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约·沃尔特斯
我清楚地记得：在那间吵吵嚷嚷的五年级教室里，阳光透过窗户轻轻地触摸着她的秀发。她转过头来，我俩的目光相遇了。在那时，我的心底里好像不知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爱慕之情油然而生。就这样，初恋开始了。
她叫雷切尔。在我稀里糊涂地读五年级和中学期间，只要见到她，我的心就躁动不安；有她在场，我就连说话都结结巴巴。曾几何时，在黄昏的阴影下，我像可怜的夏季昆虫那样，被她的窗户里淡淡的光线所吸引而驻足观望，流连忘返。过去那种如痴如狂的激情，虽非性爱，但却异常迫切，难以摆脱，并使我局促不安，张口结舌。今天，这一切像是一场难圆的梦。我明白我是在自作多情，但我实在无法抹去我固执的记忆。那的确是一种令人坐卧不宁、难以言表的煎熬。
通往学校的小路树木成荫，来来往往于那绿色的长廊之中，我总要瞅她几眼。日复一日，我变得神魂颠倒，不知所措。而她看上去却总是冷静自若，泰然处之。回到家里，我总要在脑海里重温与她每次相遇时的情景，一想到自己不善于交际，就深为苦恼。
随着我们跨进少年时代的门槛，我就察觉到她对我温情脉脉。
结成情侣关系即意味着成熟，可我们仍缺乏那种成熟。她的犹太教的教养和我的天主教徒的自责心，迫使我们惺惺作态，如同独身者连亲吻一下也成了一种奢望。在一次有成年人在场监护的舞会上，我设法拥抱了她，我们紧紧地拥抱着，她咯咯地笑出声来，那笑声是那么纯正，我真后悔当时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总之，我一直还是单相思。
高中毕业后，她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而我却穿上军装辍学从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我们无情地卷了进去，我被派往海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鸿雁传书，互诉衷肠。在那烦闷而漫长的日子里，她的来信可真算得上特大喜讯。一次，她寄来一张身着泳装的快照，使我如醉如痴，想入非非。我立即给她回信，提出可能结婚的事。几乎是马上，她的来信就稀少了起来，更少了缠绵之辞。
我回国后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雷切尔。然而，她母亲告诉我，雷切尔已不在那里住了，她与她大学时医学系的一位同学结婚了。“我还以为她写信告诉过你了。”她母亲说道。
在等待复员时，她的“绝情书”终于到了我的手里。她婉言解释，我们不能结婚。现在想起来，尽管在当时最初的几个月中我痛不欲生，但我很快就振作起来了。后来，我也找到了意中人，而且对她百般体贴，万般温存，我与她海誓山盟，牵手终生。
四十多年过去了，有关雷切尔的事我一直毫无所知。最近，我又收到她的来信，她丈夫死了。她路经此地，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我的住址。我们约定见面。
我感到莫名其妙，这些年我并没有想到过她，但对这次约会却有些按捺不住。一天早晨，她突然打来电话，我如梦初醒。亲眼见到她时，我一下子惊呆了。难道餐桌边坐着的这位白发老姐就是我曾魂牵梦绕的雷切尔？难道她就是那张快照中体态柔和的美人鱼？
尽管如此，岁月仍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如同老朋友一般，互相敬重，融洽地交谈。交谈中我们发现，彼此都已经是有子有孙的人了。
“你还记得这个吗？”她把一张折叠得有些破损的纸条递给了我。这是我上中学时写给她的一首小诗。我仔细地看着那首缺乏节奏感、韵律死板的诗稿，她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的脸，随后一把夺了过去，又放进她的皮包里，好像怕我毁掉它似的。
我也告诉她，在硝烟与战火中，我是如此地珍爱那张快照，并一直带在身边。
“你应该明白，”她接过话碴儿，“即使我们结了婚，也不会是幸福的婚姻。”
“你说得也太绝对了吧？”我反问她，“啊，姑娘，我有爱尔兰人的良心，你有犹太人的自疚心，也许我们的婚姻会非常美满。”
她和我都爽快地笑了，笑声引来邻桌的无数白眼。分手前，我们不敢正视对方。也许我们从对方身上看到了全然否定的我们一直保留在心中的印象。
我送她上计程车时，她转过身来说：“我只是想多看你一眼，告诉你一句话：谢谢你曾那样爱我。”此时，我俩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我们亲吻告别，她走了。
随后，我站在一家店铺的玻璃窗前，凝视着我的影子——黄昏里，一位年迈的老人孑然而立，晚风吹拂着他那灰白的头发。她的亲吻还火辣辣地留在我的双唇上，我只觉得浑身无力，便一下子瘫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在梦幻般的晚霞中，周围的树木草坪闪闪发光。初恋时的衷情升华了，爱的帷幕降落了。我眼前的景色那么迷人，我深感快慰，我要欢呼，我要跳舞，我要歌唱。世间万事皆如过眼烟云，那种快意很快就消失了。
不一会儿，我支撑着站起身来，挪动双脚向家走去。
夫妻二人热情地招待客人，在客人眼里，军事长官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其实为了拿到地窖和橱柜的钥匙，军事长官在妻子面前又是下跪，又是说好话，有说不出的辛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