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生命
是啊！就这样在这些熟悉的气氛与气味之间过完我的一生吧。让我们从复杂曲折的世界里脱身，一起把这样的夜晚献给那极明净又极单纯的绘画吧。
席慕蓉
一
我站在月亮底下画铅笔速写。
月亮好亮，我就站在田野的中间用黑色和褐色的铅笔交替地描绘着。
最先要画下的是远处那一排参差的树影，用极重极深的墨来勾出它们浓密的枝叶。在树下是慢慢绵延过来的阡陌，田里种的是蕃薯，在月光下有着一种浅淡而又细致的光泽。整个天空没有一片云，只有月色和星斗。我能认出来的是猎人星座，就在我的前方，在月亮下面闪耀着，天空的颜色透明又洁净，一如这夜里整个田野的气息。
月亮在我的速写本上反映出一层柔白的光辉来，所有粗略和精密的线条都因此能看得更加清楚，我站在田里，慢慢地一笔一笔地画着，心里很安定也很安静。
家就在十几二十步之外，孩子们已经做完了功课就要睡觉了，丈夫正在他的灯下写他永远写不完的功课，而我呢？我决定我今天晚上的功课要在月亮底下做。
邻家的狗过来看一看，知道是我之后也就释然了，在周围巡视了几圈之后，干脆在我的脚旁睡了下来。我家的小狗反倒很不安，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肯回家，所以它就一会儿跑回去一会儿又跑过来的，在蕃薯的茎叶间不停地拨弄出细细碎碎的声音。乡间的夜出奇的安静，邻居们都习惯早睡，偶尔有夜归的行人也只是从田野旁边那条小路远远经过，有时候会咳嗽一声，声音从月色里传过来也变得比较轻柔。
多好的月色啊！满月的光辉浸润着整块土地，土地上的一切的生命都有了一种在白昼时从来也想像不出的颜色。这样美丽的世界就在我的眼前，既不虚幻也非梦境，只是让人无法置信。
所以，我想，等我把这些速写的稿子整理好，在画布上画出了这种月色之后，恐怕也有一些人会认为我所描绘的是一种虚无的美吧。
我一面画一面禁不住微笑了起来。风从田野那头吹过，在竹林间来回穿梭，月是更高更亮了，整个夜空澄澈无比。
生命里也应该有这样一种澄澈的时刻吧？可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只是一笔一笔慢慢地描摹，在月亮底下，安静地做我自己该做的功课。
二
对着一班19～20岁，刚开始上油画课的学生，我喜欢告诉他们一个故事。
这是我大学同班同学的故事。我这个同学有很好的绘画基础，人又认真，进了大学以后发誓要沿着西方美术史一路画下来，对每一个画派的观念与技法都了解了并且实验了之后，再来开创他自己的风格。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画出真正扎实的作品来。
一年级的时候，他的风景都是时尚的，二年级的时候，他喜孜孜地向我宣布：
“我已经画到野兽派了！”
然后三年级、四年级，然后教书，然后出国，很多年都不通音讯，最后得到的消息是他终于得到博士学位，成为一个美术史与美术理论方面的专家了。
我每次想到这件事，都不知道是悲是喜。原来要成为一个搞创作的艺术家，除了要知道吸收许多知识之外，也要懂得排拒许多知识才行的啊！创作本身原来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排他性。
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就是在某一方面的表现能够达到极致的人，而因为要走向极致，所以就不可能完全跟着别人的脚步去走，更不可能在自己的一生里走完所有别人曾经走过的路。在艺术的领域里，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极致，就需要先明白自己的极限，需要先明白自己和别人不尽相同的那一点。
因为不尽相同，所以艺术品才会有这样多不同的面貌。像布朗库西能够把他的“空间之鸟”
打磨得那样光滑，让青铜的雕像几乎变成了一种跃动的光与速度。而麦约却要把流动的“河流”停住，在铅质的女体雕像里显示出一种厚重的量感来。毕沙洛的光影世界永远安详平和，而一样的光影在孟克的笔触里却总是充满了战栗和不安。
每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走到极致的时候，就好像在生命里为我们开了一扇窗户，我们在一扇又一扇不同的风景之前屏息静立，在感动的同时，也要学会选择我们所要的和我们不得不舍弃的。
三
当然，有些人是例外，就好像在生命里也常有些无法解释的例外一样。
在美术史里，有些例外的艺术家，就像天马行空一般地来去自如，在他们的一生里，几乎就没有所谓“极限”这一件事。
像对那个从天文、数学到物理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达芬奇，我们该怎么办呢？
也许只能够把他放在一旁，不和他比较了吧？不然，要怎样才能平息我们心中那如火一般燃烧着的羡慕与嫉妒呢？
四
我相信艺术家都是些善妒的人。
因为善妒，所以别人的长处才会刺痛了自己的心；因为善妒，所以才会努力用功，想要达到自己心中给自己拟定的远景。
因为善妒，所以才会用一生的时光来向自己证明——我也可以做得和他们一样好，甚至更好。
不然，美术史里那些伟大的感人的作品要怎样来解释呢？为什么会有人肯把生命里面最精华的时光与力量，放在那些好像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东西上面去呢？
