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中堂外，灶也有灶神。后来人们把灶神作为一家之祖，腊月二十三要举行“祭灶”。《论语·八佾》中便有“媚奥媚灶”之说，可见祭灶之俗由来已久，应来源于原始先民对火塘的信仰。许多少数民族都崇拜火塘，有许多地方火堂在中堂中央，周围是公共活动场所，因而也是圣地。对于灶神有各种说法，有的甚至说是炎帝。可见灶神在人们观念中的至尊。门也有门神。最初为神荼郁垒，唐以后又有秦叔宝、尉迟敬德之说，其作用是镇鬼。古仪有五祀，《礼记·曲礼》里说天子祭五祀——五祀即户、灶、中留、门、行也。还有一种说法是；门、户、井、灶、中留也。可见古代五祀基本上都与房屋有关，而且是大祭。后世流传下来的只有祭灶。
房屋的被神化，使得房屋的建筑者也被神化。人们把房屋的起源归于传说中的有巢氏，甚至归于造人补天的创世大神女娲；把宫室之制归于华夏民族的先王——黄帝。历代能工巧匠则集体化身为家喻户晓的鲁班形象，鲁班仙师被称作为建筑业的祖师。传统的中国人对居住的信仰带有浓厚的原始万物有灵观的色彩，当我们走进一所建筑时，就犹如进入了一个神话的世界。
居住与文化心理
在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中，住居与人事、社会和世界息息相通，并且可以合为一体，人事、社会和整个世界可以反映在任何尺度的住居中。“家”（房子）可以代表“夫”，“室”（房间）可以代表“妻”，“家室”之合为“夫妻”。“室人”、“内人”的称呼都来源于住居。“高堂”（高高的堂屋）可以代表父母，“廷”（院子）可以代表中央政权。“宇”（屋子的边缘）、“宙”（出入于屋宇），合起来就可以代表整个世界。这种观念与传统社会结构相吻合，从个人而家庭，从家庭而社会，从社会而天下，即所谓“夫妇、父子、君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结构。总之中国的家庭社会原理都体现于其中。
中国人的宇宙观念也同样体现于住居之中。本来，住居是自然与人类隔绝的界限。西方的建筑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们注重实体，把建筑本身孤立地来欣赏。金字塔、神庙、城堡、教堂，都是个体孤立的建筑，用石块把人与自然完全隔开。中国的建筑强调空间，注意和周围自然环境的联系。木构架的抬梁式建筑使这一特色得以充分发挥，通过镂空的窗门和外部自然沟通交流。典型的木构建筑几乎四面都是门窗。中国人通过这种内外的空间交流，可以将宇宙容于一室之内。“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山月临窗近，天河人户低”，“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幕卷西山雨”，说的都是这种意志。颐和园里有个匾额叫“山色湖光共一楼”，表达了人们希望通过一个楼造成把所有景色尽收其中的境界。
中国民间从来都不是把生活中的建筑样式孤立出来作为艺术欣赏，因而中国的建筑也就未能发展成为一门艺术。与此相应，中国的雕塑也不发达，因为雕塑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实体，也很难表达人与环境、神灵的有机联系。应该看到，人与自然和神灵的感应关系是观念上的，而不是实在的，这又是中华民族和欧洲民族在观念上的差别。西方民族的思想总是希求在实际上穷尽于无限，故而有一种不断追求和探索的精神。教堂的尖顶、苍穹顶、佛塔等等总是仿佛在向上探求天国的奥秘。近代科学中的火箭多么像尖顶房屋的延伸。中国人对于空间的关系总是表现在主观心灵上，“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凭观念可以达到任意的境界，故而，天坛凭数米之高的圆台便可以与上天发生联系。
中国人的人生观也同样体现于建筑之中。住居的窗子帘子既可以相隔，又可以沟通交流伸缩自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是中国式的艺术感受，古典诗词里面大量运用这个意境。与外界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以一种悠然自得的态度去欣赏，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也是中国人的人生观，或者说中国人的人生观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的另一方面就是“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围观和幸灾乐祸。这种人生观使得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为了一个目标完全投身其中，而是在任何时候都进退有余，“穷”、“达”自若。只要结一草庐，便可心远地偏与世隔绝。实际上这种隔绝与隔帘隔窗一样，并非完全隔绝，而是隔帘看人隔窗看世，是用欣赏的与己无关的眼光看待污浊的世界，而不是投入其中去改造。
