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生于1896年，卒于1945年，现代作家。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创造社创始人之一。早年就读于嘉兴府中学、杭州府中学、杭州育英书院。
郁达夫是创造社成员中小说散文方面创作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作家，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从小受过中国古典诗文熏陶，也喜读小说戏曲作品。1913年他随长兄去日本，经过几年的中学（日本称为“高等学校”）学习，1918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攻读经济学，但他的兴趣却在文学方面。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广泛涉猎了西洋文学，特别是近代欧洲文学和日本文学，从中接受影响。
将近十年的异国生活，郁达夫同那时许多留学或侨居国外的中国人一样，受过种种歧视、冷遇以至屈辱，从而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增强了他的愤世嫉俗、忧郁感伤的思想性格。这些生活经历和思想状态，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1921年，他同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等人共同筹组创造社，并开始写作小说。1922年，郁达夫回国后积极参与了创造社的文学活动，编辑创造社的刊物，后来又先后到安徽、北京、武昌、广州等地大学任教，但主要精力仍然用于文学创作。
郁达夫第一部小说集《沉沦》，是作者留日时期生活和思想的写照。这部小说集同郭沫若的《女神》一起列入最早的“创造社丛书”。小说集包括《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三个短篇，其中《沉沦》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日学生，渴望得到纯真的友谊和温柔的爱情，但在异国遇到的只是屈辱和冷遇，终于绝望而走向沉沦。作品中主人公的难以排除的忧郁苦闷，反映了“五四”时期那些在重重压迫下，有所觉醒而又不知如何变革现状的青年共同的心理状态，具有时代特征。小说的主人公沉痛地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小说发表后在当时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也遭到封建守旧派人士的非难。正如郭沫若在谈到郁达夫早期创作时所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郁达夫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以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见之于文坛。他赞同“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但与鲁迅在小说中以“我”为主人公深入其境描述人物和事件的现实主义手法不同，郁达夫在小说中往往以“我”为主人公，运用浓郁的抒情笔调，进行大胆的自我暴露和率直的自我表白，“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沉沦》中的小说《风铃》、《怀乡病者》、《茑萝行》以及《还乡记》、《还乡后记》、《离散之前》等篇，都带有“自叙传”性质。有些不以“我”为主人公而“我”在其中。写于1923年的《茑萝行》，是作者返国初期生活的记录。小说运用给妻子书信的形式，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穷苦知识分子艰难的生活处境和痛苦迷惘的思想情绪，感情浓郁，文词凄切，表达了喘息在重重经济压迫下人们的共同心声。为回答胡适等人的无理攻击而写的历史小说《采石矾》，借清代诗人黄仲则的形象寄托作者对邪恶势力的愤懑和抗议。同郭沫若的诗歌中那种明朗、激昂、乐观的调子不同，郁达夫的小说往往谱出一曲曲灰暗、沉重、凄凉的哀歌。这种基调之所以形成，除了作者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性格外，也由于他接受了中外富有感伤色彩的文学的影响，特别是清朝诗人黄仲则和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及某些“世纪末”文学思潮的影响。
尽管郁达夫作品的主要基调是感伤色彩浓重的浪漫主义，但随着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体验日益深入，作品中现实主义因素不断增强。《寒灰集》中的一些短篇就是这样。《春风沉醉的晚上》通过穷愁潦倒、卖稿度日而灵魂空虚卑琐的“我”，同在苦难中顽强挣扎的心地纯洁、性格坚强的烟厂女工陈二妹的形象相对照，歌颂了女工美好的心灵，朴素的反抗精神，暴露了现实环境的丑恶，也嘲讽了“可怜的无名文士”的软弱无能。《薄奠》是一曲人力车夫的挽歌。这个善良本分的劳动者终日辛勤劳动，幻想能买上一部车，但买车的愿望终成泡影，人也在重压下死去。对车夫满怀同情而又无能为力的“我”，只能以纸糊的洋车表示“薄奠”。《微雪的早晨》写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悲惨故事。这些小说描绘了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物形象，对罪恶的旧社会进行了控诉，作者自己认为“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小说不仅表明作品现实主义因素的增长，而且标志作者写作技巧的日益成熟。写于《微雪的早晨》之前的《过去》，虽然从艺术技巧上看确是圆熟之作，人物的描写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但慨叹青春和爱情的逝去，思想格调远不如这3篇。30年代初写的《迟桂花》、《瓢儿和尚》、《迟暮》等篇，文笔舒徐清澈，形象新鲜亲切，但赞美隐逸生活、表现迟暮心境，同那时风波浩荡的社会现实的距离就远了起来。
郁达夫在小说中往往赤裸裸地描写“性变态心理”，把性爱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使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除了感伤之外又带上某些颓废色彩。从短篇小说《茫茫夜》到中篇小说《迷羊》都描写青年青春期性的苦闷以及狎妓生活。即使以描写女工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也不乏变态性心理的描写。这些描写固然同作品中主人公愤世嫉俗、追求个性解放有联系，但用自然主义手法描写性爱、肉欲，势必削弱以至损害作品积极的思想内容，如中篇小说《迷羊》，从作品情节看，作者原意在写一个青年女伶在悲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倔强性格，但小说却以主要笔墨描写那个“迷羊”似的青年获得性爱的欢乐和失去性爱的悲伤，这样便削弱了小说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小说之外，郁达夫还写了很多散文，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的不少小说，笔调俊逸，近似散文。他的散文，文笔优美，感情真挚，“充分的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社会里的苦闷心怀”。《寒灰集》中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悲愤激越，呼唤青年对恶势力进行叛逆和反抗。《断残集》中“琐言猥说”编中20多篇短文，议论时事，讽喻政治，条理清楚，别有情致。但他的游记散文却更有特色。《屐痕处处》中的文字，以清婉的笔墨，描绘平林沃野，水光山色，寄托作者情怀，间有弦外之音。偶尔插入旧诗，意境更见深远。例如《钓台的春昼》是一篇美丽的游记，夜探桐君，朝发富春，沿途景色，写来十分动人。文中插入旧体诗，使感慨愈益深切：把写景状物同寄托忧国忧民的情怀结合起来，是郁达夫游记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也给游记文学这一传之已久的文学形式添上了时代的色彩。
在创造社作家中，郁达夫经历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最为曲折。他随着“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步伐，政治上思想上不断地前进，但时有曲折和反复。他不满新旧军阀的统治，撰文痛斥过蒋介石的叛变，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但在激烈的斗争中时时回顾，过了几年隐逸生活。1935年写作的最后一篇小说《出奔》（中篇），直接表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主题。尽管郁达夫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存在种种曲折和矛盾，但“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始终保持了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高尚而忠贞的品德。1938年，他应郭沫若邀请赴武汉参加抗日工作，随后辗转到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积极投入当时华侨抗日进步活动，主编进步报刊。1945年9月在苏门答腊的武吉宜丁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秘密杀害。从《沉沦》中发出“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的热烈呼喊到在南洋被害，郁达夫的一生谱写了一曲令人悲愤、促人奋起的爱国主义的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