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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奥地利现代文学精品(1)

变形记

《变形记》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于1912年创作的,它给读者的第一个突出印象,就是荒诞不经。

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一天早晨,他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公司秘书主任为他没上班找上门来,父母和妹妹也急来询问情由,都见状大吃一惊。从此,他成了家庭的一个沉重包袱,甚至被认为是一家人“一切不幸的根源”,终于受尽亲人的冷遇和折磨而死。

作者用精细的写实手法,逼真地描绘了格里高尔变形后,在言行习惯、饮食起居和生理器官等各方面发生的具体变化,活画出一只巨大的甲虫——“老屎蜣螂”的丑恶形象。

人,突然变成了甲虫,这够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他还保留着人的一切思想感情。这是一只地道的甲虫,却具有美好的人性。外形丑恶,内心善良,如同《巴黎圣母院》中的怪人加西莫多。虫形而人心,这是比加西莫多还要奇特的一个艺术形象,小说就是以格里高尔这样一个“怪物”为中心人物,写他变形后的不幸境遇和悲惨结局,基本情节神秘而离奇。

但是,作者并不是为荒诞而荒诞,其中存有深意。这就是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所谓“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其意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在《变形记》里所表现的“人的异化”,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人本身来看,“人”变成了“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现代化的大生产,“物”,也就是财富、机器、生产方式,在生产者眼中具有它自身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内容,异化为统治人的、与之敌对的异己力量,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使人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可见的现象。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这也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要表现的。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担与职业的习惯势力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似乎是荒谬绝伦,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他不是变成一只甲虫,而是患了重病,如精神分裂症,瘫痪,或出了事故,成了残废,或染上不良嗜好,不可救药,或有了什么过失,出了问题,等等,那我们就一点不感到奇怪了,作品的主旨也就一清二楚了。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还要给父亲还债,设法送妹妹上学,不得不“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在小说中,人变成了一只甲虫,不过是一种象征手法。既然人可以变成一只甲虫,当然也可以变为别的什么。这如同一种代数公式,可以代入不同的数字。甲虫式的人,可以说是人的“异化”或“物化”的一种象形符号,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独特的典型概括,也是一切倒霉人孤独和悲哀的象征。这样看,才更能见出其深刻的普遍意义。人物变形,这在文艺作品中并不罕见。奥维德的《变形记》,其中一些人物最后不是变成兽类,便是变成鸟形,或者花、草、木、石。卡夫卡的《变形记》不能说没从此得到启示。但奥维德的《变形记》的变幻,纯出于偶然,缺乏社会的必然性内容;而卡夫卡《变形记》的人物变形,则有其特定的忧愤深广的社会底蕴。

我国的《西游记》极写孙悟空等神怪之多变,他们可以自由地变来变去;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则不然,他之变形乃身不由己,突兀莫名。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图景。这是其独特处,也是其深刻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谁也料不到有什么无妄之灾哪天落到自己头上。这种灾祸之来如同一场噩梦,等你清醒过来,人事已非,身同隔世。格里高尔之变形就是如此。这变化唯其如此突然,如此不可索解,如此无法改变,从而更加表明这种灾难之深重,和难以抗拒。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象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作者只变格里高尔之形,而不改其受压抑的小职员的身份与性格,正是为了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普通人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悲惨。

再从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人成了陌生人,和一个敌视他的陌生世界处于对立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连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小说借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境遇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格里高尔变形前,维持着一家宁静温饱的小康生活,家庭同他的关系挺热火的;一旦变形,这种热度就急剧下降,以至冰结。格里高尔还是那个格里高尔,心还是那颗心,只是因为一具甲虫的躯壳,就被一家人视作异类。昨天他们还是那样相知的亲人,今天已是另一番眼光和面孔,彼此之间如此隔膜,言语不通,思想不通,感情不通,中间隔着一道无法打通的玻璃墙。生活在亲人之中却举目无亲,孤苦无合,这该是一种多可怕的孤寂!小说从格里高尔的角度展开故事的叙述,一切从他的眼中见出,通过他的心理活动的折光来反映周围环境的变化,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孤独感。诚然格里高尔的亲人也曾为他着急,希望他能够好转,但这主要还是怕他丢了差使,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也怕他成了“家丑”,有损他们的名声地位。及至好转无望,则视为祸祟,唯恐其不死。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格里高尔之所以被从家庭关系中孤立出来,备受冷淡、折磨以至摧残而死,与其说是因为他成了一只甲虫,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已失去了使用价值,损害了一家的私利。格里高尔不死于车祸,不死于疾病,不死于战争,亦非死于他人的迫害打击,而竟死于自己亲人之手,死于他所全心爱着的人们之手,这难道不是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吗?作者以犀利的笔力,透彻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撕开了笼罩在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幔,露出其血肉淋漓的现实本相。骨肉至亲尚且冷酷如此,其他关系可想而知,作者愤世嫉俗之情不言而喻。

