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盘舞是盘鼓舞的一种,表演时,地上七盘分列两行、并置一鼓,舞者穿长袖舞衣,在盘鼓上回旋腾踏,发出有节奏的声音。它是舞蹈和杂技的巧妙结合。从张衡《七盘舞赋》、山东历城出土的汉画像石《七盘舞》中都可得到证实。
汉代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百戏是中亚、西亚文化在中原传播的形象表现。它对我国古代各项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拳术
拳术是从角力(脚手并用)衍生出来的一种徒手攻防格斗形式,它可以相互纠缠摔打,因称相搏,这是介于摔跤与拳技之间的一项运动。西汉末拳术发展成为一种表演项目,通称“卞”或“弁”,也叫手搏。“孝哀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六射武戏。”(《汉书·哀帝纪赞》)苏林注:“手搏为卞,角力为武戏也。”由此可知手搏与角力是有区别的。
汉魏之际的拳术,见于记载的极少,唯在曹丕《典论·自序》中略有提及:“宿闻(邓)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善有手臂”就是拳术,“空手人白刃”就是徒手与持兵器的人搏斗。这个项目至今在武术中还流传着。
8.剑术
秦汉继承战国时期佩剑的遗风。尤其是汉代,“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而舞剑和斗剑的风气也很盛行。在“鸿门宴”上,项庄借口“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秦末汉初有在酒宴中舞剑的习惯,其舞剑肯定会有套路。由于佩剑有既美观又便于健身防身的功用,不少文人学士随身佩剑,以象征力量和勇武,和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汉书》有关人的传记中这样记载:“司马氏在赵者,以传剑论显”,东方朔“十五学击剑”,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比比皆是。
9.射术
古代射箭分为“射礼”和“战射”。秦汉时期,射礼渐衰,战射受到重视。它要求射的远,命中率高。无论在军中和民间开展极为普遍。因此,在《汉书·艺文志》中出现了大量的射术专著,这些书虽已亡佚,但从其书名来看,射技不仅相当精熟,而且还形成了各家射法。这一时期,精于射术的人很多,如李广,平时“专以射为戏。其射,见敌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汉书·李广传》),至今传为佳话。
汉代,弩射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威力。当时,善于弩射者“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后汉书·陈敬王羡传》)。三国时,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一弩十矢俱发”。对弩的改进做出了贡献。当时的强弩,一般为“蹶张”,需要很大的腰腿力量。如四川郫县出土一架蜀汉铜弩机,需10石(合今530多斤)的力量才能拉开。因此,弩既是战争的武器,又是练习力量的一种重要手段。
10.导引养生思想的发展
导引是一种专门学问,在西汉已有专著出现。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医书,其中《却谷食气》和《导引图》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却谷食气》讲的是导引行气。其内容比《行气玉佩铭》更为详细具体。在同一帛上的《导引图》,彩绘有44个各种人物的导引图像,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裸背者,也有著衣者,衣冠皆为当时一般庶民的样式,图像整齐地排列成上下四排,图附有文字说明。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导引图。
从动作方式讲,有立式和坐式,有徒手的和持器械的,有纯肢体运动和配合呼吸的导引,还有大量模仿各种动物形态的导引。近世医疗操和健身操中的一些基本动作,如头部运动、上肢运动、下肢运动、扩胸运动、体侧运动、呼吸运动等,在该图中都能见到,充分反映了当时导引术的多样性。
从功能方面讲,既有用于健身的,也有用于治病的。图中很大一部分标明“引”(或挽)什么病的,如“引聋”就是通过一定活动可以治耳聋病。“引”是“引体令柔”;“挽”是指屈身俯地。图中未注明的导引术式属于健身类。
1984年,在湖北江陵县的汉墓中也出土了一批医书,其中的“脉书”和“引书”是对马王堆导引著作的补充和印证。
11.五禽戏的产生
华佗在前人有关导引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人的生理和某些医理,阐明了运动对健康长寿和导引养生方面的作用。他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三国志·华佗传》)这种明确而具体的导引理论,是对先秦“动以养生”思想的发展。
华佗在《庄子》“熊经鸟伸”和《淮南子》“六禽戏”(《淮南子·精神训》)的基础上创编了以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活动形态为内容的五禽戏。虎戏是模仿虎的刚威勇猛,以增长气力;鹿戏是模仿鹿的奔驰反顾,以灵活腰腿;熊戏是模仿熊的倒卧翻滚,以畅通血脉;猿戏是模仿猿的攀援跳跃,以灵敏身躯;鸟戏是模仿鸟的展翅高飞,以愉悦心情。
五禽戏能健身益寿。由于五禽戏的大部分动作,是俯伏地上进行的,运动量较大,因而,它是以健身为主兼有医疗作用的体操运动。
