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以优赐功臣宿将、降王降臣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组织来巩固王朝的统治，同时就不能不增加它对农民的剥削。当时农民除向官庄、地主交租外，还受豪门大户高利贷的重重剥削，往往“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宋史·食货志上》转录司马光疏中语）。因此王禹偁在太宗时上的《端拱箴》就指斥了宫廷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人民的膏血上面；而当太宗在元宵张灯设宴，夸耀国家的太平繁盛时，吕蒙正就指出“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的事实（见《宋史·吕蒙正传》）。这些从中下层地主阶级出身通过科举参加政权的文人，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在文艺上的表现必然和那些一味为北宋王朝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有别。正是这样，在北宋初期的柳开、王禹偁等作家已有意继承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的传统，企图纠正晚唐五代以来文艺上的颓风。
到仁宗庆历时期，一方面由于北宋王朝将近百年的统治，为封建文化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内外危机的加深，促起文人对于现实的关心，诗文革新运动就在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领导之下，取代西昆派的地位，成为北宋文学的主流。此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诗文的造诣各有不同，却都是在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辉煌的成就的。欧阳修《苏氏文集序》说：“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文学的繁荣虽归根到底决定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它们相互之间的步调却往往不平衡，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就表现了这种现象。
北宋欧苏等大家是韩柳古文运动的最好继承者。韩柳的大部分著作文从字顺，成为后来文人学习的典范；但他们本身也还没有完全摆脱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部分篇章过分追求字句的雄奇精炼，甚至近于生涩。欧阳修主持礼部试时曾打击了文坛上追求险怪的作风，王安石、苏轼更批判了“力去陈言夸末俗”和“以艰深文其浅陋”的辞章家习气。他们自己的作品也大都晓畅明白，平易近人。这就引导当时的散文创作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其影响远及明清的许多古文家。
宋诗从王禹偁起就注意向杜甫、白居易学习，努力把诗歌引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诸家在提倡古文的同时，诗歌上也接受了韩愈及其同派作家的影响，在内容上要求以诗歌“叙人情，状物态”，反对西昆诗人的无病呻吟；艺术上要求以清丽平淡的风格纠正西昆诗人的浮艳作风，这才开始表现了宋诗的独特面目。此后经过王安石、苏轼到黄庭坚，他们从各自的生活道路出发，多方面向前代作家学习，通过诗歌抒发个人的生活感受，表现个人的政治态度、文艺见解，形成各自不同的诗歌风格，和欧阳修合称北宋四大家。由于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高，容易脱离人民群众，长期的书房生活，使他们习惯于以学问相高，以议论相尚，而不大注意于从人民生活吸取源泉，构成鲜明的诗歌意境来激动读者。这种作风在欧、王、苏三家中已有所表现。到了黄庭坚、陈师道，变本加厉，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严羽《沧浪诗话》）的江西诗派，风靡一时，使诗歌脱离现实的倾向愈来愈严重。
金兵的南下，两河的沦陷，北宋王朝的覆亡和南宋王朝的建立，这些在靖康、建炎之间（1126~1130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使当时政治形势起了剧烈的变化。民族矛盾的上升暂时缓和了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战之争代替了从北宋中叶以来长期的新旧党争。当时黄河南北人民纷纷组织忠义民军反抗女真贵族的残暴统治，南宋军事形势在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的艰苦奋战之下也渐有起色，这些现象一度给人们带来了“中兴”的希望。可是以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既被女真贵族的战争威胁吓破了胆，更害怕爱国军民力量的强大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接受北宋王朝的教训，发愤图强，反而变本加厉，一面杀害主张抗战最坚决的岳飞，一面向女真贵族割地称臣，并每年交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以换取他们苟安东南的局面。这种残酷的现实首先在诗歌创作中得到反映。当时江西派的重要作家如陈与义、曾几已经在诗里表现了伤时念乱的心情，到陆游更继承从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传统，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抗敌御侮的要求，并在更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派脱离现实的倾向。同时的杨万里、范成大，出入于北宋和中晚唐诸名家，各以其丰富的诗篇描绘祖国的江山风物，使宋代诗歌在苏黄诸家之后重新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此后宋金对峙渐趋稳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文学上爱国主义的呼声渐趋微弱，代之而起的四灵诗派、江湖诗人，就更多地表现了对现实的消极态度。直到南宋亡国前后，领导人民起兵抗元的文天祥，以及经历亡国惨痛的作家如谢翱、汪元量等，才重新写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诗篇。