《变形记》所提出的问题,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以及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这些作品有的也极尽夸张之能事,但都采取了比较接近现实生活的形式,而卡夫卡为什么偏要用如此荒诞不经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严肃的问题呢?我想至少有这样的作用:其一,是便于充分有力地揭露矛盾,撕破一切假面,把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生活中种种社会弊病,由于被粉饰着,人们往往视为正常。直至有大跌宕,把涂在生活表层的粉饰剥落,才现出其全部荒谬性来。让人物变形,就是卡夫卡用以去粉饰、揭矛盾、表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的一种特殊手法。试想,如果不是因为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怎能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的极端虚伪性及其利己主义本质。这种虚伪性是随着格里高尔的不幸的加重而逐层深入地揭露出来的。其次也是为了强调,使问题显得特别尖锐突出,惊心动魄,发人深省。人的异化尽管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但人们往往并不理解它,注意它。在《变形记》中,由于这种不无怪诞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异化世界被置于使人们能够理解它的新奇光芒之下。人变成了甲虫,这是对人的“异化”的最形象、最通俗的表述,再也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了。唯其如此荒诞,才特别引人注意,而不会漠然置之。唯其荒诞之中有真实,涵深义,才能使读者如此震惊,久久沉思。

由于作者力图寓严肃于荒诞之中,《变形记》在艺术上相应地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现实与虚幻的结合。人变成了甲虫,这是虚妄而不可能的。甲虫而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更是不可思议。然而就构成这样一个特殊甲虫的材料而言,又无一不是现实的,写得真实生动,活灵活现。就格里高尔这个甲虫式的人而言,总的说来是超自然、超现实的人物,但就他所生活的环境而言,就他周围的社会关系而言,则又都是现实的,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用写实的手法叙述反现实的事件,让非现实的人物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之中,现实的因素与虚幻的因素如此紧密地粘合在一起,构成《变形记》新奇怪诞的风格。(2)借虚妄写真实,于“正常”见反常。格里高尔不幸变甲虫而死,这看似荒诞,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通人的悲惨命运。格里高尔死于自己亲人之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坏。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善良的人,他们对格里高尔的态度各有不同,但随着格里高尔的病态发展和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逐渐变得一致起来。这说明,不论什么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会这样的,问题的严峻性就在这里。作者把这种冷酷的利害关系写得这么平平淡淡,合情合理,正是为了揭露人们都已习惯了的“正常”关系的反常性,以引起人们的觉悟和思考。(3)叙而不议,含而不露。《变形记》是一个悲剧。可是作者在叙述格里高尔的不幸时,却采用了四平八稳的笔调,不动声色,不带感情,不发议论,也不作任何评价,这种客观冷静,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却使这篇小说收到了深刻地震撼读者心灵的效果。由是我想起高尔基致契诃夫的一封信,高尔基说:“您可知道,在您的戏中,我觉得您处理人物比魔鬼还要冷酷,您对待他们像风雪一样的冷。”可就是《万尼亚舅舅》这个戏却使高尔基感动得哭了。卡夫卡并不像有些作者那样重视作品的共鸣作用,他首先考虑的是要唤起读者的思考,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在作品中不倾注自己的感情。卡夫卡把自己的爱憎溶入人物自身的血液中,如水银泻地,不露痕迹。他竭力隐蔽在自己所描绘的图画后面,用自己所创造的形象体系给读者造成一种悲惨压抑的总印象。难怪我们读后就像心头压着一块石头似的。(4)鲜明强烈的对比。一是爱与憎的对比。格里高尔变形后,总是为家庭着急、分忧,充满着对亲人关怀、体贴之情,直至死前还“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亲人而死。这同他父母和妹妹对他的态度截然相反。再是变与不变的对比。格里高尔形变而心未变,他的亲人们未变形却变了心。一是虫形而人心,一是人形而“虫”心,这也是一种对比。通过这些对比,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评析。由于以上特点,使得《变形记》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当然,《变形记》也有不足之处。作者尖锐地反映了人的异化问题,然而他所注重的只是“结果”,却没有正面展示这种异化的过程和原因,更没能指出摆脱异化的出路。这与卡夫卡在创作上强调写“瞬间”的直觉,以及他世界观中悲观厌世的思想分不开的。他说:“我着重的只是进行写作的那些瞬间”,因此,“凡是落入我的眼帘的东西,都只是从半腰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原原本本地落入我的视野的”。他对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厌恶,看到了社会的荒谬和丑恶,但又认为无力加以改变。他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这些思想上的弱点,使他的作品蒙上阴沉灰暗的色调和神秘晦涩的迷雾。但是,卡夫卡毕竟让我们如实地看到了那个奇形怪状的社会现实,为被损害的孤苦无告的受难者呼唤着同情、怜悯和援助,提醒人们重视这些问题。

