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价值主体的单一化和价值运行机制的单向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全社会计划的决策者和代表者，是社会最高的、也是唯一的主体。国家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直接指令来维系社会的协调和统一。全社会各地区、各层次的行为者（单位和个人），都在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执行一致的计划，向同一个主体和计划负责。基层单位和个人只被当做“零部件”一一颗螺丝钉，只能随着国家机器的大系统运转，而不是独立的主体。这样一来，单位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主要表现为完成国家的计划，符合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得到国家体制系统的承认、肯定和支持等。这样，被强化起来的就是下对上的服从和依赖意识，责、权、利相分离的意识，“等、靠、要”成了它的最极端表现。国家计划对社会生活自上而下的调节不仅是单向的，而且是静态的，它以计划本身保持相对稳定为前提，让实际操作服从计划，其结果必然窒息社会的活力和效率，也难以发挥个体的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并且，在这样一套僵化的体制下，形成了一系列保守、落后的价值观念，如“以穷为荣，以富为耻”的观念，“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观念，“大锅饭”、“铁饭碗”的观念，“耻于经商”、“无商不奸”的观念，权力过分集中、忽视民主和法治的观念，思想僵化、“唯上”、“唯书”的观念，轻视知识、鄙薄技术、无视人才的观念，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观念，不重效率、轻视管理的观念，等等。不难看出，这些观念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而大多是应该被破除的封建主义和小生产体制的陈旧、落后的观念，却在计划经济时代得到了强化。这类与市场经济严重不相适应的观念仍然残留在一些的人头脑里，也残留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里。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变化趋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给予人们的价值观念变化以积极的影响。它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进取意识、创新意识、科技意识、自立意识，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在它的起始阶段，由于法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行政措施不得力等原因，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投机取巧、以权经商、行贿受贿、分配不公，忽视道德、拜金主义等。在市场发育的初始阶段，由于人们从理论到实践对市场经济感到有些生疏，因此，一些人在接受了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某些消极影响，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1.在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上存在务实化、功利化趋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公众的最高价值规范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而努力奋斗”。在那个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许多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坚信并且履行了这一信仰的，创造了许多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报酬的先进典型。广大群众对这种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是乐于接受的，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用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约束自己的言行，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在当前，有些人认为为人民服务是抽象的政治口号，不值得去追求。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减退，追求个人实惠，乃至急功近利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在处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德与才的关系上，明显地向后者倾斜，把“政治”和“德”看成虚的、软的，而认为“业务”和“才”是实的、硬的。价值评价标准开始由理论原则向现实生活转变。对于是否被评为“先进”、“标兵”，是否受到人们的赞誉已趋淡化，已经不崇尚“生活是低标准，工作是高标准”的行为准则，个人价值的标准开始转向经济收入多少、求取实惠和实用主义思想同时萌发滋长。
2.在基本价值导向上出现多元化趋向
长期以来，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居于一元的主导地位。这种价值观要求人们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绝大多数群众，特别是广大党员基本上在行动中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基本价值导向已呈现多元趋向。有信奉“理想的追求高于金钱”、“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的价值观，也有信奉“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有的信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生活准则，也有的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自利人生观，还有的信奉既不大公无私也不损人利己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人生观。既有崇洋媚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也有依恋传统、怀恋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仁爱价值观。总之，在多元纷呈的价值观格局背景下，有些人已从“无条件”服从集体趋向有条件服从。他们往往巧妙地保护个人利益，想方设法达到和满足个人的要求，否则，就会出现心理不平衡，甚至公开与他人攀比，与组织讲条件，不达到个人目的不罢休。
3.在价值目标上出现理想淡化、行为短期化，以及价值体验感性化
当前，一些人认为理想太远、太空、太大，不值得设定追求，而个人的现实生活却是最为实惠的。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自身的状况和现实的利益，有的甚至对金钱、对物质享受的追求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金钱的重视和追求是必然现象，相对于以前不敢言利的传统价值观来说，确实是进步。但是，一些人在追求金钱时，总想以某种投机取巧的方式甚至卑劣的手段来取得。为了牟取暴利，可以偷工减料以至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而根本不顾他人的利益与死活；为了获取利润，可以不惜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为了赚取优厚的报酬，有些文化人可以胡编乱造，频频炮制出精神废品而不惜误人子弟，毒化社会文明空气。
当前，还有一些人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注重长远规划，树立长远目标，而是注重近期效应。有的领导干部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可以不顾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大搞虚张声势的泡沫经济和“竭泽而渔”式的短期行为。这是急功近利的突出表现。在生活情趣方面，有些人趋向通俗化、感性化，排斥了刻苦钻研业务与技术的理性和精神价值，已经不满于将主要精力倾注在工作中，比较注重物质生活和寻求感官的快乐。
以上这些变化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变化的现实基础；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复杂原因，使人们在价值观的变化中往往是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先进意识与落后意识相交织、相矛盾，甚至在不同年龄的人的行为表现上也不相同。
三、新时期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在改革、开放、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面临着价值观的严峻考验，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变化，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以正确的价值观指导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为。
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有价值无价值，什么是最重要、最值得追求的一种观点和评价标准。共产党员应当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首先，共产党员要自觉抵制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侵蚀。
当前，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认真思考价值观变化的背景问题：从国内环境看，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力促进了人们正确价值观的确立，同时，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也容易使一些党员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侵蚀，发生价值观扭曲。从国际环境看，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分化”、“西化”战略时，尤其加强了“价值观”渗透和攻势，赤裸裸地用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影响我们，从而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
西方资产阶级所奉行的个人中心、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既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支柱，又是他们腐蚀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人们一旦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就必然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迷失方向，误入歧途。西方敌对势力曾经以这种手段，在某些国家得逞。因此，他们正在加大力度，对我们的党员推行西方的个人中心、个人自由、金钱崇拜和追求享乐的价值观。
面对国内外腐朽价值观的不断腐蚀和影响，共产党人怎样才能保持清醒头脑，站稳立场，经受住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亲情关等等的考验，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从根本上讲，首先要解决什么是“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实质上就是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
其次，共产党员应当奉行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划清界限。
在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利益主体的社会内，处于不同的经济、政治的利益关系中的人，必然会有各不相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在当前我国社会中，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一种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以个人为中心，把个人看做唯一的目的，把社会看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因而认为只有个人的一切，才是最重要、最值得去追求的。因而必然会认为，只有追求个人的私利，谋取金钱和名位，才算有最大的价值，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则被认为是没有价值，也不值得为它去奋斗，更不值得为它去献身。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实质是以个人价值为中心，是私有制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