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她说，“今天早晨看见了一只独角兽。”警察和精神病医生互相看了看。“他对我说，它吃了一枝百合花。”她说。精神病医生瞅瞅警察，警察瞅瞅精神病医生。“他对我说，它的前额上还有一只金色的角。”她说。这时警察与精神病医生默契地一跃而起抓住了她。她拼命挣扎，但最后还是被制服了。就在给她穿上紧身衣的时候，她的丈夫走进了屋子。
“你对你妻子说过你看见一只独角兽了吗？”警察问道。
“谁说的，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呀！”那丈夫说，“独角兽可是神兽。”
“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精神病医生说道，“把她带走吧。很抱歉，先生，你的妻子病得很重。”
于是，她骂着、喊着，就被他们带走了。他们把她关进了疯人院。从此以后，那个男人便过上了快乐的生活。
所有的鸵鸟都为自己所具有的一切而骄傲，只有他——奥利弗，反驳着他同伴们的观点。就在这时，象群从这里狂奔而过，然后，奥利弗成了这群鸵鸟中惟一的幸存者。
奥利弗与其他鸵鸟
——［美国］詹·瑟伯
一天，鸵鸟群中的权威——一只态度严厉的鸵鸟向年轻的鸵鸟讲演，他认为他们比其他一切物种都优越。“我们为罗马人所知，或者确切地说，罗马人为我们所知。”他说，“‘鸵鸟’，他们这样称呼我们，‘罗马人’我们这样称呼他们。希腊人称我们strouthion，意思是‘诚实的鸟’，好像是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鸟，同样也是最好的鸟。”
所有的听众都兴奋地大叫：“说得好！说得好！”但只有富有思想的奥利弗没有欢呼。“蜂鸟可以向后飞，而我们做不到。”他大声地反驳道。
“那是撤退，”这个态度严厉的老鸵鸟说，“我们却前进，我们永远向前。”
“说得好！说得好！”除奥利弗以外的所有鸵鸟都叫喊起来。
“我们生的蛋最大，也最好。”这个老学者继续说。
“知更鸟生的蛋比我们的漂亮一百倍。”奥利弗说。
“知更鸟的蛋除生知更鸟什么都不生，”老鸵鸟说，“知更鸟吃草虫成性。”
“说得好！说得好！”除奥利弗以外的所有鸵鸟再次叫喊起来。
“我们走路只需用四个脚趾，而人需要十个。”这个老学究提醒他的学生说。
“可是我们不能像人那样坐飞机。”奥利弗评论说。
老鸵鸟先用左眼，后用右眼，严厉地看了看奥利弗说：“人飞得太快。可是地球是圆的，所以很快后者就会赶上前者，撞击以后，人永远不会知道，从背后撞他的也是人。”
“说得好！说得好！”除奥利弗以外的所有鸵鸟又一次叫喊起来。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头埋进沙子里使自己什么都看不见，”老学者慷慨激昂地说，“别的物种都不能这样做。”
“我们怎能知道我们看不见人家而人家也不能看见我们呢？”奥利弗盘问道。
“胡扯！”老鸵鸟叫道。除了奥利弗以外的其他所有鸵鸟也叫道：“胡扯！”尽管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一阵令人惊慌的奇怪的声音，由远及近地传来。但是这不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雷声，而是一大群因受惊而狂奔乱跑的象所发出的雷鸣般的轰响。老鸵鸟与除奥利弗以外的所有鸵鸟，都迅速地把头埋进沙子里。奥利弗躲在了附近一块巨石后边，直到这群狂风暴雨式的野兽狂奔而去，奥利弗才出来，他出来后，看到一片沙子、一些白骨和羽毛——这些就是那个老学者和他的弟子们留下的一切。然而，奥利弗为了证明是否还有生命存在，他开始点名，可是没有任何回答，最后他点了自己的名字“奥利弗”，这时他听到了回答。
