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财是华池县城壕乡城壕村人。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张振财热烈响应毛主席和边区政府的号召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带头搞变工互助、开荒种地、驮盐。不到十天时间就开荒25亩，加上以前开的荒地，他一人种了98亩地。到了收麦季节，为了龙口夺食，他白天收，晚上背，曾六天六夜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人们敬佩地叫他“张铁人”。由于他的辛勤劳动，年终收获粮食13500多斤，人均产粮3375斤。他利用农闲时间，在定边驮盐，发动村上人办起了合作社，并且带头入股4100元边币。帮助合作社在志丹县（原保安县）做了两次生意，赚钱5万元（边币）。另外，他还无偿义务给政府种菜三亩，经常给村上困难户借粮、借工具、借牲畜和帮助他们种地干活，深受群众的欢迎。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这个翻了身的穷汉子，为了报答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村上组织了变工队并担任队长，组织大家讨论制定了“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保卫边区”的生产工作计划。经过一年的苦干，村上面貌大变。当时只有9户50多口人的城壕村生产粮食280石（每石合500斤），比上年增加113石，除过上交公粮等总支出外还余粮81石，做到了“耕二余一”。县政府为了表彰和奖励张振财热爱共产党、热爱边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特意给他奖励了一头耕牛。华池县委书记高伯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以《开荒英雄——张振财》为题，介绍了他的事迹。1943年11初，张振财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城壕村被评为边区模范村。张振财以个人和模范村代表的双重身份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被光荣地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同李富春、杨秀清、徐向前、王震、周扬等领导人坐在一起，他和申长林等劳动英雄的肖像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肖像高高挂在主席台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了他，毛主席专门和他谈起了变工扎工问题，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在这次大会期间，张振财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1944年12月，张振财又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仍被评为特等英雄，受到了大会的奖励：1945年，他被评为“支前模范”：194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城壕区四乡副支书。新中国成立后，他保持本色，1954年任城壕村高级农业社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批判，并被夺了权。后来他在城壕村的白杨山和驴尾巴梁开始栽种杨树、槐树、杏树和桃树等，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劳动、精心抚育，他在白杨山上栽植的杨树、槐树林木参天，在驴尾巴梁栽种的杏树和桃树果实累累。由于他在造林上的显著成绩，1977年，老英雄被评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年8月在北京参加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高隆清是华池县李良子乡马河村人，1936年入党。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他担任变工队队长，带头开荒种地，多打粮食，解决了5个村、30个困难户的吃粮问题，带动了边区生产，为巩固后方，支援前线，做出了重大贡献，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树立为劳动英雄。1942年11月，高隆清到延安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大会。毛主席亲手奖给了他一把镢头。解放后，高隆清担任生产队长，带领群众植树造林，村里的十座山头全部绿化。1978年，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9年出席了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表彰大会。
李文润是李良子公社党委书记，先进工作者。
封芝琴和张振财、高隆清、李文润在参加甘肃省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代表大会期间，除了开大会、分组讨论外，会议还安排他们参观了兰州的不少景点，同行的省上的不少领导亲切地和他们拉家常，问他们每个人的家庭经济情况，农村形势及吃粮穿衣等大大小小的事儿。高隆清老人非常激动，说这几年党的农村政策对路，加上老天帮忙，风调雨顺，所以收成格外好，一年收获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等。他说的是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也是实话。领导们听了很高兴。
开会返回时，这几位节俭惯了的老先进都觉得飞机票太贵，相约一块坐汽车回来。车票都买好了，在甘肃省测绘局工作的封芝琴的外甥女杨凤得知后，嫌坐汽车太慢，舅母身体又不好，硬是买了一张飞机票，让她又坐飞机回到庆阳。
精神不老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封芝琴面对一次又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始终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而今，已经八十高龄的封芝琴还在时时关心社会、关注时局，关注乡亲们的疾苦，关注着家乡的一草一木。回首自己走过的路，她和共产党、新中国，和寸步不离的家乡无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始终充溢着一种当家做主、终生无悔的自豪感和责任心。
封芝琴是华池县五、六、七、八次妇代会代表，第九、十、十一次妇代会特邀代表；华池县悦乐镇第四、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华池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华池县第一、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多次被县、镇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她的人生是那样的传奇，又是那样的普通，无论取得多少荣誉，她从没有觉得半点特殊。说她普通吧，她做出的许多事情却并非普通人能做到的，她认识很多上级领导，却从来没有找他们解决过自己家里的困难。即是在“文革”后期，她家的生活非常困难，都硬是咬牙撑了过来。但她却常常为了群众、为了乡亲们的事东奔西跑。一次，她参加生产队救济款评议会，大家都七嘴八舌，抢着发言，队长很不耐烦，不愿意听取群众意见。封芝琴很生气，她问队长说：“让群众讲话吧！毛主席不是都有指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嘛？”群众见封芝琴说话了，纷纷给队长提建议，队长终于采纳了大家的意见，那次的会议开的公正、公平，群众都很满意。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土地承包责任制还没有全面推开。她看到农民生活很贫穷，一年有好几个月没有粮食吃，花钱更是没指望。当地农民常说“现在不怕贼，怕客，贼来了能偷些啥？客来了，拿啥给客人吃？”封芝琴一听到这话就非常痛心。她主动地挨家串户地找农民讨论“责任制具体到啥程度为好？”乡亲们都说：“还是包给～家一户最好，这样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几年大锅饭磨洋工，出勤不出力可把人给磨苦了！”于是，封芝琴及时跑到县上向有关领导反映群众的这些呼声，提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一些老同志听了，担心她犯错误，封芝琴说：“刘志丹、毛主席在延安那阵子，还耕三余一、耕二余一，让老百姓有吃有穿。现在都解放三十多年了，农民却缺吃少穿，这难道不让人痛心吗？再不能让种粮的农民吃不饱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