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为相
姚崇（650-721），字元之。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今约南三门峡市）人。唐高宗永徽元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父亲姚懿，在贞观年间做过巂（xī）州都督。姚崇年少时不拘小节，长大后好学不倦，后经科举入任，始授濮州司仓参军，后又任司刑丞，此时正值武则天天授年间，严刑峻法横行，姚崇理案刑狱，执法公正，把很多人从冤狱中救出来。他的才能引起了上司的重视，连连晋升，不久任夏官郎中，成为兵部的一名要员。
武则天是个重视人才的女皇帝，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姚崇。其时，契丹举兵攻陷河北数州，情况相当危急。姚崇上书提出应急对策，武则天见他的上书剖析周密，论理精到，便破格升为兵部侍郎。
武则天前期执政，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闹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姚崇以自身和全家人性命担保，恳求武则天，今后收到告发谋反状子，把它收起来，不再追究。假如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他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了很高兴，说：“以前宰相什么事都表示顺从可办，使朕陷于滥施刑罚的境地，现在听到你的话，很合朕的心意。”特赏给姚崇白银千两。
圣历三年（700），武则天提升姚崇以夏宫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又兼相王府长史，姚崇以母亲年老解职侍奉，下诏以相王长史侍疾。过了一个多月，复兼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建议：“臣事相王（李旦），而夏官本是管理兵马的职守，臣不宜典兵马，不是臣爱惜性命，只是这样做对相王没有好处。”武则天认为姚崇的意见有道理，于是下诏尽改为春官（礼部）尚书。姚崇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当时，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倚仗武则天，横行朝中。长安四年（704），张易之要把京城的十个和尚派往自己修造的河北定州的佛寺。此事本来是件小事，但为了遏制遏（è）制：制止、控制。张易之的气焰，姚崇就是不同意这些和尚去定州，张易之几次请求照顾，姚崇就是不答应。这一来，张易之记恨在心，暗中在武则天面前说姚崇的坏话，武则天就借突厥犯边的机会，把姚崇调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后又改任灵道安抚大使。虽然姚崇还是凤阁鸾台三品，但其实已是徒有官名，并无实权。赴任前，武则天要姚崇荐举宰相人才，姚崇继狄仁杰后，再次推荐张柬之，认为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武则天才于长安四年（704）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做了宰相。
二次为相
张柬之做宰相后，对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朝中跋扈横行，包藏祸心，深感不满。同时朝臣们又多次上书，要求惩治二张，更使张柬之下定决心，要收拾他们。由于武则天袒护，二张始终在宫中逍遥法外。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张柬之认为时机已到，着手谋划诛杀二张。正好姚崇正从驻地灵武回京，这无疑是来了一个好帮手，张柬之十分高兴，经过姚崇与张柬之密谋，率五百羽林兵，直接进入玄武门，杀死了这两个不法恶徒。随后，又对武则天施加压力，迫使武则天将帝位让给太子李显。
李显复位后，以姚崇、张柬之为宰相，又因为姚崇有功、加封他为梁县侯，食邑二百户。武则天迁居上阳宫，中宗李显率百官问候起居。王公群臣相互庆贺，唯独姚崇呜咽流泪。张柬之对姚崇说：“今日难道是您流泣之时，恐怕你灾难就要从此开始了。”姚崇说：“近来与您等诛杀二张，不足以言功，但奉事武后为时已久，突然离别旧主而悲泣，这是做人臣的常情，由此获罪也是心甘情愿的。”中宗李显听到姚崇的这些，便将姚崇调离京城，出任毫州刺史。姚崇的悲泣固然有留恋君臣的私情，也由于他清醒地看到，张易之兄弟虽已被杀，武则天也已让位给太子，但中宗昏庸，武氏家族的势力很大，将来一定会有一场激烈的斗争，他不愿遭到武氏势力的暗算，因而才以一哭远离京城。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年，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在中宗的支持下，削了张柬之等五人的实权，五人在流放中被害，而姚崇独得以免死。
姚崇罢相后，先后在毫州、宋州、常州、越州、许州等地当刺史，远离京城，没有参与朝廷内部的斗争。此时朝廷已为武三思和韦后所掌握，中宗只是傀儡。太子李重俊对武、韦早已积恨在心，于景龙元年（707）七月，率领羽林军，杀死武三思及党羽十余人，昏庸的中宗在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的包围、逼迫下，发兵杀了太子李重俊。韦后和安乐公主野心越来越大，两人又再次合谋，毒死了中宗。朝中大权完全掌握在她们手中。韦后一心想走武则天的道路。然而，好梦不长。李隆基策动禁军又一次发动政变，杀死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相王李旦在儿子李隆基以及妹妹太平公主的扶持下，恢复帝位。李旦立李隆基为太子。睿宗李旦即位后，于景云元年（710）六月，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二次当了宰相。