“说得好！说得好！”奥利弗说。除了一阵隆隆的雷声，在远远的地平线渐渐消失，这是沙漠中仅有的声音。
我诅咒格洛特金快点死，他死了，我才能当上会计。然而，他真的死了，会计却不属于我。于是，我又将希望寄托于新任会计恰利科夫。
会计助理的日记
——［俄国］契诃夫
1863年5月11日，年过六旬的会计格洛特金因常喝掺甜酒的牛奶治咳嗽而得了酒狂症。医生们会诊后断言，他很快就会死去。我终于要当会计啦！这个职位早就应该是我的了。
书记克列谢夫因殴打称他为官僚的求见者，将吃官司。此事显然已成定局。
我乐滋滋地享用治疗胃炎的汤药。
1865年8月3日，会计格洛特金的老毛病又犯了，开始咳嗽并服掺甜酒的牛奶。如果她死了，会计一职非我莫属。我怀抱希望，但甚微弱，因为，看来酒狂症并非不治之症。
克列谢夫抢过亚美尼亚人手中的期票，撕碎了。看来，非打官司不可了。
那个叫吉利耶夫娜的老太婆昨天说，我害的不是胃炎，而是内痔。这是有可能的！
1867年6月30日，报载，阿拉伯霍乱流行，可能会传到俄罗斯来。如此看来将出现许多空缺。老头子格洛特金可能会撑不住而死去，我则将获得会计职位。这人真能活！活的如此长久，我甚至认为这是不道德的。
治胃炎服什么药好？是否该服用驱虫药？
1870年1月2日，格洛特金家院里的狗吠了一夜。“这是个可怕的征兆。”我的厨娘佩拉盖娅说。我和她谈论：我当了会计之后，将买件浣熊皮大衣和一件睡袍。直到夜里两点我们还在谈。还有，我多半会结婚。当然，不娶姑娘——这与我年龄不相当，寡妇会更合适些。
昨天在俱乐部，克列谢夫被人带走了，原因是他大声地讲了个不堪入耳的笑话，并嘲笑商界代表团成员波纽霍夫的爱国心。据悉，后者将向法院起诉。
我想去见医术高明的博特金大夫求治胃炎。
1878年6月4日，报载维特梁卡发生鼠疫，很多人因此而病倒，故此格洛特金服胡椒浸酒。这么老的人，胡椒浸酒未必有用。如果鼠疫漫延到这里，我一定能当上会计。
1883年6月4日，格洛特金重病卧床了。我前往探望，并为我曾焦急盼望他死而含泪求他宽恕。他流着泪，宽宏大量地饶恕了我，并告诉我，治胃炎应该服橡实咖啡。
克列谢夫又几乎吃官司：他把租赁的钢琴典当给犹太人。虽然如此种种，他还是获得了斯塔尼斯拉夫勋章和八级文官职位。这究竟是什么世道，真有点让人搞不懂。
姜4266克；高良姜15克；烈性伏特加1克；7兄弟血5克；全部调和，泡入1升伏特加酒中，空腹每次服一小杯，治胃炎。
同年，6月7日，昨日我参加了格洛特金的葬礼，唉！这个老头的死于我无益！我夜夜梦见他身穿白长袍，用一根指头招呼我。啊，倒霉，我这该死的，我真是太倒霉了，恰利科夫当了会计，这个职位我没得到，而是那个年轻人得了，他有那位当将军夫人的婶娘为他说情。我的希望成了七彩的肥皂泡。
1886年6月10日，恰利科夫的老婆跟别人跑了。可怜的人，很伤心。可能他会伤心得寻短见。如寻短见，则我又能当会计了。关于此事已有议论，这就是说，我还有一线希望，可以活下去，距浣熊皮大衣不远矣。至于结婚一事，我不反对，若遇良机，何不结婚，只是须先找人商量，这是极其重要的事。
克列谢夫和三等文官利尔曼斯互换套鞋，丑事一桩！
看门人帕伊西伊劝我服升汞治胃炎。我想应当试一次。
战争的最后一年的一个夜晚，我结识了一个小女孩。通过与她交谈，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叶莲卡
——［前苏联］叶·明
战争的最后一年，我们的部队驻扎在离莫斯科很远的国境线外。
傍晚，我回营房去。我疲倦极了，心中涌起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让这一切都赶快结束，赶快回到家乡才好。”我思忖着。
在庭院里，一个身材纤细、梳着两条淡褐色的发辫的小女孩迎面向我走来。
“你好，叔叔。”她说的语言很陌生，但听起来与俄语很相近。
