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几十年来，我们党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发展繁荣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和贡献，因而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经过这样长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党在新时期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党的队伍的构成等等，都同过去大不一样了。在新的形势下，党内也经常产生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惰性的、消极的甚至腐朽的东西逐渐滋生起来，从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严重侵蚀着党员、干部队伍，影响着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增强和党同群众关系的加强。这些年来，虽然我们始终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也不小，但党员领导干部中的违纪犯法、腐化堕落案件仍时有发生，有些案情之恶劣，涉案人数之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所没有过的。还有极少数人私欲恶性膨胀，为了达到目的，竟然勾结或利用黑社会势力置他人于死地。近年来，在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谋官害命或报复杀人案已有多起。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例，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的高度警觉吗？事实说明，有些党员干部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进行党的宗旨的教育刻不容缓。
三、破除“官本位”，一心为人民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中国古代开明君主认为，安抚好黎民百姓有利于维持社稷江山的稳定。“民者，同之基也，减宜重其食，爱其命”；“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在中国古代，“民贵君轻”思想的提出，更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上溯历史的长河，可以发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更多的统治者是主张“上智下愚”的，他们把老百姓当成未开化的、需要像放牧牛羊一样进行统治的愚民群体，在古代，一些朝代设置的州官经常被称为“牧”，就是源于此说。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还出现了一个与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现象，即“官本位”。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原始社会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特权。”原始社会的人为了公共事务的需要，推选出一个人为大家服务，而这个被选出来的酋长或首领，则必须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当官。由于当官的人要付出许多，而“己又不享其利”，所以原始社会的官职并不会令人们趋之若鹜，相反，许多人都惟恐当官。以后，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官本位”现象产生了，官吏已不再是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者的代名词，已不再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而成为了某一统治阶级或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自隋唐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科举制”，“学而优则仕”渐成风气，许多人寒窗苦读，就是为了当官，还有些人干脆就用重金去捐官位。可见，“官”对人的诱惑力有多大了。
（一）“官本位”意识是政治腐败的直接诱因
在现代社会，“官本位”意识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从根本上与现代民主、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官本位”意识，更是从根本上违反了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造成党群关系淡化、弱化甚至恶化的直接诱因，也是造成政治腐败的直接诱因。此外，“官本位”还是产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总根源。具有“官本位”意识的人，往往只当官不干事，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漠不关心，对人民的利益置之不理，而且往往是以形式主义对上，以官僚主义对下，心里想的只是升官、保官。江泽民同志指出：“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其危害极大。因此，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必须狠狠批判和坚决破除。”
流传了数千年的“官本位”意识，像其他封建残余一样，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是根深蒂固的。由于现行体制存在许多弊端，很多制度还没有建立健全，因此，“官本位”意识不但不会自行消除，还反而对许多人有很大的侵蚀作用。正像江泽民同志所说的，“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于是跑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出来了；弄虚作似，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出来了；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但求无过，一切为了保官的现象出来了；以权谋私的现象出来了。”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还指出：“有的党员干部慢慢忘记了自己入党、当干部时的初衷；脑子里个人升官发财的思想滋长，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抛到了脑后。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下，有的到处拉关系、找靠山、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造假骗官，甚至杀人谋官，有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家长制习气严重，有的贪图享乐、花天酒地、贪赃枉法，有的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等等。”
针对“官本位”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江泽民同志提醒大家：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白，我们是共产党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千万要防止把升官发财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如果你的“官”，不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干出来的，而是靠“跑”、“要”、“买”得来的，那不仅不光彩，最后还要栽跟头。要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上，至于个人的升降去留，应坦然地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择，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就在那个位置上尽心尽力、发光发热。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当好人民公仆，要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要事事处处以人民利益为重，坚决破除“官本位”。
（二）一代共产党人的公仆本色