渭川陈策
姚崇虽任宰相，但掌握朝中实际权力却是武则天的亲生女儿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她干预朝政，也想走其母武则天的道路。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和宋璟联名上奏，建议把太平公主安置在东都洛阳，其余掌握兵权的诸王派往各州当刺史，以确保李隆基的东宫地位。昏庸的睿宗，如实将姚、宋的建议转告给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李隆基也害怕极了，为争取主动，李隆基就抢先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兄妹之间关系，应加严惩。于是，姚被贬为申州刺史。以后，又先后任扬州刺史，淮南按察史，在地方官任上，为官清廉公正，颇受百姓爱戴，后调任同州刺史。
先天元年（712），睿宗让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玄宗。当时，太平公主已感到了李隆基对她的威胁，遂决定发动政变。但玄宗事先得到手下密告，决定先发制人，于开元元年（713）七月，出动羽林军一举把太平公主的党羽消灭，太平公主也被玄宗赐死。从此，宫廷的内乱平息了。唐玄宗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唐玄宗是个励精图治，想使国家振兴的君主。他决定起用姚崇为相。先天二年（713），玄宗在新来驿讲武，按照旧例规定，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长官，必须到行在拜见。玄宗密召姚崇前来。姚崇到时，玄宗正在渭河边打猎。玄宗立即召见。玄宗问他会不会打猎，他说：“少年时练习过。臣二十岁时，住在广成泽，以呼唤鹰犬追逐兽类为乐。张憬藏说臣长大后应当辅佐天子，不要自暴自弃，所以决心读书，后来才成了将相。但是少时常带了一些人打猎，老了还可以应付。”于是姚崇便和玄宗呼鹰放犬，十分熟练。玄宗十分喜欢，猎后，征求他对国事的意见。姚崇侃侃而谈侃侃（kǎn）而谈：形容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地谈论。，不知疲倦。玄宗就要拜姚崇为相。姚崇就此提出十条意见，希望得到玄宗的同意。这十项建议是姚崇针对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和经验教训提出的，是他挽救政治衰败的革新纲领。
这十条改革内容有：
一、垂拱年间以来，朝廷以严刑峻法治理臣民，臣希望今后施政，当以仁恕为先；二、先朝高宗，征伐吐蕃，兵败青海，臣希望陛下不要贪求边功；三、近来奸佞之徒触犯国法，而这些奸佞之徒，皆受宠幸而免罪，臣希望守法从近臣开始；四、武后临朝，传达旨意的重任出自宦官之口，臣希望今后宦官不得干预朝政；五、豪门贵戚，为了媚上，贡献财物珍宝，随意征缴苛捐杂税，搜刮百姓，公卿方镇也多效法。臣希望除国家的租庸赋税以外，杜绝一切苛捐杂税；六、皇亲国戚争权，朝廷内乱，政权不稳，臣希望皇亲国威以后不要担任台省要职；七、先朝对群臣轻慢无礼，有失君臣之敬，臣希望君主对大臣须待之以礼；八、先朝擅杀忠臣，使净臣灰心丧志，臣希望敢于犯颜直谏，批逆鳞，犯忌讳；九、武后建造福先寺，上皇建造金山、玉真二观，工程浩大，耗费百万，臣请以后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十、汉朝外戚吕禄、王莽等横行不法，乱了天下，坏了国家，臣请以此为鉴，作为后世万代吸取的教训。
这几条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治诸方面，可谓切中时弊，为救世之良方。这对急于振兴国家的唐玄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对每一项建议，玄宗欣然表示赞同，—一采纳。在渭川他就拜任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三次当了宰相。
“救时之相”
当上了宰相的姚崇，得到了玄宗的充分信任。举凡军国要事，玄宗都一一要和宰相商议。唐玄宗为姚崇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宰相张说和姚崇不和，玄宗就把张说派到地方任职当了刺史，另一宰相刘幽求也主动调任闲职。于是，当朝的宰相只有卢怀慎和姚崇，而姚崇无疑处于支配的地方。他既掌相权，又掌军权，在开元年间是大刀阔斧革故鼎新革故鼎新：除去旧的，建立新的。多指重大事件的新旧变换。的政治家和行政长官。
开元初年，局势混乱，动荡不安。姚崇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他看到武后末年以来，皇亲国戚多居台省要职，诸王又掌握指挥禁军大权。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勾结朝官，迭相为乱，多次发生政变。自武则天以来，短短的八、九年间，就接连发生了五次政变。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姚崇协助玄宗，在开元二年，把诸王改任外州刺史，并规定诸王“不任以职事”，从此诸王只享有爵位，不再掌握军政大权，因而失去了兴风作浪的资本。
姚崇还规谏唐玄宗，“戚属不任台省”。所以，开元初没有大封皇亲国戚。王皇后之父王仁皎，仅历任将作大监、太仆卿等职。姚崇还设法抑制功臣权势的膨胀，把一些官高势盛，居功自傲的功臣贬到地方做州刺史，这些措施，像釜底抽薪釜底抽薪：比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样，消除了中央政局动乱的隐患，结束了多年来动荡不安的局面，姚崇“救时之相”的称誉也由此而来。
