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科学研究上，尤其是在“二战”后科技革命的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中，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的身影。中国现有的大多数研究成果是在跟踪和模仿西方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并重新加以包装的结果。为了早出成果、多出成果，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避开最重要的基础研究环节，组织了各种攻关并发表了很多成果，有些学者发表的SCI文章比诺贝尔奖获得者还要多几倍，但离诺贝尔奖的距离却依然是遥不可及。
20世纪90年代，成思危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主任时，恰逢当时经济管理复杂性研究在西方世界刚刚起步。他认为在传统科学研究领域，中国与西方世界水平差距比较大，但复杂性研究属于新兴研究方向，中国和西方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如果我们在管理复杂性研究上高度重视并加大投入力度，培养一支稳定的研究队伍，则有可能赶超西方的管理研究水平。于是在20世纪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复杂性研究设置为优先资助领域，在2008年调整后的资助方向中将复杂性研究作为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一个子方向，并资助一批经济、管理、金融等研究方向的项目。
说实话，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复杂性研究项目来看，所取得的成效非常有限。从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看不出这些获得资助的项目在复杂性研究上取得了什么突破性的标志成果，其影响不要说在国外，即使在国内也非常有限，大多数文章只是在介绍国外已有的研究理论、方法及成果的基础上，又在中国情境下进行重新包装，就如同美国FDA每年至多批准上百种新药，而中国的药监局则批准1万多种新药一样，原因之一就是一些企业把那些专利刚要到期的药种引入国内生产，也会被药监局批准为新药，也许中国科学研究中的很多创新成果的诞生也与此法相同。
中国科研体制中的急功近利是导致中国基础研究孱弱的罪魁祸首。众所周知，通过跟踪、模仿或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成效，研究者很快就可以取得晋升，这也导致了没有多少研究者愿意做长期性的、收效慢的基础性研究。说实话，在中国大学如果你选择做基础性的研究，别人会嘲笑你所做的研究空洞乏味，没有前途，这种情况在当前的博士论文选题中尤为显著。博士论文选题中提倡小题大做，选择一个具体的问题，可以得出事先就可以预期的结果，风险小，见效快，可以顺利毕业，何乐而不为？殊不知这是对基础性研究莫大的伤害，博士论文应该是探索性的研究成果，不在于陈述了什么事实，其意义和价值在于能否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提出创新性的见解。要知道，目前世界上很多长期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成果，大多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他们的选题难度都很大，大题大做，而且研究成果也存在争议，但最终可以做成穷尽一生的研究。
事实上，在中国这种科研体制下，很多学者忽视了基础研究的规律，即衣钵代代相传的传统，可以好几代人来研究同一个问题，例如，哈肯几乎一辈子都在研究协同学。可是在中国当前的科研大环境下，不要说一辈子研究同一个问题，很多研究者一生的研究方向都换了几个甚至十几个，很少有人能把一个研究方向坚持10年以上。同国内很多比较著名的研究者交流，他们甚至已经把自己10年前做的研究忘得一干二净。哪个方向热就转向哪里，这是中国当前做研究的缩影，也许最终也逃脱不了与中国足球类似的命运。
管理复杂性的研究在这种大环境下，难逃类似的宿命也就理所当然。它已经从当初热捧它的人的热点和宠儿变成了如今令他们难以启齿的冰点和弃儿。按照库恩的范式定义，我们不明白国内管理复杂性研究有没有形成一个范式中的某些学派，其中凝聚着中国学者的智慧。尽管我们很早就开始接触复杂性研究，但在进入该研究领域的前几个年头里我们也没有弄清楚管理复杂性究竟要研究什么。尽管我们在研究管理复杂性过程中，也查阅了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公开发表的文献，发现很多学者都从各自的教育背景和研究领域出发，对管理复杂性研究边界进行了划分，但至今还没有明确复杂性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未来复杂性研究的主要方向还存在诸多疑问。在管理复杂性的早期研究中，我们的研究团队以管理复杂性研究为主题，对现有的有关管理复杂性的定义、边界划分、形成机制都进行了深入讨论，但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虽然我们的研究团队也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见解，创造了一些新词，如交互式安全管理、结构敏感性、复杂组织个体的行为逻辑通道等，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还非常有限，自然未能接近管理复杂性研究的核心内容。近两年来，我们研究团队以复杂性研究为主题取得的成果越来越多，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及多项一般项目资助，出版了多本学术专著，其中《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与实务》一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复杂组织系统的失效机制及调控模式选择，回答了复杂系统失效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另外，我们的研究团队所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为写作《组织复杂性管理》这本书奠定了基础，并试图通过这本书总结我们这近7年时间的管理复杂性研究的成果和经验，以及我们近两年在组织复杂性管理上的研究突破，或许对一些试图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新手会有所帮助。
按照宋学锋教授的观点，尽管我国的复杂性研究曾经经历了10年的黄金发展期，但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有把复杂性科学研究泛化的趋势，望文生义地将许多本质不属于复杂性科学研究的问题错误地纳入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围，例如计算复杂性。甚至还有用复杂性科学来包装某些问题的现象，这都是复杂性科学初创阶段应努力避免的错误倾向。
（2）有关复杂性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主要局限在物理、生物和经济管理领域，在其他领域，例如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的研究还相对比较滞后。
（3）许多复杂性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定性的层面，定量分析和模型的建立仍需要加强。
（4）数据的来源不充足，难以满足复杂性分析的需要。
（5）大多数研究集中体现在理论方面，可操作性不强。
另外，宋学锋教授认为，我国在经济与管理复杂性研究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对管理系统复杂性的机理缺乏深入的研究。例如，管理复杂性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管理复杂性的经济管理含义与动因是什么，管理复杂性组织的演化规律是什么等等。
（2）关于适用于复杂管理系统的管理与控制方法缺乏科学而深入的研究，还停留在非线性方法和混沌理论在管理中简单应用的阶段。
（3）对复杂管理系统所需要的组织结构、组织设计、组织文化、组织战略与计划以及组织决策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4）从方法论上来看，要么用自然科学里的复杂性研究方法去生搬硬套管理复杂性问题；要么利用计算机进行硬性仿真模拟；要么只注重系统的客观复杂性，忽略了包含人的因素在内的管理系统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要么只关心系统的主观复杂性而对复杂性的客观本质视而不见。因此，难以发挥定性与定量、数学推理与计算机仿真模拟、局部分析与整体优化、客观研究与主观分析相结合等各种不同方法的不同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