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说：“华胥履迹、怪生皇牺。”“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山海经·海内东经》）按《山海经·西经》华胥国在‘穷山’之南，‘穷山’即崆峒山，华胥国属当今华亭县，‘穷山’之南，华胥国之北，弁州之西（西王母山）是轩辕国。”就是说轩辕国就是今天平凉市崆峒区境内。从传说推测得知黄帝在平凉活动的时间可能较长，特别是统领伏羲神农之后又在平凉泾河谷建城池，这样他不会很快离开这里的。《庄子·在宥》云：“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故往见之，曰：‘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南怀瑾在他的《禅宗与道家》一书中还说：“黄帝遍学各种学问，最后西上甘肃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黄帝的功业是起源于黄河平原的东方与北方，而他的文化学术思想主要是得之于西北高原的系统。所谓广成子，是道家供奉的上古神仙，究竟有无其人，姑且不谈，然而道家人物的名号也和佛家菩萨的名号一样，往往各号是代表一种内容的，那么广成子，便是集中国文化大成的意思。”
“昔黄帝东到青丘，过冈山，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以劾召万神；南至负陇，荫建木观百灵之所登，采若乾之华，饮丹峦之水；西见中黄子，受《九茄之方》；过崆峒，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北到洪堤，上具茨，见大隗君、黄盖童子，受《神芝图》；还陟王屋，得《神丹金诀记》；到峨嵋山，见天真皇人于玉堂，请问真一道。”（晋葛洪《抱朴子内篇》之《地真篇》、《极言篇》）。
可以看出轩辕黄帝称帝以后，以天下为己任，以国计民生为根本，以发现创造为业绩，以强国富民为目的，四方求学，八面访贤，欲集天下之大智，上古之大德，汇集天下真“道”，为民服务。千百年来，华夏民族之所以如此崇拜、敬仰、尊奉、祭奠他，并把他神化是不无道理的。
三、道教文化大放异彩
崆峒山饮誉海内外，不仅基于其美丽的自然风光，主要基于其承载并孕育了华夏远古文明，它是博大精深的道家思想和窈玄的道教文化的母体。黄帝登临平凉崆峒山向广成子问道，这一历史传说，把平凉崆峒从海内其他崆峒的群体中分离了出来，把平凉崆峒山从华夏远古文化的七彩宝塔的底层推到了塔尖，使其形象更加峻伟高大、更加光彩奇异，令人敬畏，乃至高山仰止。
从大量的文史资料和大地湾遗址、平凉安国东沟遗址出土的彩陶可知，远古崆峒山作为西部文化的标志，它的内涵是以“雄秀甲天下”的美丽景观为载体，以崆峒氏族和轩辕氏族的活动为主动脉，以博大的“道”文化为血液，来滋养、塑造了这座雄壮豪华而富灵性的母体建筑。崆峒道文化要从广成子说起。研究表明，广成子先于老子。也就是说广成子在华夏道家文化创始人老子的前面就已经出现。广成子究竟有无其人，至今没有可靠翔实的资料证实，但作为一种广成子文化现象是无可争辩的。本文前面已经用了大量的笔墨阐述了远古空同氏族、轩辕氏族及伏羲、炎帝、黄帝在这里的大量活动和文化发祥的史实，足以表明在老子前面，道教文化已经形成，至少正在孕育、萌芽或雏形。我们知道一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或一种文化思想的建立，不是某一个人闭门造车、孤军作战所能完成的。它是集一个时代，几代人或成千上万个劳动者艰苦实践形成的智慧结晶。
老子《道德经》的面世，说明华夏道家思想已经完整的形成了体系，人类道德论有了开山之作。道家思想的形成要上溯到八卦、 《周易》。道家崇尚宇宙，强调人和自然和谐，尊重客观规律，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因而老子被誉为“东方巨人”、“中国和世界第一哲人”。那么什么是道家，什么是道教，两者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又有什么不同？著名道教文化学者谢路军先生的《中国道教源流》序言中说到：“究竟哪些内容属于道家，哪些内容属于道教，是个不易说清的问题。这种局面的出现绝非偶然。因为道家与道教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两者有共同尊奉的对象和经典。道教奉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为‘太上老君’，作为自己的教主。唐高宗为崇道教，甚至把老子追封为‘太上玄元皇帝’。”道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庄子，也被道教尊奉为“南华真人”。《老子》、《庄子》二书也被道教作为基本经典，分别称为《道德真经》和《南华真经》。这样，道教与道家就有了共同尊奉的对象和经典。仅从这一外在形式来看，就足以使人们把道教与道家连在一起了。道家和道教都承认神、帝、鬼的存在。老子认为“道”存在于“帝”之先，庄子也有“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说。他们都把神、帝、鬼置于“道”之下，但毕竟都是存在的。道教则发展了神仙鬼怪思想，并产生了一整套完整的神仙谱系。但道教仍然是把“道”放在重要位置，认为一切神鬼都是依道而尘，由道而显；一切神仙鬼怪都属于“三清”之下。欧美汉学家以“早期道家”、“哲学的道教”以表示先秦老庄，后者则称为“新道家”或“宗教的道教”。
我们知道：先秦时，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阐发“道”的思想，谓之“道家”，是一种哲学学派。至东汉末年，“道”的阐发以宗教的面目出现了，谓之“道教”。两者的区别是不容置疑的。不论是道家或者道教，它们都是一种文化，都是一种具有深刻思想体系的远古灿烂的文化。“道教形成于东汉时期，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道教的教理教义，承继了东方伟大圣哲老子的道家学说，蕴含着睿智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道教与中华古老文明浑然交融为一体，而又独具自己的风骨与特色。”（谢路军：《中国道教文化源流》。）