五禽戏的产生,标志着导引已由单个术式向成套动作的方向发展,它对以后的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等在某些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古代中国体育文化的繁荣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封建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巨大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重视军事训练和推行武举制为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促进了马球、蹴鞠等体育活动的盛行;城市的繁荣和宫廷娱乐有益于各种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中外文化经济交流丰富了体育活动的内容;妇女较为广泛地参加了体育活动更是唐代的一大特色。概括来说,唐代封建制的完善,经济的高度发展,文化善于吸收外来的营养,这些都为体育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创立武举制
为了适应选拔军事人才的需要,武则天于长安二年(702),创立了武举制。武举考试的项目有:“一日长垛(以测试射程为主),二日骑射(测试马上射术),三日马枪(测试马上运用武器),四日步射,五日材貌(以身高六尺以上为上),六日言语(以有神采为上),七日翘关(测试力量)。”如以翘关为例,“翘关长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新唐书·选举制》)。总之,武举考试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骑射及运用武器为主的武艺,二是身材、体力、体能等身体条件和身体素质。武举的设置,开始把武艺纳入科举的轨道。武举的实施,无疑对军事体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改善了体育的社会地位。
2.木射
木射是唐代在中老年人中兴起的一种体育活动。唐代的陆秉编有《木射图》,记录了这项运动的活动方法。这项活动一般在室内进行,在场地一端设立15根笋形平底木柱,其中10根木柱上用朱笔写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另5根柱子上用墨笔写着“傲、慢、吝、贪、滥”。比赛时,由参加者在场地另一端用木球抛击木柱,击中红字的木柱为胜,击中黑字木柱为败,由于这项运动是以木球当箭,木柱当“靶”,故称“木射”。又因它有15个木柱,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称为“十五柱球”。从木柱上所写字的内容来看,木射是一项寓封建意识于游戏之中的娱乐活动。
3.踏球
踏球,又名胡旋舞或骨鹿舞,是新疆少数民族古代的一种球类活动。其运动方式是“舞者立于球上,旋转如风”,“今乐人又有踏球之戏,作彩画木球,高一、二尺,女伎登蹑球,宛转而行,萦回来去,无不如意”。(《封氏闻见记》)这是对“踏球”活动形象的描述。“球上有嫔,球以行于道,嫔以立于身”,“无习斜流,恒为正游,球不离足,足不离球”,“疑履地兮不离地,疑虚腾兮还践其实。(《内人踢球赋》)”文中说明了舞者精湛的表演技术。唐玄宗李隆基曾以踏球来操练宫女的身体。唐末,该项活动已演变为杂技的形式之一。
4.拔河
拔河,古称牵钩。唐代无论在宫廷或民间都很流行。民间拔河有双重的意义:一是用来训练士兵的身体和意志;二是用来祈求丰收。《隋书·地理志》中说:“牵钩之戏,云以讲武所出。”又说“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庆胜,用致丰穰”。拔河在古代是襄阳汉水一带的风俗,常在正月十五日举行拔河比赛。
唐代宫廷盛行拔河。在中宗时曾多次举行拔河比赛,唐玄宗、武则天在宫中举行的拔河比赛,有时多达千人,规模之大为历史所罕见。
5.女子体育活动
(1)蹴鞠。唐代以前,参加蹴鞠活动的主要是男子。到了唐代,女子也参加了蹴鞠活动。女子蹴鞠的踢球方式主要是参加不用球门的两人或多人对踢的“白打场户”。唐代诗人王健的《宫词》中就有“寒食内人长白打”的句子,是说在寒食节这天,宫廷女伎表演“白打场户”的情况。女子蹴鞠在社会上也时有所见。康骈所写的《剧谈录》中就记载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在长安城胜业坊北街经过时,“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可见,这位女子的踢球技术非凡。
(2)击鞠。唐代马球盛行,影响所及,女子也和男子一样挥仗争夺,不过,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她们打球时,多数是骑驴而不是骑马。据《旧唐书·郭英义传》记载,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郭英义“聚女人骑驴击鞠”。《新唐书·郭知运传》中也说,知运子英义在出任剑南节度使的时候,曾“教女伎乘驴击球”。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宫廷也盛行马球。花蕊夫人的《官词》中写道:“自教官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这是后蜀统治者孟昶的妃子所描绘的宫女打球形象。
(3)步打球。步打球是从骑马打球发展而来的一项运动,这是不用骑马而以杖击球的活动。为了与骑马打球相区别,取名“步打”。王健另一首《宫词》中写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诗中说明这是分队比赛,得第一球的队员,还要向皇帝跪拜,然后才能继续比赛。
步打球至金元时期,逐渐形成捶丸运动。这种活动方式类似现代的高尔夫球。