判决

《判决》是卡夫卡于1913年创作的一部小说,它是卡夫卡早期公开发表的代表作,也是卡夫卡自己喜爱的作品之一。

小说一开始,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正在房间里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格奥尔格是个商人,自从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生意日益兴隆。他写完信来到父亲的房间,父亲对他态度非常不好,怀疑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迁居到俄国的朋友,还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盼着自己早死。突然父亲又转了话题,嘲笑格奥尔格在欺骗他的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他了。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儿子去投河自杀。于是,格奥尔格冲下楼梯,真的去投河了。临死前,他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这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卡夫卡的一篇传记。

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精力充沛,性情无常;由于事业的成功,为人傲慢,对儿子管教颇严,尤其是对卡夫卡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志趣经常加以嘲笑。因此,卡夫卡从小对父亲既敬仰又畏惧。当他拿起笔来创作时,就写了这篇以父子冲突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不仅表现了对“原父”的恐惧感,也表现了对家长制的奥匈帝国的不满;与此同时,卡夫卡通过这个奇怪的故事,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荒诞、非理性。

审判

《审判》是卡夫卡于1914年~1918年创作的作品。

《审判》常被看作卡夫卡的重要作品,并已拍成电影。小说写的是一个具有表现意味的荒诞故事,开头很富悬念:“一定有人诬告约瑟夫.K,因为他没做坏事,却在一天清晨被捕。”人们自然会问:谁是诬告者?K为什么受审判?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叙事线索扑朔迷离,具体描写犹如梦幻,悬念始终悬而未决。读者由此被吸引进入了一个虚构艺术的迷宫,发现主人公K不明不白被捕后,一方面确信自己无罪,一方面又在接受抽象法庭的抽象审判,同时还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继续从事银行职员的工作,直到一年后引颈受戮。问题是,K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

作品的主人公是个小人物。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命运抗争。他四处奔走,寻求帮助,竭力为自己申诉。然而律师对他讲了实话:所谓法院其实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法庭根本不看状子,“定罪往往是由于某一个不相干的人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然而法院一经起诉,“它就坚信被告有罪”。他为自己的案子上诉了20年,到头来倾家荡产,徒劳无功。K终于省悟了:“这个法庭的种种作为有强大的机构作背景。它所干的就是把无罪的人抓起来,进行莫名其妙的审判。”

值得注意的是,“这审判之所以是审判,只是因为我对它的承认”。就是说,“审判”能否成立要取决于K,以K的自愿为前提。于是,荒谬绝伦的审判在一定意义上反而成为K对法庭这一体现类似父权力量的社会存在的审判。事情正如卡夫卡在别处所说:“您高高在上”,好像是法官:“其实是我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并且至今仍未离开”。K四面出击,处处表现出对法庭这一庞然大物的蔑视和厌恶。他称法警是“乌合之众”,法官是‘腐化堕落的黑帮”,说法庭的唯一意义“在于它毫无意义”。国家机器作为类父权力量的扩展和延伸,在这里成为卡夫卡清算审判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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