崆峒山道教文化源远流长，按老子“道在帝先”的说法，至少在三千年以前就有了道家思想的萌芽。黄帝时代，“初黄帝访道崆峒，广成子授以至道而得跨龙飞升”。黄帝博学勤奋，求学若渴，求道心切，他自己学道、求道，并把道视为治国平天下的纲常法令。周、秦时，相传老子西登崆峒问道，并著《道德经》，使“道”有了第一个文本，道家思想形成了系统。汉、魏时，汉武帝数次西巡崆峒，可以想象他不单单是为了赏览崆峒自然风光的，肯定是为探幽寻“道”而来，因为东汉时，道家思想已经深入为宗教现象并顶礼膜拜。隋、唐时期，道教文化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隋帝既信佛教，对道教也加以扶持和利用；唐朝，崇尚道教，高祖李渊为了抬高李氏皇家社会地位，神化其统治，自称是老子的后代，以道教为家教。宋、元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统治者对道教崇奉扶植，道教进入了一个发展变革的新时期，使之儒、释、道三教融合。修持方法发生根本转变，内丹学的创立和成熟是道教史上最大的事。明朝“扬正一抑全真”，使正一道逐渐兴盛。明代韩王在平凉建王府、崇道扶教、倡行道场、修缮道观、奉行斋醮祈禳、宠信道徒方士、酷好炼丹，加之张三丰自武当登崆峒、结草庐而居，修炼丹道，并著《大道论》、《玄机直指》、《道言浅说》、《玄要》篇等。清代，虽国之贫弱，战乱频频，然道教一派中兴，加之仙学的兴起，仙道为一，为道教增添了新的内涵。
道教最能反映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特点。鲁迅先生说：“中国根祇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致许寿裳》。）日本学者洼德忠致力于中国道教研究五十余年，他在《道教入门》一书的前言《致中国读者》中不无感慨地说：“我认为要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最有效的手段是研究中国固有的道教。”
崆峒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建设崆峒必须了解崆峒、熟悉崆峒的历史源渊。本文以探源之旨，抚今追昔。“守白知黑”，愿使古老的崆峒历史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不竭的有用资源！
作者：刘亚明，平凉市崆峒政协副主席
刘启文，陕西科技大学教师
汉唐辉煌中的崆峒文化
陆春潮
随着近年来崆峒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汉唐辉煌中的长安文化和崆峒文化的生成、发展及其盛衰与共的关系。研究崆峒文化离不开对其影响极大的汉唐辉煌和与其关系极其密切的长安文化。
一、长安文化对崆峒文化的影响
研究崆峒文化要从时空观念上廓清迷雾，时间上要上溯至周秦。史学家翦伯赞引《国语·周语》说，穆王时“犬戎氏以其职来王（犬戎族来向穆王纳税称臣）；周穆王还强徙一部分犬戎于太原（今平凉、镇原一带）”。地域上要广阔。比如西汉时的安定郡，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固原。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景泰、靖远、会宁、平凉、泾川、镇原及宁夏中卫、中宁、同心、固原等县市。
长安（西安）是中国历史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也是世界上建都历时最长的古城，长达1100年。是当时中外文化、经济、政治交往的枢纽和中心。夏鼐先生讲过：“西安（长安）是中国考古历史永远的首都。”这应当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平凉离长安300多公里，没有险山恶水阻隔，即使是在汉唐时代，交通也是比较发达。古城长安和孕育了崆峒文化的平凉，环境、气候、降水、山川、物产、语言、民俗大致相同，古今均系同一语系。长安携领整个关中，也惠泽与京畿接壤的平凉山川人民。长安是古代交通、信息的中心，是周、秦、汉、唐为代表中最强势王朝建都所在。长安孕育体现了中国古代优秀的管理思想、管理人才和管理实践，出了一大批政治、经济、军事奇才。在千年帝都史上，仅长安籍的宰相就有65位。出了卫青、霍去病等世界著名的军事家，开创人类纪年史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
长安的雄厚历史，恢弘气魄，将彪炳史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中永远有长安。长安文化与崆峒文化有着共同的盛衰荣辱。长安文化是各种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汇而成的。以本土的周秦文化为基础，广泛吸取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和中原的魏韩文化，甚至少数民族及域外的各种文化。而崆峒文化因其地缘和血缘关系，吸收了长安文化丰富的营养，使其变得广博而丰富，深沉而浑厚，博大精深。
东汉末年，在平凉出现了非常有名的梁氏家族和皇甫家族，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梁冀（？—159）东汉安定乌氏（甘肃平凉人），字伯卓。其两妹为顺帝、桓帝皇后。初继其父梁商为大将军。顺帝死，他先后立冲、质、桓三帝，专断朝政几十年。执政期间，骄奢横暴，所起苑囿方圆近千里，并强迫人民为奴隶，称“自卖人”。梁太后、皇后先后死。公元159年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五人定议，诛灭梁氏，他被迫自杀。东汉政府没收其财产，卖得三十万万钱之多。梁冀开了外戚干政的先例，导致黄巾起义，东汉的灭亡，酿成了后来的五朝十六国的纷争局面。其先祖梁统、梁商也是东汉极其显赫的人物。