不论散文也好，诗歌也好，比之唐人，宋人就带有更多的封建说教意味，这是和宋人的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分不开的。从中唐到北宋，由于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赖关系有所减弱；农村土地的兼并又加深了农民与地主之间以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为了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仅需要在政治经济上采取种种措施，同时需要在思想意识上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而最有效的办法则是利用儒家的传统学说，给予新的解释，以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要求。宋儒的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北宋初期的理学家看到晚唐五代的长期纷乱，要求重新建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巩固国家的统治和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还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反对浮华纤巧，也有助于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后来的理学家把封建秩序看作永恒的“理”，把人们在生活上的一切要求看作“欲”，片面强调“尊天理，窒人欲”，因此他们就鄙视许多为人们所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把诗文作家看作俳优，认为对文艺的爱好是“玩物丧志”，而片面要求作家为封建教条作宣传。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使两宋不少诗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头巾气”与“学究气”，削弱了一般文艺作品所应有的明朗性和生动性。
与诗相比较，词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词从晚唐五代以来已经形成了绮靡婉约的作风，人们习惯于用它来写艳情。它从民间到文人手里也还不算太久，没有像诗那样的得到他们重视。在诗里，他们好象总要显得正经一点才成样子，而在词里却不妨放肆一点，随便一点。这样，他们在词里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有时却显得坦率一点，也真挚一点。另一方面是由于晚唐五代词人写来写去不出于一点男女的离情别绪，却正好为宋人留下更加宽广的余地来驰骋他们的才情和笔力；不比古近体诗，在唐人已经占领了各方面的主要阵地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之后，宋人就较难同他们争雄竞胜。因此宋词作家的数量虽不能同诗家相比，作品的内容也不见得比宋诗更丰富，艺术上却表现了更多的特色和独创性。前人以词为宋代的代表文学，我们还不能同意，但从一代文艺作品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看，它还是有一定理由的。
宋词最初继承晚唐五代婉约绮丽的词风发展。然而由于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涨和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在范仲淹、欧阳修等部分作品中，即景抒怀，气象已自不同。到苏轼更矫首高歌，时见奇怀逸气，在婉约词家之外别立豪放一宗，开南宋张孝祥、辛弃疾等爱国词家的先河。尤其是辛弃疾的作品，悲歌慷慨，志气昂扬，激励人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两宋词家的最高水平。
苏词在北宋的影响还并不显著，他门下的秦观和同时的贺铸主要还是继承五代词家和柳永的词风发展。柳永多作慢词，多从都市生活汲取素材，在当时市民阶层中传唱最盛，但主要还在表现男女的离情别绪和悲叹个人的沦落江湖，格调还是不高的。到北宋后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更以典雅工丽之词为这没落王朝点缀升平，把宋词引向了脱离现实的道路。南宋中叶以后的词家如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虽面目各有不同，主要是继承周邦彦的词风继续发展的。
由于宋代封建文化的高涨，妇女知书能文的渐多，词的传统风格又有利于抒写“闺情”，因此宋代还出现了一些女词人。生在南渡前后的李清照，既在词里描写她深闺孤独无依的生活，同时还抒发她南渡以后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在两宋词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北宋的城市经济较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唐代的长安、洛阳，住宅区的坊巷和市区分开，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市区交易也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早就有繁盛的夜市，坊和市的界限也被突破了。当时洛阳、扬州和南宋的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情况也相类似。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和娱乐的需要，在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杭州等大都市里出现了一些群众游艺场性质的“瓦肆”或“瓦子”，经常演出说话、说唱、杂剧、院本等艺术，使两宋时期的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和戏曲，继承唐代通俗文学的发展，取得更重要的成就。
