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职务、职位以及由此显示出的重要程度，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地位观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担任职务、职位作用与意义的认识与态度，以及对自己在社会中与他人关系如何的认识与态度。牢固树立正确的地位观，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和地位，正确处理公仆与主人的关系，是每个领导干部坚持执政为民的核心问题，也是摆在所有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和长期任务，特别是对于走上领导岗位不久的年轻领导干部来说尤其重要。
一、汲取历史经验，甘当人民公仆
上溯中国历史，在古代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结构本身的特点，当时的一些人把整个国家看成是一个大家庭，比较典型的看法就是宋代张载《正蒙·乾称篇》中的“民胞物与”说，认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堆之师，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的理论不仅把天地加上了道德色彩，而且把社会关系家庭化，他在《西铭》中还说，既然人们都是天地的子女，因此，所有老百姓都应该被当作是自己的兄弟，万物都应该被看作是朋友。君主是天地的长子，大臣是帮助长子的管家人。对老年人要尊敬，对孤儿和小孩要慈爱，就像对自己家里的老年人和孤儿小孩一样关心，天下有残疾的、孤苦的人都是我自己的兄弟。张载的这一学说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人道精神，这种理论对于稳定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有着积极的意义。许多开明的统治者也确实都在“亲民”、“爱民”上颇费苦心，因为他们懂得，只有赢取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的道理，像三国时期的刘备在曹兵紧追不舍时，仍携百姓同行，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然而，封建统治者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其把“亲民”、“爱民”作为治国安邦之道，也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不幸的事实是，历朝历代虽不乏开创伟业的统治者，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重复了从艰苦创业、体恤民情，到贪图安逸、腐败灭亡的兴衰轨迹。秦朝、隋朝都历尽艰辛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却都在儿孙辈的挥霍中转瞬而亡；两汉、盛唐数百年的江山仍难逃土崩瓦解的命运；还有从浩浩荡荡声势遍及半个中国，到后期腐化、混乱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从马上威武得天下，到混迹市井吃喝玩乐的清朝八旗等，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
（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汲取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挈其瑰宝而绝其锱磷”是毛泽东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的指导思想，更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视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学习的科学态度。
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通过的党纲中就把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表明其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是为着整个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经明确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在毛泽东看来，“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毛泽东本人就很喜欢“人民的勤务员”这个称呼，在延安，刘少奇曾称毛泽东是人民的勤务员，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讲得对，讲得好”。
1944年，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曾经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分析了明末农民战争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分析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攻入北京后骄傲自满和作风腐败是导致农民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文中说：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又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政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人主，人民的血泪更替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1944年3月，重庆《新华日报》分四次全文连载了《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这篇文章并且立即指示印刷发行。同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与时局》的讲演，他结合历史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讲述了印刷发行《甲申三百年祭》的目的和意义。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之后，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与几位国民参政议员到延安访问，在与毛泽东交谈中，黄炎培提出了自己思索已久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十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也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黄炎培先生希望“中共诸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从艰苦创业到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要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执政前夕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党的地位的巩固与否、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是与人民和民主分不开的，是与民众监督分不开的。
（二）严于律己，从严治党
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前夕，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的谈话中说：“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
在西柏坡，毛泽东对一位陪同散步的警卫人员说：我们进城后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这既是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教导，也是对全党的谆谆告诫。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的讲话既是对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现实形势的清醒估计，也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教训以及中国历史上的经验的深刻总结。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陆续离开西柏坡和附近村庄到达北京，当时毛泽东曾形象地把这比喻为“进京赶考”，希望中国共产党人考出好成绩，不要当李自成。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临行前，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白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充分表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兴国的坚定信心，对领导人民建设一个崭新国家的历史责任感。
在建国前夕，老一辈革命家不搞特殊，不摆架子，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大公无私，任劳任怨，有浓重的公仆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充分显示出了一代伟人的风范。在西柏坡，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作战，自己却舍不得多用一条毛巾，当卫士长劝他换一条新毛巾时，毛泽东却说，我多用一条毛巾，可能费不到哪里，可是全军每人节约一条毛巾，省下的钱，就可以打一次沙家店战役。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和新鞋，他仍然穿着陕北时的补了又补的旧军衣、旧衬衫，他的毛衣和毛裤更是穿了许多年，上面有好几个大窟窿，不少地方都脱了线，但他一直舍不得换。毛泽东常说，节约一件衣服，前线就可以多几颗子弹。在西柏坡，朱德总司令始终像一个普通的战士，经常与大家一起谈心、劳动，还帮助老乡拉耧种地，收麦割稻。在土地会议期间，前来开会的干部的马匹啃死了农民的小树，刘少奇亲自过问此事，他叮嘱有关部门前往清点赔偿，并且还和机关干部一起栽树用以补偿老乡的损失。在西柏坡，1948年7月的一个晚上，几小时的瓢泼大雨把一个窑洞冲塌，五名战士被埋，周恩来深夜冒雨指挥抢救，并亲自挖土救人，有四名战士脱险了，另一名身为理发员的战士因砸伤不幸牺牲，人们在抬棺送葬的人中看到了朱德总司令。
几十年后，邓小平在与日本客人谈话时曾经说过：“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到处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之所以能够以弱对强、以少对多取得胜利，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的表率作用，他们虽然身居高位，身居要职，却能够事事处处以身作则，艰苦奋斗，正像邓小平所说的，“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问题是我们党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
早在1948年9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概念。几字之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大众这个关键问题上的科学态度与高瞻远瞩，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同历代统治阶级执政的根本区别，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突出特点和根本目的，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之所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对于一个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有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政党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新的考验。在共产党刚刚取得胜利之时，国内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就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的蜕化变质上了。一些资产阶级的预言家甚至作出预言：中国共产党进城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一定会被腐蚀，会自己垮掉、烂掉。其实，对于和平建设时期将会出现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郑重地告诫全党，他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严于律己，从严治党，时时刻刻注意摆正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位置，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夕始终绷紧的一根弦。中共中央刚刚进入北京不久后的1949年5月，在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中，就有许多项展现出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高尚情操及铁的纪律的规定，如：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看戏、看电影、理发、洗澡及进入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票付钱；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须除绝。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保持了良好的军民关系、军地关系、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实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统一，对夺取全国性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共产党人要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人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中国共产党在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利益的大政方针的同时，也提出了党的建设的目标。“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是邓小平向全党提出的一个严肃的问题。邓小平强调，搞社会主义，要靠一个好的党，他富有远见地指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共产党人在长期执政中必须解决好这一问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永葆生机与活力。
（一）采取有效措施从严治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