姚崇在整顿吏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宗以来，卖官鬻爵，官吏增多，机构庞大，全国除正员外，置员外官二千人。一些富商大贾只要花钱就可以做官。官多俸多，国家开支入不敷出入不敷出：收入不够支出。于是，开元初年，姚崇大量裁减冗员冗（rǒnɡ）员：指机关中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罢免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并申明这三种官，今后如果没有政绩和战功，不经皇帝特别诏令，吏部和兵部不得录用。同时，还撤消了一些闲散诸司、监、署十余所机构。规定内外文武正员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大大地减少了冗员，从而也减轻了国库的负担。
开元初年还规定了中央官和地方官相互的流动制度。京官有才识者，可出任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可入选京官。这样一来，长期存在的重内官轻外官的弊端就得到了纠正。县令是地方的基层长官，长期不予重视，为避免滥用，开元四年（716），玄宗亲自对新任命的县令进行殿试，其中成绩卓著者一人擢升，四十五人不合格，回家读书、修养。
姚崇荐官取士，以品德才能为主要。他所推荐的广州都督宋璟，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是唐代的四大贤相之一。姚崇大力整顿吏治，严格铨选铨（quán）选：旧时称量才授官，选拔官吏。制度，罢免了以前的“斜封官”。“斜封官”“用钱三十万”，因为由皇帝直接颁下敕书，用斜封交付中书省执行而得名。任人唯贤，量材录用，是姚崇吏治的主要做法。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未经有关部门，私自奏请玄宗，把府中的阎楚珪（ɡuī）由录事提拔为参军，这次私自请托而任官，玄宗虽已表同意，但却遭到姚崇上疏反对，他据理力争，玄宗不得已收回敕命。
姚崇重视用法治来约束官吏，对违法乱纪者，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一视同仁，决不宽赦。开元二年正月，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倚仗权势，欺凌百姓，受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治罪。薛王到玄宗那里求情。玄宗下令重新审查，意欲宽免。姚崇上书玄宗说：“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正确，不可赦免。”由于姚崇的大力整顿，开元初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灭蝗抑佛
开元四年（716）山东等地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人们认为这是“天灾”，只好坐以待毙坐以待毙：坐着等死。指遇到危险或困难时，不采取积极措施。，只好求上天显灵禳（ránɡ）灾，眼睁睁地“坐视食苗不敢扑”。在满朝文武一筹莫展之际，姚崇上疏玄宗，主张应想尽办法扑杀蝗虫。他说：“田地都有主人，使自救其地，不会害怕劳苦。”他提具体灭蝗措施：“夜中设火，火边挖坑，且焚且塞，除之可尽。”他认为“古代有除不尽的，主要是人不用命”。
当时朝议纷纷，都“以驱蝗为不可”。姚崇力排众议，消除唐玄宗的疑虑，坚定他灭蝗的决心。
于是，姚崇排除了干扰，下令扑蝗。他特派遣御史，取名“扑蝗使”，分赴各地，督促扑蝗。仅汴州一地就扑获蝗虫14万石，而入汴渠顺流而下的不计其数。因为山东人民的奋力扑杀，山东地区免遭了一场大灾难。
唐代佛教、道教盛行，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都信佛道并从中牟利。他们耗费巨资，大量建造佛寺。道观，占用大量土地。而这些寺院享有特权，不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服役，各地寺院纷纷度人为僧。由于佛道人数的增多，造成国家财政日益枯竭。开元二年（714）姚崇上疏玄宗，请求裁减和尚。他列举了历代由于只知信佛而导致身死国破的事例，说明信佛道之不可取。玄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裁僧尼三万人，令他们还俗从事生产。玄宗还下令，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禁止铸造佛像，传写经书，禁止建造佛寺。即使修缮旧寺，也要报请批准。这些措施无疑对抑制寺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开元四年（716），姚崇辞去宰相之位，朝廷授于他开府仪同之司。虽然不在相位，但有关军国大事，玄宗还是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开元五年（717）春，玄宗将巡幸东都洛阳，太庙突然倒塌。玄宗询问身边大臣，大臣回答说：“三年之丧没有满，不可以行幸。太庙圮（pǐ）圮：倒塌。坏的变故，是上天的教戒，陛下应停止东巡，修身养性以谢上天的谴责。”玄宗召姚崇询问此事，姚崇劝玄宗，巡幸东都已准备就绪，不可误期。他主张重新建造太庙，准时东行。玄宗听从了姚崇的意见。
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二岁。病危之时，还嘱子孙不要信佛，并嘱薄葬。
唐玄宗对姚崇的逝世，十分悲哀，下令为姚崇撰写碑文，赞誉姚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