由于这些作品的对象是占市民阶层中最大多数的手工业工人和小商人，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大都生活在市民阶层之中，熟悉许多小市民的生活和思想面貌，这就在他们的作品中较多地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决定于作品内容的要求，作品的故事情节愈见曲折，对人物声音笑貌的描绘更加细致，语言也愈来愈接近口语。这是从《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以及《宣和遗事》里有关晁盖、吴加亮等英雄人物的描绘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当时中国国内除北宋外，还有由契丹族在东北地区建立的辽，由党项族在甘肃、宁夏地区建立的西夏。辽、夏在和宋人的长期交往中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封建文化，在国内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夏人虽有自己的文字，在与宋人交往时却用汉文。辽君臣有不少还能用汉文写诗。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更继承了北宋的文学成就而有所发展。当时北方中国人民反抗女真贵族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出于人民斗争的需要，民间流行的院本和说唱诸宫调发展得较好，为后来元人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金人院本都已失传，但从《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看，其中如“禾下（农民）家门”、“大夫（医生）家门”、“先生（道士）家门”、“卒子（兵士）家门”、“邦老（强盗）家门”、“都子（乞丐）家门”、“秀才（士子）家门”等，牵涉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和生活，且已有莺莺、柳毅、裴少俊等的故事戏。至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对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影响就更显著了。
金国从建立初期到中叶的数十年间，遗留下来的诗文大多数是一些文学侍从之臣的作品，虽文词组织工丽，而内容很少可取。直到金王朝覆灭的前夕，诗文创作倾向才有比较明显的改变，忧时伤乱成为许多作家共同的主题。“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过晋阳故城书事》），通过当时金源著名诗人元好问的这些作品，不但深切反映了国家民族的灾难，还写出了人民和妥协投降派截然不同的坚决斗争精神。
元代文学概述
宋金对立时期，蒙古各部落随着畜牧生产的发展，已出现了私有财产，开始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变革过程。蒙古孛儿只斤部落的贵族铁木真，就是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杰出人物。宋宁宗开禧2年（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召开各部落首领会议，创立了蒙古帝国，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并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蒙古地区建立分封制度，设置护卫军，颁布“大扎撒”法典，并任命“札鲁忽赤”（即断事官）。这些政治、军事上的措施，虽然是为了加强大汗的威力和对各部落的控制，但也顺应当时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蒙古族内部的统一。这时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很快就侵入长城以南地区。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成吉思汗的独生子窝阔台灭了金国，占据了黄河流域。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宪宗蒙哥灭大理。宋度宗咸淳7年（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元世祖至元16年（1279年）又灭了宋朝，统一了全中国。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300多年来国内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改变了北宋以来长期积弱不振的形势。当时中国的疆域比汉唐时代更为广阔，西藏正式成为我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直接归宣政院管辖；云南被建为行省；台湾、澎湖也归入中国版图。这个大统一局面的出现，扩大了国内各地区经济相互调剂的范围，促进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元代杂剧、散曲和诗文作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的，他们的创作丰富了祖国文化的宝藏。由于东西交通的一度畅通，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也较前密切。我国的罗盘、火药、印刷术于此时传入西欧，西方的天文学、医学、算学等也陆续传入我国，这有利于双方科学文化的发展。
但是，元朝的统治是建立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基础上的。蒙古灭金初期，除劫掠财货、牲畜外，又到处掳掠人口，用作贵族的工匠或诸王将校的奴隶；并把一些州县分封给蒙古贵族，封地内的人民不得任意迁移。这时汉族豪强地主也乘机建立军队以维护其封建统治，并很快投降了蒙古，成为蒙古统治者的帮凶。在蒙古统治者和汉族豪强地主的双重压迫下，人民负担极为沉重。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又分全国人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在法律、政治、经济上都规定了不同的待遇，以达到分化各族人民团结的目的。元朝规定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职。此外，又建立里甲制度，监视人民的行动。汉族人民不准收藏武器，被禁止打猎和练武。当时处在社会底层的是以汉族农民为主的各族劳动人民，而压迫在他们头上的是以蒙古贵族为主的各族上层分子。由于统治者的穷奢极侈和官吏的贪暴，人民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元杂剧中对于权豪势要的横行霸道和官府的贪暴腐朽的描绘，正是当时黑暗现实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