皇甫嵩（生卒年不详）东汉安定朝那（甘肃平凉）人，字义真。灵帝时任北地太守。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东汉政府以他为中郎将，与朱俊率军镇压，在颖川为起义军首领的波才所败；后来他又在东郡、陈国、广宗、下曲阳等地镇压起义军。后任冀州牧，封槐里侯。他在此后奏请朝廷将一年田租以赡养饥民。 老百姓唱道：“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他温恤士卒，甚得众情，为人爱慎尽勤。
梁鹄（生卒年不详），东汉书法家，字孟皇，安定乌氏（甘肃平凉）人，灵帝时，以善于书法，任选部尚书。后附刘表，再归曹操。曹操很喜欢他的书法，曹魏宫殿上的题字，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比晋时书法家王羲之出名早许多年。
研究崆峒文化不能不重视大汉历史上的梁氏家族、皇甫家族。
二、丝绸之路与崆峒文化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和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把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而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平凉或陇西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然后到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北非。平凉是丝绸之路的第一站，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汉朝成功地打败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进驻天山南路。张骞的凿空和甘英的远行，使东西方世界直接联系起来，这是时代英雄的创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结果使得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响。此后，任何文明的发展不再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了。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汉代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曾因为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而一度中断。然而文明的发展，势力的扩张，商业民族的活跃，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的依存关系，使得东西方的精神与物质文化两千多年来从未断绝。有一条规律可看出，凡是平凉政治安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丝绸之路就通畅，反之，则丝绸之路就凋敝，人民生活就困苦，这是崆峒文化对丝绸之路的重要贡献。
进入唐代，随着国力的增强，长安文化和崆峒文化也进入了辉煌的时代。在唐王朝，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汇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王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西域诸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地区内的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通畅无阻，当时的长安文化交流也是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着、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伊斯兰教也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大城市，如凉州、号称十万家的平凉也进入了辉煌的时期，这从崆峒山庙观的繁盛就可见一斑。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化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而崆峒文化也以其独特的魅力丰富了长安文化、中原文化。
三、唐王朝强大的军事基础支撑
“世传崆峒勇”，“空同之人武”。（勇：勇敢、坚强、刚毅。）中华传统文化对“勇”赋予了丰富内涵：“持节不恐谓之勇”、“持义不掩日勇”、“投身为义日勇”、“知死不避日勇”、“悬命为仁日勇”、“弃命为仁日勇”、“胜敌壮志日勇”。“勇”，就是要敢想、敢干、敢闯，敢于创新，敢于开拓，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实事求是，一言蔽之；“勇”就是勇敢果断，徇义不惧，刚健不屈。崆峒文化孕育的这种自强不息、英勇顽强的刚毅精神，是中华民族饱经磨难、历久弥新、愈挫愈勇、愈挫愈奋的不竭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