走走停停，不知不觉问他们已到了103号街，格拉顿却并没感到一点累，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已过去了。
夏里宾先生满意地对他说：“并不太远吧，现在我们到我旅馆附近的餐馆去吃饭吧。”在餐桌上，格拉顿听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席话：“今天走的路，你要记在心里，无论你与自己的目标之间有多远，也要学会轻松地走路，只有那样，在走向目标的过程中，才不会感到烦闷，才不会被遥远的未来吓住。”
后来，格拉顿把自己的这次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当地的一家晚报上，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专栏作家生涯，并写出了数百部名篇佳作。
后来，格拉顿去世后，他的后人在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的目光不可能一下子投向数十年之后，我们的手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触摸到数十年后的那个目标，其间的距离，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快乐的心态去完成呢？那样，我们就不再会为自己的付出感到丝毫的累。
生活就是这样，如果你能以一种乐观向上、豁达开朗的心态去构筑每一天，你的日子就会变得灿烂而光明。反之，如果你一味囿于忧伤、怨艾的樊笼，你的眼里就看不见灿烂和光明了。如果长时间这样下去，你不仅可能会丧失对美好生活的信念，以及为信念而努力拼搏的勇气，而且还可能永远体会不到那些构成我们生命之链的、最近最真的细碎快乐。
在追求人生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分散精力，扰乱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追求的目标。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应该平衡自己的心态，怀着愉悦的心情在成功的路上一步一步向前迈进，这样我们不仅会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在奋斗的过程中我们才不会感到是一种付出，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得到。
10.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老子·第五十八章》提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灾祸呵，幸福就倚傍在它旁边。幸福呵，灾难就藏伏在它之下。谁知道它们的究竟？并没有一个定准！正忽而转变为邪，善忽而转变为恶。
老子认为，祸和福这对矛盾，像一切对立的事物一样，是辩证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互相转化。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是的，人生常常就是这样。福也好，祸也罢，尤其是祸，有时就发生在瞬间，至于幸福，自然是人人所渴望，所追求的。而且幸福有时也会不期而至，当幸福到来的时候，那种震惊也绝不亚于灾祸的到来。
在福与祸这对矛盾关系中，要做到顺其自然，就得想得开，看得透。有时候想开点，看透些，就是福；想不开，看不透，就是祸。福也好，祸也罢，仅仅就是一念之差，一时冲动，自己毁了自己的幸福。
我们常说，人生短暂，与浩瀚的历史长河相比，世间的一切恩恩怨怨、功名利禄皆为短暂的一瞬。况且，有时候，恩和怨，喜和悲，功名利禄和一介草民的转换，也许就在那么一瞬间，甚至一念之间。面对恩恩怨怨，喜喜悲悲，潮起潮落，我们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我们还分清哪是福，哪是祸吗？
所以，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大可不必太在意人生历程的幸与不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要悟透了其中的道理，便会豁然开朗。
可是，我们所处的世界——车水马龙、霓虹闪烁、香车美女、别墅洋楼、鱼翅燕窝、鲍鱼熊掌……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面对这一切，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浮躁起来。似乎我们什么都想得到，似乎这些在我们心中是最美的。
德高望重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季老即使身居病房时，每天仍然坚持读书写作。
人们敬仰季羡林先生，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季羡林先生曾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在“文革”期间，他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正所谓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季羡林先生曾是一介布衣，但他在文革期间的恶劣环境中仍能坚持自己的追求与原则进行文学创作。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事实上，能够影响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我们对待事物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平和沉静，脚踏实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优，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成历代仁人志士崇高忧乐观的精辟概括。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一句，在忧喜这对矛盾关系的处理上，也可以达到顺其自然“难得糊涂”的境界。
范仲淹记岳阳楼，一为重修岳阳楼，更为劝老朋友滕子京。滕子京当年作为改革派人物受诬被贬到岳州，心中愤愤不平。范仲淹便借记岳阳楼，而把规劝之言和自己的处世态度自然艺术地表达出来。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说人的忧喜情绪不因客观景物美好而高兴，也不因个人境遇不佳而忧伤，顺其自然、豁然、超然。
我们普通人很难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人毕竟是有情有欲、不可能受客观外界干扰而无动于衷，也不可能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麻木不仁。只是要在客观外界向自己压迫而来时，能够慨然以对，洒脱些，想开点，看远点。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要怎样就怎样，无拘无束无节制，而是要懂得掌握一个“度”。凡事都要有个限度和分寸，过了那个限度和分寸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追求自由人性和放纵自我之间只是一步之隔，一念之差。忧愤过度会导致对现实不满，进而伤害他人，损害社会公德；乐极生悲，无限制地“享受生活”，就会堕落；就算不会堕落，也不利于养生，过优过喜都有害于人的身心健康。
喜也好，忧也罢，有时在客观环境不变，或变化比较小的情况下，就得靠主观调节，努力减少忧虑，多寻找一点快乐。把目光放远些，不要为眼前的境遇所困扰所压倒；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诱惑，所腐蚀，做一股“浅浅水”，让它“长长流，来无尽，去无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