“你好，小妹妹。”我回答说。
我们在操场边的一条板凳上坐下来。操场上铺着光滑平整的白色石块。黄昏时分，又凉爽，又寂静。山脚下，湖水好像蜷缩成一团，静静地睡着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我热情地和这个新朋友攀谈起来。
“叶莲卡。”她慢条斯理地说起来，同时用十分明亮而又极其严肃的双眼注视着我。
“那么，你能告诉我，你今年几岁了？”
“六岁半了。您呢？”
“我呀，你猜猜看？”
叶莲卡犹疑了片刻，然后很自信地说：
“十六岁，肯定是的。”
这也许是可爱的叶莲卡能数到的最大的数字。我不愿意使她失望，用肯定的口吻回答她：
“对了，完全正确。”
我们坐在那儿，默不作声。叶莲卡仔细地打量扣在我制服上的奖章，并忧伤地轻声说道：
“都发黑了。您不常擦它吗？”
“不擦。”
“用牙膏和砖灰都可以把它擦干净。”
“是的，可以。”我同意她说的话。
我们又默不作声了。
“叔叔，我们说点什么吧，要不讲个故事给我听吧。”她要求我。
“从前，有个国王，”我开始讲了，“他很老了，同时，他又很凶残……”
“像希特勒那样凶残吗？”
“比希特勒还要凶残。”我讲话的同时还作出凶狠的表情。
“没有比他更凶残的了，”叶莲卡提出抗议，“最凶恶的人就是希特勒。他把我们都赶出家门，他还偷走了我们的爸爸。”
叶莲卡不说话了，后来，又悄悄地对我耳语，好像是有什么秘密要跟我讲：“以前，我们常常收到爸爸写的信，可现在没有了。是不是他忘了我们的地址。”
“大概是忘了。”我随声附和她。
我们又不说话了。我在痛苦地思索怎样才能排解叶莲卡这些悲伤的思念，但始终找不到话题。我不知所措，不知怎样和眼前这个天真的孩子交流。最后，我问她：
“告诉我，叶莲卡，你长大以后想做个什么样的人？”
“叔叔，我要像妈妈那样，长大做个寡妇。”
她依然用那十分明亮而又极其严肃的双眼望着我说。也许，在她看来，寡妇可能是像司机，或者看院子的人一样是个职业。
我望着天真的小女孩叶莲卡，望着她消瘦的双肩，望着她那像溪水一样在背上流淌的明亮的发辫。突然，我对自己那瞬间的疲乏，感到无地自容了。
在从旧金山到横滨的客轮上，无所不知的开拉达先生因一条项链的真假而与南塞打赌，最后输掉一百美元，并受尽嘲讽。然而第二天清晨，却有人给他送来一百美元。
无所不知先生
——［英国］毛姆
我曾经非常讨厌麦克斯·开拉达，而且是在我没与他结识之前。战争刚刚结束之时，远洋轮上的旅客十分拥挤，要想找到一个舱位非常困难。不论船上的工作人员给你找个什么地方，你都只好凑合着住下。你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单人舱。我算是很幸运的，住进了一间只有两个床位的舱房。但我一听到我那位同伴的名字，马上就觉得心里凉了半截，因为它让我立即想起了紧闭着的窗孔和通夜严格密闭的舱房。我是从旧金山到横滨去的，同任何人在一间舱房里度过十四个昼夜就已经够受的了；若是同舱房的旅客不叫开拉达，叫史密斯或约翰什么的，我的心情也许会轻松许多。
当我走进客舱时，开拉达先生的行李已经摊在下铺上了。那情形让我心里的讨厌更深了几分：几个手提包上全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牌子。装衣服的皮箱也实在太大。他已经打开了梳洗的用具，我看出他显然是上等。而且是“柯蒂先生化妆品”的一位老主顾，因为在脸盆边上我看到了他的香水、洗发膏和头油。各种乌木刷子用金色花纹刻着名字，除了招谣之外，恐怕至少有几个星期没刷洗了。这位旅伴真是让我厌恶极了，因此我跑到吸烟室去。我到柜台边去要来一副纸牌一个人摆着玩，我几乎才刚刚拿起牌，便忽然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他想我的名字一定叫什么什么的，不知对不对。