几十年前，毛泽东就曾经教育全党：“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始终保持着公仆本色，都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他不愧是全党学习的楷模。周恩来曾经说过，要“做人民的奴隶，受人民指挥，做一条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他还曾寓意深长地把“总理”解释为“人民的总管理员”。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又指出：“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美好的将来，为全人类光明的前途服务。”在周恩来的心中，“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要“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做一分钟工作。”晚年的周恩来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老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不多了，要抢时间工作才行啊！”周恩来总理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
朱德委员长身居高位，也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本色。董必武在《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诗中，赞颂朱德是“半生戎马为人民”，“甘为民仆耻为官”。其实，董必武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董必武担任国家副主席期间，他多次接到外甥求他帮助找工作的来信。董必武的这个外甥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是靠董必武的兄嫂抚养成人的，他想让舅舅在城里给自己找一份工作。但是，董必武同志没有办这个举手之劳的事。在给外甥的回信中，董必武这样写道：“现在想凭借私人力量，以介绍方式去找工作，那是直接违反中央的政策”，并告诫自己的外甥：“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革命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也就在其中解决了。假如参加革命而以解决个人利益为目的，那是绝对错误的。”“甘为民仆耻为官”，全心全意为人民，这就是一代共产党人的公仆本色，这就是一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破除“官本位”，就要一心为人民；而一心为人民，才能破除“官本位”。20世纪60年代，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一切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遇事都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去衡量、去选择，正像老百姓说的，焦书记“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从焦裕禄生前的言行来看，“群众”这个概念已经走进他的心窝，真正成为了他心中的“父母”。焦裕禄在做事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那就是群众。在兰考县当县委书记，他坚决不同意装潢县级领导干部的办公室，不同意将桌子、椅子、茶具更换一新……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想到“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连想也很危险。”焦裕禄顶风冒雨下乡访贫问苦，考虑到“雨天，群众缺烧的”，所以经常是不喝群众一口水，不吃群众一碗饭，不烤群众一把火。焦裕禄的一生对人民作出了贡献，人民的心中永远装着焦裕禄，永远怀念焦裕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对做人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有更严格的标准和要求。要像焦裕禄那样，真正在内心深处形成自觉的群众意识，而焦裕禄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崇高境界，更应该成为所有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
现代文明社会，提倡尊重人的价值，提倡平等意识，这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公平、公正性原则。社会上的职业有多种多样，无论是做官经商、从医任教或做工务农，人都是平等的，享有平等的权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党员干部都要自觉强化民本意识，摆正主人和公仆的位置。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曾在《郑培民》这部书的正文前题文：“位高无傲气，权重有清风”，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是对郑培民为人做官的真实写照，是对郑培民准确客观的评价。郑培民从参加工作到去世，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每天不管工作多忙，郑培民都要挤出时间静思一番：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从郑培民遗留下来的几十本厚厚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语：“老百姓比天还大。”自己一生的行为准则就是“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等等。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郑培民的“万事民为先”，反映了他对于权力与地位的清醒态度。“大浪淘沙，警钟长鸣，不忘宗旨，永葆清白”，这是郑培民在日记里记下的对于“权力”和“地位”的认识。郑培民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他深深懂得，万事民为先，才会权为民所用，才能为人民办许多实事好事，赢得民心；相反，利为己所谋，权为己所用，就会忘掉宗旨，就会失去民心。万事民为先，才会情为民所系。郑培民真正做到了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无论是贫困地区，还是有险情之处，在他工作过的每一处地方，都和那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感情。万事民为先，才能利为民所谋。在郑培民的日记中，经常能看到“发展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群众”之类的话语，体现了他把执政为民，造福为民当成了自己的重要职责。郑培民身居高位，心系群众，在他当上了老百姓眼中的“大官”的时候，却还依然把自己当成是老百姓中的一员，始终没有丢掉平民本色。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斗转星移，时代和环境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郑培民的职务也越来越大了，但是，直到他当上了省委副书记，直到最后他把生命献给了人民，他的“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的信念也根本没有变。
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自觉地以焦裕禄、孔繁森和郑培民为榜样，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要一心为民，廉洁从政，艰苦奋斗，尽职尽责，鞠躬尽瘁，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谁如果当官后就自以为是，忘乎所以，甚至像刘少奇所说的，“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那么结局将会是很悲惨的。“载舟之水亦能覆舟”，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多少个“官”的下场就是最好的明证。因此，为官者不可掉以轻心，不可不引以为戒。
（三）职务越高，责任越大
党员干部不仅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也享有一般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是个利益的“利”。权利又是相对于义务而言的，享有某种权利，就意味着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党员干部都是如此，而党员干部就更应当正确处理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一个人无论“官”有多大、“位”有多高，在整个社会关系中仍是普通的一分子，在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面前没有任何特权。从实际情况看，领导干部尽管在地位、权力等方面有别于普通群众，但如果忽视了做人，不能严于律己，而仅仅依靠权力和地位去推动工作，那是万万不行的。《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奉公如法，则上下平”，另一句古话“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公道正派，公正廉明，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在工作中做到按原则办事，主持正义，公开、公平、公正；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做到廉洁自律，不夹杂私心私利，不损公肥私，不假公济私。“公生明，廉生威”，只有做到公正廉明，才能以德服人，以德树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