中国式建筑几乎没有个体的建筑，简单的民居也以中庭天井为中心合成一个组群。个体形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宫廷、宗庙等权威式建筑也不孤立突出个体。西方的教堂的尖顶象征着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权威，美国国会大厦的高耸的苍穹顶象征着神圣尊严的法律。而中国至高无上的不是任何个体，而是整个系统，是神、人、自然的组合系统。因此权威的建筑更体现出整体组合的特点。另外，对称平衡是中国建筑的又一特点，也是中国观念的一大特点。商代的饕餮纹、龙纹等纹样已表现出严格的对称。对称源于对偶，对偶的来源是阴阳观念。从这点出发才能明了为何我国传统建筑的间数为单数（似乎有失对称的原则）。实际上一明两暗的三间，中为阳，两旁为阴，是阴阳两性结合的极为对称的形式，因此成为我国传统住居的基本格局。此外的一切格局都是这个基本格局的推衍。后来阴阳观念从民间而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故而这种对称布局在宫廷、宗庙建筑上的反映最为严格。
一左一右为崇文门、宣武门，与周王城三门制类似；天安门居中，两边分左祖右社。整个城市以纵轴分为东单西单、东四西四，东直门、西直门左右对称。这种对称平衡的布局是中国传统的中庸、不偏不倚的观念的充分体现。中国建筑组群讲究曲折含蓄，民居院落也多设有照壁屏风，挡住人们的视线。园林亦多幽深委婉，连最为堂而皇之的宫殿面貌也要徐徐才能展现。北京故宫就好像是一个手卷画，以前门为序幕，天安门、午门为正场，以三大殿为高潮以景山为尾声，起承转合，决非一目可以了然一览可以无余。这是中国人内向含蓄的民族性格的体现。中原河南人建房切忌窗子高于门，老百姓说这是不知眉高眼低（不知高低，不知深浅）。由此可见，民族文化心理已经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少数民族居住风俗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巢穴风篱式——这是一种极为原始简陋的住所。在地面上有风篱挡风，在地下有地穴，在树上有巢居的树屋。风篱是用树枝、树皮等搭建的近似于鞍形的窝棚。营建的这种挡风棚，约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四五十年前的高山族山地支系中，在黑龙江流域的赫哲族渔民中，以及在兴安岭的鄂伦春、鄂温克族中，还看得到相类似的建筑。高山族的房屋多为茅草顶的木板房，有些地区的房屋，屋内地面要回下去数尺，地下铺板石或小石子，石上再铺木板，屋檐很低。赫哲族的地窨子是茅草盖顶，地面挖坑成半地穴，主要是为了防御风雪。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圆锥形仙人柱，是以木杆搭架，外覆树皮或兽皮构成，便于搬迁。
第二阶段是穹庐帐篷式——这是游牧民族的创造，有蒙古族的蒙古包，藏族的帐篷，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等族的毡房。帐篷有坡面顶的，也有“人”字形的。蒙古包与毡房的下部是用条木结成网状圆壁，壁上留一木门框，挂门帘；蒙古包和毡房的上部是伞骨形圆顶，俗称穹庐顶，顶端留有可开合的天帘。估计在没有纺织和擀毡技术之前，蒙古包、毡房和帐篷都是用牛羊皮来蒙盖的，在会擀毡之后，便以毡或结实的篷布来覆盖，并用毛绳固定之。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使劳动者创造了这种便于迁移和搭建的住所。在定居之后的居民点上，当然是永久性更耐用的建筑越来越多。
第三阶段是土石砖木结构的房屋——这个阶段的住所建筑有墙壁和屋顶，越来越结实宽敞和美观。由于各地气候和经济条件不同，在建筑形制与风格上也形成了不同的特色。总的来说固定于某地的永久性建筑，是属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产物。
建筑分类
以使用功能作标准来划分，可笼统地分为世俗建筑与宗教建筑。世俗建筑中又可分为官用与民用。官用中又可分为宫廷与地方官府；民用中又可分民居和公共活动场所、陵墓、桥梁等。宗教建筑中可按不同的宗教种类来分，如伊斯兰教、佛教，佛教中还有大乘、小乘及藏传佛教（喇嘛教）之分，宗教建筑中还有灵塔、石窟寺等。按民族所属可划分为各个民族的；按历史阶段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的；按地区可分为南方、北方，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地区；按城乡可分为城市和乡村；按形制可分为平房、楼房、大屋顶、平顶等；按建筑材料可分为石头结构、木结构、竹结构、干打垒等等。这些划分法基本上是在建筑发展到有墙有顶的形制之后才能进行的。
这里以民居的建筑形式为主，进行大致分类。
北方草原民族民居主要包括内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和裕固等民族，以其牧业区的蒙古包和毡房为典型建筑。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牧业民族民居。以藏族为代表包括部分纳西族，在放牧中常使用帐篷。藏族农区多土木石结构的平顶房，西南中甸的纳西族农民住房使用木料也比较多。
东北内蒙古地区民居蒙古族农区、朝鲜、满、锡伯（东北和新疆都有分布）、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族的民居，在定居之后，基本上都是砖瓦房。满族有四合院。朝鲜族的村落里各家新建房屋多成行排列，布局非常整齐，带有篱笆或栅栏围的院子。屋顶为“船”型或“宇、殿、阁”型，四个斜坡面。按平面图来看呈长方形的矩形房为基本形制。大部分房屋带前檐廊，有中廊房、偏廊房和全廊房三种。全廊房是房屋的前端或后端全部有通廊。屋内一铺大炕隔成数间，进屋即上炕，脱鞋于廊上。
