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管理学界对复杂性研究、管理复杂性（Management Complexity or Complexity of Management）及组织复杂性管理（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Complexity）的界定一直是含混不清，在可以查阅到的文献中还没有对三者的研究对象、范畴及目标进行区分。在复杂性研究大背景下，管理的复杂性研究内容是什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具有怎样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本章将结合我们在复杂性研究上的进展对管理复杂性及组织复杂性管理研究的边界进行划分。
在已经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已经给经济社会带来了数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蒸汽机、电、微波通信、计算机及互联网的发明与普及运用使当代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与一个半世纪前已经有着本质和巨大的不同，人类财富成几何级数般增长。作为财富创造重要实体的企业，其结构形态、运行机制也在快速轮变中，并为人类的财富增长和创造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在成长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却从未被彻底消除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大企业也表现出强烈的时间和环境依赖性，没有多少企业巨擘能够发展为百年老店，大多都难以长披其曾经的时代光环，却多在人们惋惜中黯然退场。长期以来，在管理实践中，人们发明了众多的管理理念、管理理论、管理技术或管理工具，并创造大量的曾经受尽人们追捧的管理模式，以帮助企业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但最终这些企业都难以逃避遭到并购、破产的厄运。此外，一些长期困扰人类发展和生存的贫困、生态环境、社会公平问题却仍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上述这些问题都无法在现有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下得到根本解决。
企业家和理论家们从主观上将这些久拖不决或者难以找到彻底解决方案的问题都归类为复杂问题。随着复杂性研究的进展，人们开始研究这类问题的共性，试图建立统一的理论和方法，并把解决这些长期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寄希望于复杂性研究。
20世纪末，成思危开始倡导将管理复杂性研究纳入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主流体系。他认为“复杂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是研究复杂性、复杂系统的科学”，但这个界定显得过于宽泛，也难以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首先，复杂性是什么？这个就很难界定，因而也就难以确定复杂性的研究对象。在我们的相关研究中，我们曾经将系统复杂性研究界定为研究系统复杂性的知识体系。这固然缩小了研究的范围，但仍然没有明确研究目标。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后，复杂性研究几乎已经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取得较为明显的进展的有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传统科学领域，以及相对较为年轻的系统科学及管理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例如管理学、哲学等也取得了一些突破，但研究成果没有前面几个学科的具体和明确。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我国管理学界开始了一波复杂性研究热潮。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管理研究部门都将复杂性作为其一个研究热点，但中国管理学界有关复杂性的研究成果实在不敢恭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研究者还没有对管理复杂性研究范畴有个大致的界定，即哪些是管理复杂性研究的对象、目标，管理复杂性所要致力解决的问题等都还存在很大分歧。
（2）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缺少标志性成果。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大多数是对国外研究现状的综述或评述。
（3）研究方法和理念缺乏创新性，既没有提出崭新的思想，也没有给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路径，使研究成果只能对已有复杂性研究成果进行重新包装而难以有革命性的突破。
这给年青一代试图致力于管理复杂性研究者笼罩上迷茫和失望，他们不清楚，国内谁是这方面的研究权威，究竟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研究复杂性如何入手，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知识体系。这种局面也使复杂性研究的门槛非常低，任何学科背景的人都可以打着学科交叉可以创新的旗号从事所谓的复杂性研究，发表有关复杂性的论文，导致复杂性研究领域一片混乱，无法确立真正的研究主题。针对上述问题，本章研究内容将努力回答管理复杂性及组织复杂性管理研究的边界问题。
有关复杂性的研究已经渗透到几乎现有的学科门类。尽管各学科都用复杂性这个统一的名称，但其指代的内容却相去甚远。本书讨论了有关系统及复杂系统的主要定义、分类及系统复杂性的来源及其分类，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复杂性及系统复杂性的一般定义，对系统复杂性进行了进一步划分。
在西方世界，有关系统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例如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格言“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Leibniz的单子论将世界看做由封闭的单体构成的宇宙，这些单体对整体的影响要依赖于各自的完整性；以及后来争论不休的活机论和机械论。这些观点和争论都已经隐含了系统的概念。但是，现代系统论是由生物学家Ludwig von Bertalanffy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并于1968年出版了《一般系统论》这本经典著作。L.v.Bertalanffy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系统的定义，而且该定义并不是基于经验发现，而是根据对生物体的基本特征的直观理解，该定义强调了系统的概念起源于人脑。Bertalanffy关于系统的定义跳出了关于活机论和机械论的不休争论，而将系统看做一个复杂实体，即系统本身是复杂实体，能够抵制外部环境所施加的任何影响，并能保持自身的组成。
中国古代思维的重要特点就是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特性和功能，例如《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学说，《吕氏春秋》中的天地人合一说，《尚书》中的五行学说，中医的辨证治疗理论，《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思想等。散见于我国古代诸子百家学派中的整体思维类似于我们今天所提的系统思想。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科技和工程成果大多是基于这些思想演化而来的。例如夏历、古代四大发明、万里长城、大运河、都江堰等。近现代，钱学森、许国志、华罗庚和汪应洛等人对中国系统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目前，我国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应用进一步扩大至科技、经济及社会等领域，中国软科学研究会也于1994年宣告成立。
虽然从《一般系统论》的出版到今天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关于系统定义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有人曾经统计过系统的定义多达40余种。我国学者钱学森将系统定义为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关于系统的统一定义，但大部分研究系统的学者比较认同下面这个关于系统的定义，即系统是由一组互相作用、互相联系或互相依存的元素组成的一个复杂整体。目前关于复杂系统和演化系统的领域的研究相对于系统研究则要更加年轻，这个领域中的定义、基本理论、概念、方法都还存在很多争论。1995年，在《科学美国人》的一篇社论中提到了31个复杂性定义。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吴彤归为38种，目前就可以查阅到的复杂性定义已达到48个之多。本章将从系统和复杂系统的定义出发，讨论系统复杂性的分类及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