当然，你也可以说，创作的欲望来自人类内心的需求，是一种最原始也最自然的呼唤，我也完全同意。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创作的过程里，如果发现有人远远地超过了我们，在那一刹那，像是有火在心里燃烧的那种又痛又惊的感觉，对我们其实是并没有坏处的。
因为，只有在那种时刻里，我们才能猛然省悟，猛然发现自己的落后是因为没有尽到全力。
把海浪掀激起来的，不就是那种使海洋又痛又惊的疾风吗？
五
也喜欢那些安静地埋首努力着的艺术家。
在他们一生的创作过程里，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发现与自我的追寻。
一个艺术家也许可以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他无法欺瞒他自己。因为，不管群众给他评价是什么，他最后所要面对的最严苛的评判者，其实是他自己。
所以，当一个艺术家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时候，他的面容自然会平和安详，谈话间的语气也自然地会缓慢和从容起来。
每次和他们在一起，我心里都有种羞愧不安的感觉，和这些人相比，我是怎样的无知和急躁啊！
喜欢和他们一起画画，有时候是在一个市场的三楼，小小的画室里有着温暖的灯光和温暖的关怀。有时候是在闹市狭窄的巷弄里的一间平房，光洁古老的地板上隐约看出一些油画颜料留下的色点。
在这些画室里的艺术家都早已进入中年，却仍然安静地在走一条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走了的路。我每次走进画室时就会有一种触动，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迎接我时的天真的笑容，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脸颊上深深的纹路，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花白的鬓角，有时候是因为画室中央那一把春天的花束；而更多的时候是因为画室里那一处亲切熟悉的气氛，混合着画布和亚麻仁油以及颜料的淡淡气味，朝我迎来。
是啊！就这样，在这些熟悉的气氛与气味之间过完我的一生吧。让我们从复杂曲折的世界里脱身，一起把这样的夜晚献给那极明净又极单纯的绘画吧。让我们走入心灵的最深处，在茂密的森林里寻找各人自己原来该有的面貌。
然后，在这样一个共聚的夜晚之后，带着画完或者没画完的作品，带着一颗安静而又微醺的心，我们在星光或者月光之下彼此轻声道别。
然后，再走进闹市的崎岖巷弄里，再开始重新面对另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在别人眼中也许是成功也许是失败的自己。
而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不是吗？如果在我们心里有一座茂密的森林，如果我自己知道我正站在丛林中的那一个角落，那么，这人世即使是崎岖难行，又能影响了我多少呢！
人的自由，在认识了生命的本质之后，原该是无可限量的啊！
说不完的话，走不完的路
其实，我们都在奋斗，为着自身的价值在抗争，为了自己的梦想在拼搏。
胡建国
在我的相册里，有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和同室的两位好友小应和阿蒙最后一次郊游时拍的合影，照片上的我们簇拥在一起，打着胜利的手势，夕阳把我们年轻而纯真的面庞映得通红通红。在我们的身后，是一片刚刚吐出绿叶的小青杨树，和几道飘浮在天边的绚丽晚霞，在这张照片的右上角，还印着一首小应抄写的小诗：
现在可以走了拿着圆钝的镰刀走向我们的田野走向麦田尽头无边的草原我们就这样浪漫地告别了最快活的校园生涯，各自踏上不同的人生之旅。阿蒙是四川人，他的一个姑妈在香港，据说愿为他留学提供担保。为了复习托福和联系学校的方便，阿蒙随意在市郊找了一家小厂做接收单位。小应则分去了北京，他是河南人，父母都是平民百姓，能奋斗到今天的地步，用他的话说，已经很满足了。三人之中，算我的生活最为动荡，一毕业我就自己跑来了特区，为此连能保证我未来生活的公职也丧失了，作出这种决定的勇气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我至今也就不清楚。
毕业五个月以后，我收到小应的来信，他说他好羡慕我，虽然生活不安定，但却活得自由，活得潇洒，不像他，整天得夹着尾巴做人。不过他承认领导对他挺重视，除安排他与别人一起搞一个科研项目外，还让他兼职做宣传工作。小应还告诉我，他可能要结婚了，如果不出意外，老婆应该是化学系那个叫做雨婷的云南姑娘。
看完小应的信，我的心中一片茫然。毕业不到半年，小应的生活态度就有如此大的变化，确是我所料不及。那个雨婷我认识，是个留着幸子式短发的小姑娘，那时她读本科，小应是她们班的辅导教师，她常来研究生大楼找小应，若是小应不在，她就一个人坐在小应的床边静静地看书。小应对她的态度却是不冷不热，在她看来，雨婷太小，思想太肤浅，无法和他有什么沟通。然而现在，这个小姑娘那么突然就要成为他的妻子了，怎么也想不通。
