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型与区域经济成长
一、转型经济学兴起的区域背景
20世纪人类在经济上的最伟大制度实践就是计划经济由兴到衰的演变。围绕这一过程，在经济学上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
（一）转型经济学的兴起
转型经济学就其理论渊源而言，可以说是马克思生产关系的变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新综合，其中，也包含着对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理论的新发展，但最直接的源头还应该是比较经济学的理论。
一般认为，比较经济学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奥斯卡·兰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冯·米塞斯等关于社会主义的大争论。显然，这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欧亚大陆的建立是分不开的。但这场争论的中心是计划经济能否在理论上成为可能，并没有过多地涉及经济体制的比较问题。
早期的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将世界上的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对其在经济制度的基本层面上进行比较分析。作为以“主义”的比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比较经济学，虽然不以转轨问题为中心，但由于是对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所有经济制度的比较，因此，可以说它是转轨理论的主要渊源之一。并且，由于研究对象的区域差异较大，“主义”比较研究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像地域特色、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这些区域特征。
由于“主义”比较的研究采用的是“宏大叙事”的手法，不能对不同经济制度中具有特殊的经济功能的组织安排的不同表现给出具体的解释，它被更符合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所替代就成了必然。埃冈·纽伯格和威廉·达费在《比较经济体制》一书中完成了对经济体制进行静态分析的方法论创新，他把经济体制解释成为是在生产、消费和分配等三个基本领域作出经济决策的一种机制，由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三个组成部分构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加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已不复存在。但转轨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却给经济学提出了原有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一是斯提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提出的对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概念的错误理解问题，说明在对市场机制的理解上，误解不仅来自于对计划的错误理解，更多的是来自对市场的错误理解；二是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内涵的重新认识问题，即对制度的误解。正如道格拉斯·洛思所言，市场制度能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的效率，但“支配着我们操作方式的结构是由正式规则、行为的非正式标准以及他们的实施特征所组成的。所有我们能快速改变的东西是正式规则，我们不能改变非正式规则，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转轨经济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原来支撑市场经济的“产权”、“竞争”，如果离开了与之匹配的交易机制的完善，都不过是一些神话。于是借助于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交易规则的演进进行深化就成了转轨经济研究的重点，目前的基本结论是交易规则的演进是一个自然演化过程同人为设计过程的互动过程。但无论是在自生自发秩序的演进中，还是在人为设计的规则的演变中，一方面制度的表层有趋同的现象，另一方面，制度在具体层面又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制度变迁中的约束条件所致。作为提高人们的行为和合作效率的一种装置，制度变迁必须同具体的经济增长过程相结合。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制度安排要同具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必然导致制度变迁具有区域特征；作为人们应付不确定性的一种手段，制度的良好运行必须要得到意识形态的支持，而意识形态的地域差异必然要影响到制度的具体安排。
（二）关于转型路径的选择
目前处于主流的经济转型理论，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激进模式的转型（也被称为大爆炸理论或休克疗法）；另一种是渐进或被称为增量模式的转型。大多数转轨国家选择了前一种转轨路径，中国是个最大的例外，中国以独特的方式走上了后一种转轨之路。
对于两种转型路径的优劣，目前的转轨经济学并没有形成共识。斯蒂格利茨是渐进模式的鼓吹者，他把“激进”转轨路径失败的原因（导致经济增长的长期衰退）归纳为经济学原理同实际的脱节，用教科书来指导实践；混淆了手段和结果，使转轨与转型、经济增长与体制创新不匹配。对于中国渐进模式的肯定，斯蒂格利茨以经济史角度进行了横向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中，中国的增加值占其总量的一半；如果把中国的每一个省作为单列的经济区域，过去20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前20个地区都在中国。激进模式的倡导者萨克斯认为，中国的转型是从甘蔗最甜的一头开始的，改革在开始阶段回避了最棘手的一些问题，所以，中国的改革路径没有宪政改革的支撑，缺乏可持续性，未来将面临更大的困难。而东欧和苏联的转型，国家在市场化改革以后，重工业部门普遍出现的滑坡现象，不过是新兴非国有部门获得经济增长的一个准备期，因此，改革初期出现一定时期的负增长是正常的。由于这类转型国家在转轨开始就解决了最为棘手的产权和政治体制问题，未来的前景将比较乐观。由此可见，关于转型路径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两个重点来进行，一是转型起点的差异对路径选择的影响；二是宪政问题，即转型中的路径依赖以何种方式才能使转型被锁定在正确的道路上。
我们知道，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在转型前的国情有很大差异，改革前的俄罗斯主要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农村居民的比例为26％，农业在GNP中比重为17％左右，工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45％、50％，人均GDP不低于5000美元，属发达国家。转轨前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人口超过80％，农业创造的GNP为35％以上。人均不超过250美元，属发展中国家。
如何看待转型起点在转轨路径选择中的作用？激进模式的倡导者一般把转型路径同经济的长期增长作为两个不同的问题来看待，这样，不仅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原因被重新解释的同时，而且渐进模式的普适性也被降低。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低收入农业部门，有利于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增长的真正原因，就是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部门迅速向生产力较高的非国有部门转移。非国有部门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原有体制外突破性地发展，就是因为中国国有部门所雇佣的劳动力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但在俄罗斯和东欧，农村劳动力比例较小，占经济比例很高的是国有部门，这意味着新兴非国有部门很难从国有部门吸收到劳动力，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充其量不过是亚洲四小龙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复制。
渐进模式的坚持者认为，转型的初始条件虽然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仅有这些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体制的平稳转型。他们认为，仅从体制的初始条件看，改革前的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这种战略会内生出大致相同的经济体制，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在资源配置制度、激励机制和宏观经济环境方面都具有相似的扭曲。因此，两种转轨模式的体制起点是大同小异。另外，激进模式的倡导者所使用的以要素投入（劳动力）的产业分布来衡量中国经济结构特征方法，并没有抓住转轨问题的要点，他们不但忽视了经济结构中的部门产出结构，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导致投入结构（劳动力结构）和产出结构偏离的体制根源，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两种转轨模式却有着相同的体制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