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常州三杰”的开创性贡献
包树森
“八七”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但是，如何实行土地革命，如何组建由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特别是如何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等等，这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还只能在探索中逐步寻求正确的答案。在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群体中，就有“常州三杰”（恽代英、张太雷、瞿秋白）这样的杰出代表。
恽代英是这批最早的拓路者之一。这位外秀内刚的革命家，1926年2月就在他写的《党纪与军纪》的重要文章中，提出了著名的“党指挥枪”、“党高于一切”、“军人要服从党的主义”的治军观点。南昌起义成功后，8月2日，南昌市5万军民举行庆祝联欢大会，恽代英在会上慷慨陈词，阐述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必须紧握枪杆子的重要意义。之后，起义军撤至潮汕海陆丰，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为工农武装割据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张太雷一向十分重视武装斗争和农民问题。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他就向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提议要“组织工农武装”，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进行回击。1927年12月11日凌晨，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经两小时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广州市的绝大部分地区并迅即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张太雷代理）的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了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法令。起义在第三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指战员英勇牺牲。对于张太雷的牺牲，作为同乡、同学、同志的瞿秋白十分悲痛，他在《悼张太雷同志》一文中说：“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后，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
瞿秋白是党内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并孜孜以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革命领导权的论述。为开拓革命新道路指明了方向。
他很早就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革命”的重要论断，明确指出“耕地农有的要求，是中国革命客观上的结论”。发动农民起来进行土地革命，是“铲除军阀统治及买办剥削的经济基础”。在他主持的“八七”会议上，更进一步强调“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
他在武装斗争问题上，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创见。1926年4月，他发表了《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明确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必须建立革命的正式军队。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满腔热忱地贯彻“八七”会议所确立的总方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武装斗争上，迅速组织和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在腥风血雨中点燃了耀眼的革命火炬，创建了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并为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革命斗争、探索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期间，他虽然犯有短期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他一旦觉察，便很快就进行纠正。他关于农村局部割据“威胁与包围”中心城市的思想，农民暴动应采用游击战争方式的思想，特别是他对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向井冈山进军，开创革命根据地和建立工农革命军的有力支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在全党产生了深远影响。
“常州三杰”是常州人民的光荣。他们的光辉业绩、崇高风范，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一是知难而进的奋斗精神。据1927年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党员已从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余人；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由革命高潮时的300万人减少至数万人，有1000多万会员的农民协会亦基本上被解散。“常州三杰”正是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以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挺立在险风恶浪的潮头的。二是锐意创新的开拓勇气。应当说，瞿秋白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思想，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提供了起步的第一块基石。张太雷提出的“组织十万工农武装”、“鄂北武装农民上山”和恽代英提出的“党指挥枪”的治军观点。以及在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实践过程中，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性中央政治局将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中心城市转到广大农村，尔后又发展成从农村局部割据到“威胁与包围”城市的决策，无不体现了他们锐意创新的开拓勇气。三是尊重实践的科学态度。包括“常州三杰”在内的拓路者们，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失误和挫折。可贵的是，以瞿秋白为首的拓路者们能尊重实践，不断地总结各地党组织进行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逐步形成比较正确的观点和指导方针，组织和领导各地的革命群众继续进行探索，终于成功开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载《江南论坛》200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