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系统研究作为管理科学研究的密切关联学科来说，那么国内在管理复杂性研究最早的倡导者当推成思危、钱学森、戴汝为、于景元、宋学锋等人。而在国际上则有桑塔非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Murray Gell-Mann、John Holland、John L。Casti、Horgan，M.I.T 的Seth Lloyd，乔治梅森的Warfield等人，还有英国的Complexity Society、New England Complex Systems Institute（NECSI），澳大利亚的Complexity International等研究机构。这些研究者或研究机构都把经济复杂性和社会复杂性作为其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成思危总结了国内外在经济管理复杂性研究上的一些进展和成果。例如沃菲尔德的《交互式管理》（Interactive Management）、Peter Senge的《第五项修炼》（The Fifth Discipline）、阿瑟（Brian Arthur）的《经济中的递增回报与路径依存》（Increasing Return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等。此外还有一些以复杂科学方法及其在管理中的应用为基础的咨询公司，例如知识基础发展公司（Knowledge Based Development Ltd.，KBD）、复杂性解答公司（Complexity Solutions Ltd.，CSL）、桑塔非研究所、社区智能实验室（Community Intelligence Labs）、KBD-Lavoie公司等。个别商业化的软件也已有出售，例如IM（交互式管理软件）、ISM（解释性结构化建模）软件等。Interactive Management是John Warfield 教授开发的用于解决管理复杂性的程序。
事实上，国内外的学者到现在还基本没有搞清楚管理复杂性的研究边界（复杂性研究的边界是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涌现、自组织等）和研究对象，就更不要说管理复杂性的研究方法及建立系统的管理复杂性理论了。从现存的有关管理复杂性研究文献来看，国内管理学者对管理复杂性的真实含义从未进行过详细区分，通常把管理复杂性等同于Management Complexity，Complexity of Management或者Managing Complexity。前两个英文词组基本表达相同的含义，即管理的复杂性，复杂性存在于管理，管理是复杂性的源头和载体，研究管理是如何产生复杂性的，又有什么方法或理论可以来解决管理的复杂性。目前Ali Anani and Bas de Baar已经出版的Complexity of Management一书，John Warfield教授的交互式管理都有非常明确的关键词“Management of Complexity”，这可以说是英文文献中对管理复杂性前两种解释的支持。表达上述含义的，我们也可以从成思危及席酉民等人的作品中看到。例如席酉民在他的《和谐管理理论》一书中特别提到，社会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多变，因而应该从行为科学、复杂性科学等更广泛的角度审视和谐理论，同时他把管理的复杂性界定为因果律失效。只要是存在因果律失效的管理问题都是管理复杂性的研究范畴。
此外，英文文献中有关管理复杂性还用到关键词“Complexity Management”，其含义类似于Managing Complexity.John N.Warfield在他的著作A Science of Generic Design：Managing Complexity through Systems Design中就将管理复杂性（Managing Complexity）表述为动宾结构，其含义是如何对复杂性进行管理，他给出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系统设计。
因此，这里我们就可以对管理复杂性的边界进行界定。如果管理是过程，那么管理复杂性研究的对象就是管理过程的复杂性。如果管理是决策，那么管理复杂性研究的对象就是管理决策的复杂性。对管理是什么没有明确之前，管理复杂性的研究对象也就很难明确界定。但是按照席酉民教授对管理复杂性的界定，则管理复杂性的研究边界则比较清楚，即凡是存在因果律失效的管理问题都是管理复杂性的研究范畴，这就是管理复杂性研究的边界。管理复杂性的研究目标就是如何有效地解决管理过程或决策的因果律失效问题，并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建立相对统一的管理复杂性理论和方法体系。相对于席酉民教授的管理复杂性边界，目前国内其他研究复杂性的学者对管理复杂性的大致轮廓确实都不明白，所做的研究只不过是一时的跟风冲动罢了。难怪国内管理复杂性研究开展还不到10年时间，就从研究热点变成了冰点。
此外，Warfield也对管理复杂性进行了界定。Warfield的用于解决管理复杂性的交互式管理主要是通过充分挖掘群体智慧并有效集成，从而克服群体在解决复杂性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缺陷，解决传统组织背景下难以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复杂性来源于人脑，产生于对系统的认识过程中，人的行为是复杂性的主体。可见他认为管理复杂性的边界应该就是解决传统组织背景下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表示基本与钱学森对复杂性的边界界定相同。
这里需要对上述复杂性边界做进一步的解释。对于复杂组织系统，其失效过程通常具有时间和环境依赖性，比较大的失效通常是发生在系统内外很多微观层面上较为弱小的系统失效通过累积和叠加效应所导致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未必是复杂问题，应该附加上特定条件，即长期的、任何组织、在任何背景下都难以解决的问题。在组织系统的微观层面上，我们看到的很多问题都符合较为严格的因果律，这些微观问题与系统的宏观失效却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却具有弱因果联系。管理复杂性不仅仅是因果律失效，弱因果性同样可以形成复杂性，即微观结构上的强因果性通过结构敏感性所形成的长期累积效应同样可以导致系统宏观层面上的失效成因具有弱因果性。因此，在实践中，重大复杂组织系统的宏观失效最终追究不到明确的致因或责任人。有时所找到的所谓的明确致因只不过是追查者的一相情愿，或者是对任务委托人的一种形式上的交代，找到的只是替罪羊，这使冤假错案总是时有发生，复杂组织中存在的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反复发生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当前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大危机，很多学者都认为是美国次贷危机所致，但次贷危机难道是一天就形成了？在此之前为什么没有及时而有效地阻止，这就是一个复杂问题的具体实例。真实世界里存在的复杂问题在我们没有弄清楚其形成机制前也许不是用一些特定的工具和方法就可以解决的，这就是主观复杂性所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