“我是开拉达先生，”他接着补充说，并微微一笑，露出了一排闪亮的牙齿。说着他就坐下了。
“噢，对了。我想我们俩共住一个舱房。”
“我把这看成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你事先永远不知道你将和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我听说你是英国人就感到非常高兴。我赞成咱们英国人在国外的时候，大家应该像兄弟一样，你当然明白我的意思。”
我眨巴眨巴眼睛。
“你是英国人吗？”也许我问得有点不得体。
“难道我看起来像美国人吗？我可是彻头彻尾的英国人。”
为了证明这一点，开拉达先生还从他口袋里掏出一张护照，使劲地在我鼻子底下晃了几下。
在乔治英王统治的国家里，真是什么样奇怪的臣民都可以见到。开拉达先生身材矮小，可非常健壮。黑黑的脸膛刮得干干净净的——一个很大的鹰钩鼻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他那黑色的长发一缕缕卷曲着。他口齿流利，但丝毫没有英国人的味道；而且老不停地打着各种手势。我几乎十分肯定，要是把他那份英国护照拿来仔细检查检查，准会发现开拉达先生实际是在一个比英国所能看到的更蓝的天空下出生的。
“你来点什么？”他问我。
我带着怀疑的神态看着他。当时禁酒令还没撤销，船上肯定不会供应一滴酒。不渴的时候，我也说不清我最讨厌的是什么饮料，是姜汁汽水还是柠檬汽水。可是开拉达先生却向我露出了一丝怪异的微笑。
“威士忌苏打水，或一杯什么也不掺的马丁尼酒，你只要说一声好了。”
说着，他把手伸向他后面的两个裤兜，然后从里面各掏出一瓶酒来，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愿意喝马丁尼，他于是向招待员要了一碟冰和两个玻璃杯子。
“这倒是很好的鸡尾酒。”我说。
“你瞧，这玩艺儿我可有的是，船上要有你的什么朋友，你可以告诉他们，你结识了一个朋友，他可以供应全世界所有的酒。”
开拉达先生特别喜欢闲聊。他谈到纽约和旧金山。他喜欢讨论戏剧、绘画和政治。他非常爱国。英国国旗是一块颇能令人肃然起敬的布片儿，可是如果让一位从亚历山大港或贝鲁特来的先生去挥舞它，我却不能不感到它多少有点失去了原来的威严。开拉达先生很随和。当然我也不喜欢装模作样，可是我仍然感觉到，在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谈话时，他有必要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先生之类的称呼。开拉达先生并没有对我使用这类虚礼，无疑是为了让我不要感到生疏。这让一个真正的英国绅士感到缺少礼貌。当他坐下的时候，我已经把牌放在一边，可是现在，我想到我们才不过第一次见面，刚才这段谈话应该已经够长了，于是我又开始玩我的牌。
“那个三应该放在四上。”开拉达先生说。
在你一个人玩牌的时候，你翻起一张牌还没看清是个什么点子，旁边却有一个人告诉你这张牌该往哪儿放，这可能是天底下最让人厌烦的一件事了。
“马上就通了，马上就通了，”他叫喊着，“这张十应该放在J上。”
那把牌弄得我满腔愤怒和厌恶。结束后，他马上把牌抓了过去，并说：“你喜欢用牌变戏法吗？”
“不喜欢，我讨厌用牌变戏法。”我回答说。
“来，我就让你瞧瞧这一手儿。”
他接连给我变了三种戏法。我毫无心情，于是对他说：“我要到饭厅去占个位子。”
“噢，那些事你就甭操心了。”他说：“我已经替你占了一个位子。我想咱们俩既然同住一个舱房，那咱们完全可以在一块儿吃饭吧。”
这位开拉达先生太让我厌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