西北地区民居如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的干旱少雨地区，回、东乡、保安、撒拉、土、维吾尔、乌兹别克、塔塔尔等兄弟民族的农村和乡镇，主要是土木结构的平顶土房，有干打垒的院墙，院里有花池菜畦，有一部分是四合院。过去房墙多为土坯垒外抹泥，现在乡镇有部分砖墙瓦顶房，但在农村里，多数仍是泥顶缓坡的（几乎是平的）土房，显得很敦实稳重，冬暖夏凉，抗风沙。以维吾尔族的民居为例，吐鲁番和喀什两地最典型。
吐鲁番的民居厚墙平顶，多有前廊和半地下的券顶居室以避酷暑，庭院中都搭有高大的葡萄架或凉棚，并有渠水引流通过院落，庭院为开放型有高大的门，壁上窗户少而小天窗较大。
喀什市的民居特点是为节省地皮而多建这类二至三层的楼房。聚居区的街道狭窄，且有许多过街骑楼。院中四面房屋的窗户皆向内开，庭院较小。北疆西部地区伊宁、塔城的建筑最有特色，住宅多为坡顶平房，砖木结构，门窗宽大，庭院绿化突出。住房人口常有小型门廊代替外廊。新建的住宅，门廊栏杆和柱子都油漆彩饰得很美观。吐鲁番地区各家的葡萄干景房用土坯搭垒而成，带有很多“窗孔”，阴凉通风独具特色。
青藏高原民居主要包括藏、门巴、珞巴和羌等民族的住房。门巴、络巴和部分藏族以木结构两层楼房为主，有的依山势而建，一层的房顶是二层的平台院落，很有特色。比较典型的是羌族和部分藏族的碉楼式木石结构住房。最独特的是羌族的石碉房和碉楼称之为“邓笼”。
西南山地民族民居主要包括彝族、哈尼族的土掌房，傈僳、怒、独龙族的木垒房，白族、纳西族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瓦房，具有普米族特点的木楞房（即木垒房），布依族的石头房、石板房，仡佬族的“穿斗房”（高架房）等。彝族干打垒墙的木瓦房，是以木板作“瓦”引流雨水，覆盖屋顶的房子。木垒房是以圆木垒墙建筑的。白族的“三坊一照壁”民居堪称民居建筑的艺术杰作。白族木石工匠早在南诏时期就以精湛的技艺饮誉周围地区。以大理市和剑川县为代表的民居，多采用卵石、块石和大理石为建筑材料，木构架的连接多用串枋和扣样，以加强整体性和防寒能力，用硬山石板挑檐的处理以防风，门窗、门楼、照壁等装饰得既华丽堂皇又典雅庄重，有浓郁的古典美和书香味。
建筑的文化内涵
建筑是一部石头的史书，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建筑的综合性使其最能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形象。万里长城和天安门就代表了中华民族和中国。看到它们就能联想到中华文明史和伟大的文化成就。金字塔能代表埃及，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能代表法兰西，自由女神像能代表美国，悉尼歌剧院能代表澳大利亚，克里姆林宫和彼得堡的彼得大帝塑像能代表俄罗斯，如此等等，都与建筑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关。
建筑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普遍性，即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要时时事事与建筑打交道，在建筑物内、在建筑群内或建筑文化的氛围里生活；二是复合性，即建筑既要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又要体现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哲学、宗教、美学观念等精神方面的要求，还得满足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的需要。复合性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各种文化的综合表现。
在我国现实的民族建筑中，至今仍能看到窝棚式、帐篷式、窑洞式、干栏式、灯笼式、土墙瓦顶式的各种民居建筑，它们几乎包括了人类早期建筑的各种形态，并鲜明地勾勒出了建筑发展的轮廓。自秦砖汉瓦出现以后，不但大量的建筑物单体式样与形制得以确立，斗拱与梁柱的使用也成为基本定制，砖砌结构与石砌结构得到发展，中轴对称式的布局方式被熟练地广泛使用在建筑物组合中，中华建筑体系得到确立。从三国到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使中华建筑吸收了不少外来文化与艺术样式，并加以融合发展。
我国虽然是个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但绝大部分地区的建筑都采用木构架的建筑体系。我国木构建筑物的主要特点是：木料是主要建筑材料，梁柱是主要承重构件，墙不承重，所以门窗安置自由灵活；外轮廓壮丽而有动感，大屋顶的屋脊、角梁、翼角、飞椽、檐口曲直相得，奇特美观；利用一切工艺手法把建筑物装饰得气象万千；总体布局符合传统道德礼仪规范，尊卑贵贱、长幼主从十分明确；重视建筑物的环境选择，强调“风水”，很注意正直空灵观念的体现。这些特点在许多少数民族传统建筑中都有表现，反映了中华建筑文化的多元一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