不久，小应从北京给我拍来了电报，说他已经和雨婷领了结婚证，并希望我能参加他的婚礼。当时，我所在的公司正好有一批业务要在北京办理，在我的请求下，公司终于同意派我去。临走前，我给小应寄了500元钱，并到国贸买了件做工很精致的乳白色玻璃花瓶，我知道小应喜欢情调，用花瓶配上紫色的郁金香作为他的结婚礼物，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没想到在北京机场接我的竟是阿蒙。他告诉我，他已经收到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谁知现在出国又有了新规定，办护照时遇上了麻烦，那位姑妈听说要花钱，便以种种理由为借口加以推脱。他这次来北京，一来是为了小应的婚礼，二来也想找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借钱。说到最后，阿蒙苦苦地笑笑，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见到小应时是在他的新居里，说是新居，其实不过是间不到30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当时小应正光着膀子在粉刷墙壁，他那副消瘦而憔悴的面庞使我怎么也无法和昔日英俊年轻的小应等同起来。看到了我，他将手中的刷子一扔，然后把手往裤上擦擦，不好意思地笑笑：“你看，我忙着布置家，也没时间去接你。”他说话的时候，一个烫着卷发，扎着围裙的姑娘走了进来。“雨婷，你看谁来了。”小应指着我说。雨婷？他就是雨婷？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我印象中的雨婷只是个小女孩，而眼前的她却分明是个小妇人！小应似乎看出了我心事，他撩了撩雨婷的头发笑道：“看这一头花卷，叫她别烫发，偏不听，现在好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在我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小应和雨婷举行了婚礼。所谓婚礼，其实就是在他们的新居里办了一桌酒席，好在他们也没有什么家具，十多个人挤一挤还是可以坐下的。参加的人除了我和阿蒙外，还有几个小应的朋友。那天的菜全部都是雨婷自己做的，煤气炉在走廊里，她满头大汗地来回跑，我忍不住要去帮忙，小应却拉住我说：“让她忙好了，这事女人不干，谁干？”想不到雨婷的菜做得真是很好吃，大伙儿赞不绝口。小应得意地搂着雨婷说：“将来我要失业了，就到广东，不，到美国去开个中国美食店。阿蒙，到时你的学费全包在我的身上！”阿蒙笑道：“别吹牛，你连炒鸡蛋都不会，还开什么店？”“有我老婆呵，到时就让老婆养我，是不是，雨婷？”“看你。”雨婷娇嗔地拍了小应一下，大伙都笑了。后来，不知是谁打开了录音机，里面传出了萨克斯管奏出的优美的音乐。“小应，你和雨婷跳个舞吧。
”我提议道。“好！”小应一口应承，然后搂着雨婷，随着音乐的节拍，在狭小的空间里慢步，很快他们就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深深地融进了萨克斯管的浪漫之中。雨婷把脸紧紧地贴在小应的肩头，昏暗的灯光下，我似乎看见有一行晶莹的泪珠顺着她的面颊流过，滴到小应的肩上。舞曲终于结束了，我悄悄地走出宿舍大楼，面对夜色深深地舒了口气，当时四周静悄悄的，只有一轮弯月默默地在浩瀚的夜空中随着浮云摇曳。不知过了多久，我似乎觉得身后有人，回头一看，竟是小应。他红着脸冲我笑笑，然后轻声说道：“你送的那个花瓶，雨婷很喜欢，她让我谢谢你。”说着，他又掏出一个纸包，“但这500块钱我们不能要，你都看到了，我们不需要什么摆设的，再说，这钱是你辞了公职换来的，我真的不能要。”
“小应，”我握住他的手说，“我知道我们活得都很累，但这也是我惟一能帮助你的事，如果这点你都不肯收下，那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小应没再说什么，默默地把钱收了起来，过了良久，才忽然怅然地叹了口气说：“那天雨婷来北京找到我，说她是边缘省份的，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就得分回去，当时我只是想帮她，谁知那天晚上——你是知道的，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人，工作又那么不顺心，我好孤独，真的我当时好孤独……”
三天后，我离开了北京，也就再也没见过小应和雨婷了。我给他去了几封信，也再没收到他的回信。只是从一些同学朋友处断断续续得到一点他的消息，说小应已经辞了职，待在家里没事做，给一些小报写写诗；还说他脾气变得很坏，经常和雨婷吵架，雨婷受不了，跟人跑了。我不愿相信这些谣传，一连给小应发了好几封信，但都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直到后来，我遇见了阿蒙。
那天早上，天下着小雨，我刚到公司，忽然接到阿蒙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已经办好了一切出境手续，现在在罗湖海关，希望能在离国前和我见上一面。天上仍下着小雨，飘飘洒洒地落了下来。淋湿了阿蒙的头发，他的脸上全然没有我想像中的那种兴奋和狂喜。他说，小应和雨婷已经离婚了。“那小应现在在哪里？”我急切地问。阿蒙摇摇头说：“没有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