(4)舞蹈。女子是舞蹈的主要参加者。她们跳的舞有的婀娜多姿,有的刚健有力。唐代舞蹈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所谓“杂有四方之乐”就是大量吸收了西域舞蹈,因而,舞蹈比前代有了很大发展。唐代特别流行康国的胡旋舞,白居易的《胡旋女》中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生动地描绘了舞者美妙的舞姿。
(5)围棋。唐代,围棋盛行,由于帝王们对围棋的兴趣很浓,因有“棋待诏”之设,这是专门陪帝王下棋的专职人员。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使围棋在文人学士甚至妇女中也比较流行。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仕女围棋绢画就是一个证明。
此外,还有秋千、拔河、踏球、抛球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开展广泛,具有群众性等特点。
6.道教与体育思想
(1)道教的逐步形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先秦时代已经孕育着道教形成的各种条件。作为意识形态的道教,东汉时逐步成长,它来源于奴隶社会的原始宗教神巫及“神道设教”(《周易·观卦系辞》)。神巫都是为人医治疾病施行神术和巫术,战国时燕齐一带有神仙方士出现,进行巫祝术数,炼丹成仙的骗术,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神巫为了使方术具有理论的支撑,采用邹衍的五行阴阳说与神术巫术结合,并创造出神奇怪离的故事,欺骗迷惑人们。不仅庶民上当,就是秦始皇、汉武帝也成为方术之士的俘虏,追求长生不死,四处搜寻仙药。
谶纬神学和黄老思想,是道教思想的理论基础。谶纬是汉代流行的宗教迷信,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和预言,作为预卜吉凶的符验或征兆,纬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推验灾异祯祥’,使儒家经典宗教化的理论。他们以黄帝和老子为道家的创始人,本来是先秦的一个学派,东汉演化为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天师道),统称道教。因他们用符水咒语治病,人称符水道教;晋代葛洪又创金丹道教;北魏寇谦之发展理论,规定仪式,使之逐渐成为有影响的宗教了。
(2)道教的体育思想因素。道教以“清净无为,清心寡欲”修行养性为上,以生为乐,重生恶死,追求长生不死;认为生长、生命、生存是生道的本性,主张生道相守,生道合一,长生久视;希望“保神固根,精气不散,淳白不分,形神合道”,是体育思想可吸取的因素。“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西升经》)中的上半句,具有自我争取长生的积极思想,但下半句却夹杂了不死成仙的谬论。这些思想,容易迎合群众心理,被群众所接受。尤其是他们创造了外丹、内丹、存思、守一、服气、服饵、导引、行跷、房中、守庚申等养生方术,更容易接近人民群众,使之能长期延续,绵绵不断。总的说,道家的道论、气论,以及天人合一的理论,构成了传统体育的理论基础,成为我国养生思想的重要一派,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坐忘、行气的思想理论和方术,构成了中华民族保健强身、医疗治病的重要框架,成为东方保健体育的瑰宝。
道教崇奉老子,尊为“元始天尊”,是吸收佛教尊释迦牟尼而来,因为老子“致虚极,守静笃”“清净无为”,道教认为修炼在于修心,修心在于主静,司马承祯曾说:“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师,静则生慧,动则成昏。”(《坐忘论·收心》)教人勿动,守静,这与动肢体的体育运动是相悖的,但是从静以养生的角度看,仍不失中国养生的重要思想,不过混杂的迷信思想,是应当鉴别剔除的。
7.佛教与体育思想
(1)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的神仙方术传人中国(《三国志·魏志》),东汉明帝永乐十年,佛经由西域传入我国,渐有汉译本出现。东汉末年,佛教被统治阶级所赏识,并当做上层建筑的御用工具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大力提倡,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等贵族大臣都信奉佛教。南朝梁武帝尊佛教为国教。使民间流传的佛经多于“六经”数十倍。全国各处的名山秀地,建寺院塑佛像之风大盛,甘肃敦煌莫高窟的佛像壁画,多出自北魏、隋、唐、五代。隋唐时佛教宗派纷纷设立,陈、隋时天台宗建立,唐太宗唐高宗时法相宗成立,武则天大力提倡华严宗,北方的禅宗相比兴起。这些帝王的举止行为,对庶民以很大影响。因此,佛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远大于道教。
(2)佛教与体育思想的关系。佛教经典理论的输入,各派间就有分歧,有大乘、小乘、空宗、有宗之分。南北朝时,分散割据,各讲各的观点,南方偏重理论的辨析,北方着重于禅定(静坐冥想)的修持。但是都为统治阶级辩护,反对唯物主义,把人的心理活动、精神修养、人性问题,以及人的心、性、情与宇宙观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各宗派的唯心主义哲学世界观。借注疏佛教经典使之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使佛教成为中国的佛教了。“人人皆得成佛”成为公认的学说。“神不灭”论,为封建宗法制度和血缘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禅定成为乐天安命、温驯服从、奴化性格的有效工具了。